石海洋：也评《检察机关是刑事错案第一人》——更加客观地看待错案责任
石海洋 | 某国有企业法务人员。
没有金刚钻儿，不揽瓷器活儿！
——俗谚
日前，“法律读库”微信公众号发表《检察机关是刑事错案的第一责任人》一文，对捕诉一体和员额办案制改革背景下，如何严把审查批捕起诉关口、做优刑事检察工作进行了探讨。这篇文章被《检察日报》公号转发后，阅读量很快突破10万，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这一篇通过微信平台传播的文章，其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公号，作者的撰文更加自由随意，后期并没有严格的审核程序，虽被多方转载，但其中的诸多内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过于漂亮的标题，而忽视了文章的质量。现对文章的一些观点提出提出商榷观点，欢迎各位拍砖。
一、刑事错案责任的大小应由事实说话，而不来自于主观的宣称，承担第一责任需要勇气，但承担这个责任也需具备相应的“资质”
先以一个故事开场。在一场接力比赛中，如果第一个选手错把手榴弹当接力棒（手榴弹的外观和接力棒高度相似），传给了第二个选手，结果在第三个选手上爆炸了，第二位选手站出来，哭天抢地，捶胸顿足，说都是我的错，我为什么没有发现那个接力棒是假的？如果接力棒是真的，结果第三位选手掉棒了，第二位选手再次了说，都怪我，为什么我不在递给第三位选手之前为他粘好双面胶，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在《检察机关是刑事错案第一人》这篇文章中的检察机关多么像上面故事的第二位接力选手。
文章的观点震耳发聩，“从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在诉讼中的职责作用看，没有检察机关的错捕错诉就没有冤假错案，检察机关是刑事错案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是这篇文章的核心命题，文章的标题就来自于此。
应当说，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纵观已经纠正的冤假错案，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性的、系统性的，无论是“命案必破”的反规律要求、被害方及民众情绪的宣泄还是“案卷中心主义”的客观制约等等，出现了错案，很难单纯归咎于检察官（检察机关）、法官（审判机关）。
将检察机关作为刑事错案的第一责任人，这是检察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作者说“要树立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这里的“勇”应当是理性的忠勇，而不是莽撞的悍勇，这里的“担当”也是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而不是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这里的“责任”是其来有自、依法据理的，而不应是毫无来由、没有根据的。
二、作为整个司法系统的一个环节，为应为之事，担应担之责，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谁也避免不了摊上事儿
文中提到“我们不能和社会上大多数不熟悉法律的人一样，认为冤假错案是公安局抓错了人，是法院判错了案，与检察院无关。”作者批判的是一种常理性认知，常理之中往往蕴藏着真理。
首先，看案子是哪里来的？案子来源于侦查机关，这里作者不是为检察官和法官开脱责任，警察同志也确实有很多难以言说的“苦痛”。
但有些案子（案卷）“做”的太好了，嫌疑人又做有罪供述，甚至审查起诉阶段仍然保持较为稳定的有罪供述，检察官不是天使，让他能透过“水晶球”去发现血淋淋的刑讯逼供的现场，在七天之内准确的推翻被“做”了很长时间的案件，很难。
在有罪供述面前，客观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被害人家属在门外扯条幅哭诉，媒体的道德控诉连篇累牍，让案件在检察机关止步不前，难上加难。铁肩担道义，如果肩膀羸弱，且已不堪重负，不应再让其背上不该背的锅。
在佘祥林案件，先有客观证据，通过刑讯逼供，获得与客观证据“相互印证”的有罪供述，佘祥林被迫按照侦查机关的要求画出了案发现场的“行走路线图”，最后，经过某某委协调定案，在这里，让谁去承担第一责任？马克昌教授曾言，刑讯逼供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首要原因。
其次，案件是如何了的？检察机关的决定更多是“过程稿”，检察官对这个过程应认认真真的负起责任，“过程”有“过程”该承担的责任，只顾着风雨兼程，无心顾及终点的彩虹。有大量的案件属于认定有争议的案件，对于是否达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确实、充分”的捕、诉证据标准存在分歧，如果对于此类案件一律不捕、不诉，也不能体现检察机关应有的担当。
不能只把案件盯着捕后无罪、诉后无罪等结果（冤案当年判决结果都是有罪，用后一程序的结果来评判前一程序的质量，问题很大），要看看哪些案件是检察官“冒着风险”捕了，侦查机关按照检察机关开列的提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侦查工作，让真正有罪之人被绳之以法；也要看看哪些案件，检委会讨论争议较大，但按照多数意见起诉，最终法院支持了检察院的指控，正义得到了伸张。
有些案件交由法院裁决更显公平正义，而绝非检察机关推卸责任。审判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争议的案件不到最后环节，被终结在检察环节，没有经过法律庭审的淬炼，程序难言公正，结果亦难以服众。检察机关的职能之一是指控犯罪，将案子自行终结在检察机关，面临的压力可以想象，尤其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自己将案子不捕、不诉，又回到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世纪难题”上来了。“以审判为中心”是大趋势、是正确的方向，是骡子是马，拉到法庭上遛一遛，当面锣，对面鼓，是非曲直在法庭的阳光下更容易辨别。
检察机关的公正执法是鲜有人质疑的，并且也在探索公开听证（审查）等阳光检察模式，但从本质上，检察机关的决定是单方面主要依据书面案卷材料作出的决定，可能比多经过法庭一道程序作出的决定，出现错误的概率更高。不是因为法院判的案子，检察机关就没有错误，而是把本应该交由法院审判的案件却终结在检察机关，要承担更大的错误。
我们听说说宁可错判不能错放，但我们没听过宁可错放不能错诉（捕）。把案件交由法院审判，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一种程序公正，也满足了他们的程序诉求。
有的时候检察机关若要不起诉一个案件，当事人用渴求的目光看着检察官，我就想让案子到法院过过堂，看看结果到底会怎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检察机关很难用自己和法院一样等话语来说服当事人，一种纯程序的请求，不能从实体上去反驳。
三、刑事错案的责任认定需要科学的评价体系，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当的敢于承担责任，不利于系统的、长远的提升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
办理刑事案件绝非检察机关一家的事情，需要公、检、法的协同配合。发生了冤假错案，不太可能只有一家有问题，更大的可能性是，都犯了不同的错误，导致了冤错案件的发生。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树叶，冤错案件的原因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发生的冤假错案，就要认真分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而不要着急找一个人来背锅或者主动跳出来认错。
错案发生了，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聂树斌不再了，呼格的生命定格在了十八岁。科学的剖析刑事错案的责任，惩处那些真的存在问题的办案人员，更多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让悲剧不再上演。
作者想让检察机关承担第一责任，来倒逼检察机关提高办案质量，但提供办案质量并不是检察机关自己一家的事情。虽然实行了捕诉一体，但有些侦查机关（人员）仍然将嫌疑人被逮捕视为“成功”的标志，对于继续侦查提纲的内容，不再重视。为了避免刑讯逼供，对于重大案件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但有的侦查机关为了一次“完美”的同录，对嫌疑人进行反复的“训练”，最终让嫌疑人呈现一次符合法律规定的供述，而其他讯问依然充实着威胁、引诱等等不规范甚至违法取证行为。如果因为侦查机关（人员）的懈怠或失职，案件出了问题，让检察机关承担第一责任，不但让承办检察官心灰意冷，而且可能会纵容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
高检院对于刑事检察人员，要求的是真正履行好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强调检察机关要更加积极主动的行使职权。面对冤假错案的责任评估，一定要严谨、科学、慎重，在这个事情上，不能事故未出，而先抢“头功”。
检察机关，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系统内部“求极致”，其次要对于刑事错案的责任进行科学精准的评估，对于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不推不躲，但对于别人的错误也应当客观的评价，从推进刑事法治良性发展的高度，跳出检察机关，站在刑事司法系统的角度，为实现天下无冤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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