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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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陆晓娅
今晚，我决定关上手机睡觉。
已经很多年没有关过手机睡觉了，一天24个小时开机，只是害怕不能及时接到那个电话。
但电话终于来了——在西班牙北部毕尔巴鄂的一家公寓里，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多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
开始还以为是内地的骚扰电话，但听到话筒里急促的声音，我知道最担心的事情可能发生了。
来电话的是妈妈养老院的医生，说妈妈今天早上精神特别不好，他们想要进行几项检查，需要征求家属同意。
相隔数千公里，我鞭长莫及。养老院联系了我的弟弟，他和弟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看到情况不妙，打120把妈妈送到医院急救。妹妹也火速从外地赶回。
这几年妈妈虽然在持续的衰退中，但从未发生过紧急情况。明年就是她的90大寿了，我也做好了继续照顾她的心理准备。
从2015年1月，我们送妈妈进养老院，我和弟弟妹妹就成了养老院的“模范家属”。
一周七天，至少有四天我们会轮流出现在养老院里：推妈妈到花园晒太阳，给妈妈喂饭，拉她走路，到小医院找大夫给她按摩已经开始挛缩的身体……
养老院的许多老人都非常羡慕妈妈，而妈妈自己却浑然不觉，因为她早已认不得我们。
陪老妈散步
妈妈的下坡路是一条缓慢平稳的斜线，一直波澜不惊，几乎没有让我们惊吓过。
这四年多来，她生活在品质不错的养老院里，得到很好的照顾。因此，已经退休的我们仨儿，也会轮流出个门，给自己放放风。
弟弟妹妹告诉我，老妈是心梗，送到朝阳中西医急救抢救中心的CCU（心脏科重症监护室），目前情况已经稳定。
是否马上结束旅行回国？
本来，我把这次旅行命名为“三个女人两颗牙”，打算跟两位女性朋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驾的。
一位朋友也是家中有老母，和她轮流照顾老妈的弟弟发现有癌变，要进行手术，她只好退掉了机票。另外一位女友是我堂妹，会开车却不懂英文（其实我也不懂多少），如果我回来，她只能跟着我回来，也要承担不小的损失。
弟弟妹妹们劝我先等等，看看老妈的情况再做决定。
是夜做梦，梦见妈妈在凌晨2:46分去世了。
惊醒后抓过手机看微信，看到身为医生的弟妹的留言：我刚给CCU大夫打电话问了妈妈的病情，她说昨天入院后用上了常规内科治疗冠心病的治疗手段，心率、脉搏和昨天没有太大变化，心电图也变化不大，上午送去的化验复查结果还没回来，目前病情还算稳定。
我松了一口气。看表，凌晨3点多了。
睡不着了，在手机上查看机票，发现从马德里回北京的飞机最多，也最快。幸亏明天就到马德里了。
接下来的两天，弟弟妹妹们不断“汇报”情况，看来老妈似乎正在恢复，除了一项指标外，其他的都已经正常。
两牙行程还未过半，原本接下来是去南部的安达卢西亚，那是西班牙最为迷人的地方。但我决定从马德里飞回北京。妈妈已经高龄，肌体脆弱，病情随时可能有变。
妈妈离世后，我想想就觉得很神奇——
从她第一次心梗发作到最后离世，一共10天。
她好像就是为了等我，从第一次心梗中恢复过来。她给了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从心理准备到丧葬准备的时间。
从马德里回来当天去医院看她。原来很担心妈妈进了CCU会浑身管子，样子非常痛苦和悲惨，但看上去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甚至她的脸色还很红润。
监护室的护士和护工先后来和我交流，告诉我妈妈的情况和他们做了什么，让我觉得这个医院很有人性，心下十分感激弟弟妹妹们做了正确的选择。
我把手放在妈妈的额头上轻轻抚摸，她睁开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接着嘴里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像是要对我说话的样子。
妈妈已经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后期，早已失去了完整表达的能力，平时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节。2015年初进养老院时，她就已经认不得我们了。现在，这个眨巴眼的妈妈是认出我来了，想和我说话吗？
我不能确定，也不敢确定。对于我们来说，和妈妈交流，听听她最后的遗言，早已是一种奢望。
我撩开被窝，找到她那只没有扎针的手，把我的手放到她的手心中。她攥住了我的手。
我弯下腰，对着她的耳朵，轻轻地和她说：“妈妈，我是晓娅，我是你的大女儿，我从国外回来了，你能认得我吗？你女儿在你身边，别害怕……”
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攥住的是女儿的手，知道不知道在她耳边说话的是她的女儿，我想这只手也会让她感觉到温暖，这轻轻的话语也会让她知道有人在陪伴，不那么孤单吧？
老妈的IPad画(2013年)
老妈的大脑里是个什么状况？她的内心还有情感流动吗？现在她究竟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她身体疼痛或难受吗？她知道自己已经生命垂危吗？她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吗？她害怕死亡吗？她希望我们为她做些什么吗……
一切的一切，都像是被吸进了黑洞，我们无法知道。
阿尔茨海默病让我们生活在平行世界中。
CCU的探视时间是半小时，我还要让别人进来。特别是在四川生活的堂妹，她没有选择马上转机回家，而是到医院里来看望我的妈妈。
说来也是缘分，在她的妈妈病逝前，我利用讲课的机会回到家乡，和老人家做了最后的告别。现在轮到她了。
我轻轻把手抽出来，但分明能感到妈妈不想松手。她虽然没有很大的力气，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在拉住我。
我叹口气，把手拿出来，走出监护室。
第二次去看妈妈，觉得她的脸色不再红润。抚摸她的时候，她睁开一下眼睛又马上闭上了，显然没有昨天的状态好。
护士说，她自己大了两次便，护工还帮她在床上洗过头发。
我很惊奇，和护士确认：是她自己解的大便，不是用开塞露？
护士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并说大便有点稀，他们会继续观察。
这几年，作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理事，我也在参与一些事情。
协会的“七彩叶”志愿者在海淀医院等地方为晚期病人提供服务，我有时候也会到现场看他们如何服务。
每当看到志愿者们用特制的工具给那些卧床的病人洗头、理发，我都非常感动。
有些人想做临终关怀志愿者，以为可以做些精神超度的事情，没想到志愿者却在做这么普通的事情。
我却一直觉得，这些看上去并不高大上的服务，对于病人来说无比宝贵，它让临终者感到舒适和有尊严。
没想到，我的妈妈也得到了这样的服务。
老妈的iPad画(2013年)
妈妈会缓过来吗？我问医生。医生说，高龄老人需要观察，一般两个星期如果指标正常可以出监护室。
希望似乎还在，我们甚至还讨论了妈妈出了监护室是在这里住院，还是回养老院或住养老院旁边的社区医院。但另一方面，我们心里也清楚妈妈的病情可能会恶化。
以前，我们讨论过妈妈走的时候给她穿什么衣服，反正不能穿寿衣店的衣服，那与她的身份和气质太违和了。
妹妹建议穿妈妈在国外工作时做的墨绿色丝绒旗袍。为了和这件旗袍相配，她网购了一双绿色绸子面的布鞋，还找了几条真丝围巾。这些天妹妹已经把它们都拿到自己家，熨烫好了，内衣也准备好了。
我听说南方人是用亚麻做铺的盖的，曾经专门去公主坟找大新服装布料店，那家店里有各种颜色的亚麻布，但是找过去却发现大新已经不见了。
11月15日，周五。
早上问正要上班的女儿周六是否去看外婆，女儿说去。上午不能探视。在家整理东西。中午给自己煮好了速冻饺子，准备吃完就去医院。
饺子刚放桌上，电话响了，是医生，说老妈又心梗了，他们正在用药，希望我们马上过去。
和先生飞快下楼，开车到医院。路上给女儿打电话。
到了老妈病房，她双眼紧闭，但药物似乎起到了作用，监护器上的一些指标在好转。弟弟、弟媳和妹妹，还有我的女儿都陆续赶到了。
我们轮流进去看妈妈。
我有点担心女儿看到外婆的样子会害怕，给她看了外婆在病床上的照片，希望她有心理准备。
女儿出来后流着泪告诉我，看到外婆她并不害怕，但是心里很伤感。她是在北京的唯一的孙辈，爷爷走的时候，她也是和爷爷告别的唯一孙辈。
四代同堂，养老院合影
因为妈妈的状况又“稳”住了，我们决定我和妹妹在医院附近的旅馆住下，弟弟和弟媳先回家。
妹妹在旅馆的床上铺开给妈妈准备的衣服，我们商量着穿什么不穿什么。
我们并不在意什么三身五身，是新是旧。我们一心只想着把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妈妈年轻时还是蛮时髦的，特别是因为在国外工作，会有些漂亮衣服，有些还是在国外买的。记的60年代她回国时带我出去，我总要与她拉开一小段距离，因为觉得这个妈妈“太不艰苦朴素”了，“洋里洋气”的，像个“修正主义者”。
妈妈还记得在欧洲做记者的岁月吗？
这些年，她的阿尔茨海默病到了晚期，颈椎变形抬不起头，只能用口布遮在胸前，全然没有了当年的知识女性样子。
现在，如果她要走，就让她优雅地走吧！
丝绒旗袍很长，可以直到脚面，我觉得配一双白袜子就行，妹妹觉得黑袜子比较好。于是两个人就出去找了家超市，买了一白一黑两双棉袜，还买了一支口红，想着要不要给她化化妆。
我们家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素面朝天的，但我们不希望妈妈的遗容太过苍白或灰暗。
中午饭就没吃的我，此时饿得有点心慌。找了家饭馆要来菜单。
还没点菜，电话就响了，是医生打来的。这时我们离医院不过300来米。
对服务员说声对不起，妹妹回旅馆拿衣服，我直奔医院。
医生告诉我，这一次可能没有希望了，老妈的心跳已经没有了。
她说她知道我们签署了“不进行有创抢救”，但为了等到家属，大概也是为了给家属安慰，现在有医生在给老妈做心脏按压，也在给老妈用药维持。
“是轻轻的按压，不是那种很重的，”她说，“你看是不是还要继续按压和用药？”
这些年在生死学领域探索，对于“死亡”我并不陌生，也接受了“尊严死”的理念。但面对自己的亲人，要在自己的亲人临终时做出抉择，是和讲课与写作全然不同的场景。
晓娅著名的课程
《影像中的生死学》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
想到公公去世时我先生曾说，过去一个人的命是老天决定的，现在这个决定权似乎转到人的手中，可是我们有权利做这个决定吗？谁有权利做这个决定呢？
现代医学的强大实在令人惊叹。我看到过失去吞咽功能靠鼻饲管活了一年的认知症长者，也看过到在ICU里躺了三年还活着的人。但那真的是在“活着”吗？
妈妈病床前，有两个年轻的医生在为她按压心脏，我能感觉到那其实已经是一种安慰性措施了。
既然无力回天，就让医生们休息，也让妈妈能平静地离开吧！
我深吸一口气，对医生说：“不用按压了，如果药物还能维持就继续，等我弟弟妹妹们来。”
看了看床头的监护仪，高压已经没有了。我抚摸妈妈的额头，她也不再有反应。
我走到床的另一边，把手伸进被子，拉住了妈妈那只没有扎针的手。
护士进来，看了一眼监护仪，说：“血压怎么那么高？”
我也一惊，恍惚中回头，看到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
那是我拉住妈妈手时她的身体做出的反应吧？真是太神奇了！
我不再关心监护仪，我知道那些还有一些波动的曲线早晚会变成一条直线。但我知道人临终时最后关闭的是听觉系统，所以我趴在妈妈身上，轻轻地对她说：
“妈妈，这些年你太辛苦了，就放心地去吧，去和爸爸团聚吧！你的三个孩子都很好，都能自立。你的孙子、外孙女，还有你的重孙子也都很好。谢谢你给了我们生命……”
妈妈没有任何反应。
妹妹很快带着衣服过来了。
这时，这波药物的作用已经过去，医生问我们是否还要再用药。
我和妹妹都知道，用药只是心理安慰。正逢周五晚高峰，弟弟可能一时赶不到，但他也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我们告诉医生不需要用药了，就让她安静地走吧！
我们知道，妈妈一旦离去，需要马上给她清理身体和穿衣服。护工说，应该用白酒给妈妈擦身，可是我们没有准备白酒。我们希望亲手给妈妈穿衣服，但毕竟没有经验，担心穿不上或穿不整齐，所以决定请专业的殡葬公司。
我出去给殡葬公司打电话。妹妹一个人在病床边陪伴妈妈。
她一手拉着妈妈的手，一手抚摸着妈妈的额头，跟她说：
“别害怕，我在呢，爸爸在那边接你，别害怕。你放心地走吧，我们都很好，放心吧……”
护士进去，和妹妹一起给妈妈做了最后一次心电图。打印出来，心电图已经是一条直线。
妹妹看表，18:48。后来，医生在死亡证明上写下了这个时间。
护士和护工要给妈妈做遗体护理，让我们暂时离开监护病房。
护士和护工的工作完成后，殡葬公司的人也赶到了。我们一起给老妈擦身，从里到外一件件穿上衣服。
我看到妈妈虽然瘦弱，但是皮肤仍然光洁，皮下仍有脂肪。
这些应该归功于养老院吧。
虽然妈妈早就不会自己吃饭了，每顿饭都是喂糊糊，但毕竟是营养师配餐的糊糊啊，且妈妈似乎一直保持食欲，能吃下不少糊糊。
为了让妈妈获得更好的口感，我们和护理员们，还常常会喂她一点能嚼得动的食物，比如没有刺的鱼、豆腐、南瓜、发糕……
穿旗袍和穿鞋子时稍微费了点功夫，但穿上后很服帖。最后，妹妹在妈妈脖子间结了一条深色的丝巾，上面有几朵红花。
老妈因为颈椎弯曲，早已不能平躺，这两年只能侧身而睡，非常辛苦。但离世之后，也许是肌肉松弛下来吧，她竟然躺平了！
现在，她安睡在枕头上，虽然脸色有些苍白，但有丝巾上的红色花朵映衬着，她显得很平静，好像很享受平躺着睡觉的样子。
老妈，辛苦了，你就好好睡吧！
听从殡葬服务人员的劝告，我们没有给老妈化妆，因为据说遗体冷藏后油彩会花了。
穿过周五晚上的车流，我和弟弟送灵到八宝山。
人们正在开始享受又一个周末。
而我们的老妈，一个从江南水乡走出来的知识女性，走完了她89年的人生，魂魄已经西行，躯体还静静地躺在我们的身边。
老妈iPad画(2013年)
回到家，我决定关上手机睡觉。
我再不用担心半夜铃声了。
关灯后，32年前爸爸离去的那个夏夜浮现出来。
那是1987年7月14日的夜晚，我在妈妈房间里陪她睡觉。黑暗中，传来妈妈阵阵哭泣。
还有，1969年1月16日的夜晚，15岁的我即将离开北京去陕北插队。妈妈让我上床睡觉，自己在台灯下为我补一件衬衣。我听到很少表达感情的她，在轻轻地抽泣。
已经半个世纪了。
我泪流满面。
写于2019年11月16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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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晓娅老师的《影像中的生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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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换了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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