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跟踪（1801期）美元霸主地位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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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主地位面临挑战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加速成长，全球将有更多央行在2018年开始减少货币刺激政策，令美元承压，同时因税改尘埃落定之后，美元多头也失去动能。非美货币则普遍借力反弹，其中澳元、加元等商品货币更是在油价飙升的助推下表现突出。展望即将到来的2018年，美元的传统强势地位也将面临种种挑战。

2018年全球央行政策收紧美元恐受冲击

　　美元指数近期表现较为疲弱，大华银行外汇策略师Peter Chia称，目前交易员将注意力从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税改计划，转向美联储以外的央行，以及他们是否会减少购债，或者开始升息。因而使得美元承压。

　　尽管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仍存在短期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但世界主要经济体将在2018年进入紧缩周期则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高盛集团预计，明年加息的央行可能不止美联储。美国已超过充分就业，英国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的临界点，而欧元区的（劳动力）闲置部分也在缩小；美联储、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和新西兰联储明年都可能加息以控制通胀。花旗银行预估明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利率会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上升0.4个百分点至1%。而摩根大通则预测平均利率会从今年底的0.68%升至1.2%，加息超过0.5个百分点。花旗银行预计美联储及加拿大央行明年会升息三次，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和挪威央行升息一次。花旗银行全球经济研究主任Ebrahim Rahbari表示，“2018是我们真正收紧货币政策的一年。我们将继续目前的道路，金融市场目前还可以很好地应对货币政策，但在2018年晚些时候或者2019年，货币政策将成为使市场复杂化的因素之一。”

　　市场人士认为，美联储加快鹰派升息步伐能否引发新一轮全球资本大流动，仍存在诸多变数。一方面美国债券收益率并没有随着加息步伐而升高，反而出现走低迹象，导致美元资产吸引力走弱；另一方面美股持续刷新历史高点日益引发资产泡沫担忧，令海外资金心有余悸。

　　摩根资产全球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负责人Bob Michele指出，众多金融机构押注美联储明年加息4次，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税改政策降低了美国企业与居民税负，刺激他们扩大投资与消费，从而抬高了美国未来通胀预期；二是税改政策会吸引众多海外资金回流美国本土投资，提振了经济增长预期；三是税改政策给中小企业发展构成实质的减税利好，由此进一步拉动就业率提升，驱使美联储不得不相应加快升息步伐。

　　但美银美林资产证券化负责人Chris Flanagan在最新报告指出，去年10月底以来，美国2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从80个基点降至50个基点。尽管这个新迹象不会阻碍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以避免未来通胀状况。但其结果是一旦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在明年出现倒挂现象，美国经济最早可能在2020年出现衰退。

　　摩根大通发布最新报告表示，鉴于美国经济中长期稳健成长，明年9月前美联储会延续渐进式加息的步伐，即前3个季度各加息一次，明年共加息三次；2019年加息两次，2020年加息一次。其理由是美国短期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偏好，但考虑到经济中长期持续增长动力“不足”，美联储需要权衡未来通胀状况，再决定是否加快升息步伐。

伯克利经济学教授：美元世界货币地位时日无多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兼政治学教授全球货币体系专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表示，各国货币即将在国际市场上更加“平等地”共存，美元将被迫与人民币和欧元分享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他在《全球货币如何运作：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写道，各种储备货币可以并且确实并存。这本由欧洲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诺德·梅尔（Arrnaud Mehl）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学家利维亚·邱（Livia Chitu）共同撰写的新书。三位经济学家使用了20世纪10年代到70年代初期中央银行储备的新证据，其中主要的资料来源集中在20年代到30年代。他们挑战了传统的“赢者通吃”观点，即世界一次只能有一个主要的储备货币。

　　巴里·艾肯格林和他的同事们表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镑和美元分享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似乎基本上是一样的，虽然在具体年份上有所不同。”他们还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最重要的货币，但是法郎和德国马克也是重要的国际货币。”这些经济学家还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下半叶是反常的，当时缺乏替代品，使得美元更接近于垄断世界货币的角色。”

　　巴里·艾肯格林表示，结束美元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宜早不宜迟”，而且这种转变的速度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动。他还表示，一些专家暗示人民币未来注定会领先。“传统观点认为，国际货币地位竞争是赢家通吃的游戏，全球舞台上只有一个国际货币的空间。这个观点是，网络效应是如此之强，它们创造了自然垄断，这种垄断使得跨境交易中使用相同的货币，并迫使其他人都使用。”然而，“新的看法是，金融技术开始传播后，网络效应不再那么强。货币之间转换更容易，这个跟电子产品的操作系统之间的转变市异曲同工。现在每个人都不必再使用Windows系统了。”

荷兰国际：美元与数据脱钩或将丧失投资货币地位

　　荷兰国际集团（ING）在1月5日发布的汇市分析报告中认为，美元与数据脱钩是其投资货币地位丧失的另一个迹象。该行研究分析师Viraj Patel表示，美国就业报告交易的规则将在2018改变，并作为评估未来一年美国数据的一般经验法则，人们确实应该寻找任何证据来重新评估美联储目前的结构性经济观点，而这反过来又可能预示着央行未来的政策路线可能发生变化。

　　就美国就业报告而言，该行认为，寻求美联储在2018年实现3到4次加息的投资者应该习惯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明年就业增长的步伐将放缓。在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线世界里，对劳动力市场紧缩的确认将会得到更高的工资通胀。

　　“后者是2018年美国债券市场的关键；虽然美联储鹰派——和那些认为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平坦而仅处于休眠状态——可能愿意容忍近期就业增长的速度放缓，在我们看来，工资增长持续回升的缺失将严重质疑美联储几乎没有证据基础的旧理论的顽强坚持，”该行称。

　　该行表示，美元已与近几个月的积极美国数据意外脱钩——这是一个额外的迹象，表明美元已失去了作为一种投资货币的地位，负面的结构性因素和政治风险正在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后两股力量将持续到整个2018年，因此任何非农报告后的美元反弹都将消退是我们首选的策略。预计美元指数（DXY）将稳定在91.50-92.50区间。

美联储官员：比特币难撼动美元地位

　　近来比特币的狂热引起一些其对美元形成威胁的评论。据报道，素以鸽派著称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1月9日在一次演讲中称，比特币还不足以对美元构成实质性威胁，并继续呼吁美联储暂缓加息，以促进通胀和薪资的上涨。

　　卡什卡利认为，比特币并不会对美元地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虚拟货币之间可能存在互相竞争的关系，现在对虚拟货币的影响下结论为时过早。过去一年，投资者对虚拟货币的热情空前高涨。短短几个月内，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数字货币从不到10种增加至目前的44种。其中，比特币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虚拟货币，市值高达2490亿美元，几乎是位居第二的以太币市值两倍。近期，比特币价格出现显著回落，但较去年涨幅仍超1500%，价格位于14600美元上方。卡什卡利认为，未来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的全球影响力可能会增加，但目前还不能下定论。

　　卡什卡利称，相比高通胀，低通胀更令人担忧。美联储应保持低利率，以促进薪资和通胀率上涨。美国通胀和薪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只有维持低利率，才能使美国经济接近2%的通胀目标。他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相当慢，这是由于危机和衰退造成心理恐慌的缘故。他希望在美联储再次加息之前能看到通胀上升。新晋票委、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也在1月8日表示，由于通胀低迷，今年美联储不一定要加息3-4次。

使用人民币能绕开“美元独裁”吗？

　　各方正在想方设法躲避美国通过美元施加的影响力。当黄金、比特币以及伪造文件等手段已经用滥，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人民币。

　　约翰·迪扎德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华盛顿的每个人都认为，对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实施金融制裁，并通过银行体系严格执行，是不用花钱或出兵就能彰显美国实力的有效方式。更重要的是，从自由派民主党人到民粹主义共和党人，他们都认为这样做在电视上听起来不错。

　　尽管特朗普政府推动去监管化，但美国政府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法》（Global Magnitsky Act）获得的制裁权力已经从俄罗斯扩大到世界其他国家。更不用说《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该法案的名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因此，人们想方设法逃避美国通过美元施加的影响力。经典解决方案（黄金）、技术解决方案（比特币等）和老套的伪造文件已经用滥。现在逃避制裁者、心怀不满的外国官员和极客们正在研究如何转向人民币。

　　在更为仔细地研究后人们发现，看上去能够替代美元支付系统的其他选择满足不了需要。欧元区、英国或瑞士的主要银行与美元清算系统交织在一起，他们不会参与对其权威的挑战。其他“盎格鲁”国家的银行同样如此。日本人从来不喜欢日元成为国际货币的想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货币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说：“3000年来都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其平均寿命大约是300年。当主权发行人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如出台糟糕的货币政策或者打了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时，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就终结了。”在他看来，制裁属于“愚蠢的”一类。“制裁总是会增加敌人的抵抗意志。文献显示出这一点；一个例子是1941年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但是这些政客是经济文盲。他们认为制裁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攻击敌人。”

　　美国对扎拉卜（Zarrab）等人协助伊朗逃避制裁一案的审判表明“黄金可能是一种不会受制裁影响的替代货币”的想法是错误的。该案中，一名土耳其银行家和一名黄金交易商被判定帮助伊朗将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洗白。扎拉布和合作伙伴们用伊朗的钱在土耳其购买黄金，把黄金运往迪拜，并通过交易所出售。随后伊朗政府将国际支付款项从该交易所账户转出。过程非常复杂且花费高昂，洗钱者回头要依据假文件支付美元。

　　最后，黄金通常需要在某个地方变成美元。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和司法部认为，这属于美国法律的管辖范围。

　　这让我们回到人民币。中国在军事上独立，拥有大量外汇和黄金储备，以及庞大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中国有让人民币变成主要国际货币的明确目标，至少也要在亚洲取代美元。它甚至还设立了所谓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以及与其他众多央行的双边“清算账户”。那些寻找替代方案的人自然产生了持有人民币并通过CIPS进行清算交易来避开美国的想法。

　　但中国人说，没有那么快。中国的国际货币研究所2017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目前以贸易账户跨境支付为重点的CIPS，在储蓄、吸引参与者以及其他方面不能满足资本账户大规模使用人民币的需要。中国人知道，从一个刚起步且高成本的支付体系，到完全国际化的支付和清算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支付系统（如Swift）是一种神奇而独特的消息服务，它传递的消息是“把这笔钱付给那个账户”。清算系统是交换实际货币的“终局”场所。许多其他货币可通过业务遍布全球的CLS集团进行清算。CLS集团提供24小时的安全清算服务。

　　这份中国报告继而写道，目前，当务之急是建立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完善处理跨境资金过度流入或流出的应急预案等等，主要是协调税收制度。

　　然而，有一个办法可以为人民币替代美元创造一个过渡框架。伦敦金融城可能会损失少量的欧元证券和衍生品清算业务，但它拥有所有的技术和人员配备，更不用说英国的法律了。CLS在伦敦有很强的存在，所以你可以掌握“终局”。这并不简单，但是有可能实现。中英双方一直就在伦敦开展“欧洲人民币”交易展开讨论。为什么不呢？欧洲美元市场就起源于苏联和中国让自己的存款摆脱美国政府的控制。

纽约时报：人民币代替不了美元

　　2017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文章给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民币要获得美元一样的统治地位还需要到非常久远的将来。文章认为：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特朗普总统正在破坏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把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持衰退论的人引用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中国就通过损害美国的利益在全球经济中获得了更大份额，这种趋势很容易被夸大。美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占据24%的份额，看起来比2000年的30%有所下降，但与1980年的26%的份额大致相同。精心选择一个起始日期，让美国的衰退看上去的确很严重，这种做法做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中国增长的全球经济份额主要是从欧洲和日本那里获得。

　　中国的崛起已经大幅放缓。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且人民币升值强劲，但许多预测人士坚持认为，到今天，它的经济规模就足以同美国并驾齐驱了。

　　在金融日益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美国作为金融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一如既往地强大。各国央行总在寻找安全的地方储备资金，他们通常购买美国的资产，往往是美国国债，这在他们的外汇储备中显示为美元。自1980年以来，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大致保持在66%左右。这一定程度表明，整个世界不仅相信美国有能力偿还债务，而且比起欧洲、日本，中国来说，世界更信任美国。

　　大量资金令美国不等同于特朗普，而那些沉迷于美国衰落论的人忽视了竞争对手的状况。欧元是19年前推出的，它雄心勃勃地成为储备货币，但它的年轻，以及对欧元区解体的持续恐惧限制了世界对它的信任。老龄化的日本长期停滞不前，为日元通行带来了永久性的上限。由于中国的债务问题外界对人民币则更为谨慎。

　　另一方面，对美元的信心反映了对美国金融和政治体制的长久信心，实质上是完全无视特朗普的上台（他竞选期间曾威胁减少美国的债务支付），以及在他治下运转不良的白宫。

　　当两个国家的企业——比如说印度和阿根廷——想要达成协议时，他们几乎总是以美元来付款，而不是卢比或比索。所有人都想拥有世界上最值得信赖、流动性最好的货币。近90%的银行融资国际交易是以美元进行的，这个比例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世界以美元为标准，在某些方面美元的影响范围还在扩大。当个人和企业从另一个国家的借贷者那里借款时，他们越来越多地借入美元，而这些美元现在占全球资本流量的75%，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0%还高。尽管当年那场危机始于美国，然而现在，比起在危机之前，美国银行对全球金融的主宰程度更高——部分原因是债务问题更加顽固地困扰着欧洲、日本和中国的银行。

　　“锚货币”是指一个国家用于衡量并稳定本国货币价值的货币，以美元为主要锚货币的国家所占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30%和1980年的50%上升到了如今的60%。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0%左右。换言之，世界上大多数人选择生活在一个美元阵营。

　　至关重要的是，没有迹象表明，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元在这些措施中的地位在下降，不管是作为一种储备货币，一个稳定工具，还是在跨境交易和贷款中受青睐的货币。

　　在美元主导的世界里，主导货币处于便宜而充足的状态，是多数国家最乐意见到的情况。美元升值会提高借贷成本，减缓全球经济增长，而且往往会引发新兴国家的债务危机。而美元贬值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美元不断贬值，我们却看到了它占主导地位的更多证据：一个结果是，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广泛复苏。

　　全球对美元的接纳不仅是信任的标志。拥有世界上最受青睐的储备货币是一个实用的优势，它能降低借贷成本，促进美国的GDP增长，同时也体现了美国的大国地位。因此，中国尤其渴望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这毫不奇怪。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它的金融影响力也将随之增强。或许如此，然而虽然美国在19世末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直到令英国金融受严重冲击的二战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并不意味着，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元的统治地位才会结束，但这会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发生，而且它带来的冲击要比一个不可预测的总统更大。

　　历史也表明，单凭经济规模不足以推动中国成为金融超级大国。从1450年到1700年代末，主要储备货币都来自一些较小的国家——先是葡萄牙，而后是西班牙、荷兰和法国。这些国家都是拥有可靠金融体系的主要贸易和军事强国，但没有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那几个世纪里，最主要的经济体是中国。它一直没有获得过拥有主要储备货币的优势。

　　要想从长远角度搞清世界真正信任哪个国家，那就要关注货币。资金依然流向美元——可以说，这张投给美国的信任票才是最要紧的。

（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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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股市繁荣的隐忧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认为，美国股市正经历一场非同寻常的繁荣，但IPO活动却不尽人意。这表明，除了投资者情绪，还有其他因素在发生作用。

　　报道称，正如唐纳德·特朗普不厌其烦地夸耀的那样，美国股市正经历一场非同寻常的繁荣。去年，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月度总回报每月皆为正数，录得首个完美之年。但股票市场的牛市未能减轻华尔街最大也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上市公司数量不够多。去年美国的首次公开发行（IPO）表现还算不错。根据Dealogic的数据，共有189家公司在美国股市上市，融资近500亿美元，是表现尤其糟糕的2016年的近两倍。去年的数据带来了希望，但忧虑仍在。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每年的IPO数量平均超过200宗，在互联网热潮期间（当时焦点是根据充满创意和热情、而非成功业绩记录的招股说明书迅速上市），1999年和2000年美国股市的IPO数量分别为547宗和439宗。如今，公司似乎在无限期地推迟上市，而不是过快上市。

　　在推动了美国股市本轮牛市的科技行业，这点尤为明显。照片分享应用Snapchat的母公司Snap实际上是去年唯一一家上市的大型科技公司，这引发了有关一些大型知名“零工”经济企业（例如优步（Uber）和爱彼迎（Airbnb））是否会上市的疑问。

　　银行人士曾讨论过“独角兽”公司：通过风投公司私募、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如今，他们不得不创造出“十角兽”（decacorn）这个词了，用来指在私募市场上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但在市场如此热情之际，IPO活动却总体平平，这表明，除了投资者的股市情绪，还有其他因素在发生作用。

　　风投公司Canaan合伙人迪帕克·卡姆拉（Deepak Kamra）表示：“对于一家科技公司而言，如果你不能在纳斯达克（Nasdaq）指数位于7000点时上市，那么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上市了。”

　　我们有很多理由希望避免互联网泡沫那样的狂热，根据佛罗里达大学商学教授杰伊·里特尔（Jay Ritter）的研究，在当时所有上市的科技公司中，超过三分之二在上市5年内破产。然而，当前IPO数量的下滑趋势，正引发有关美国公开市场吸引力以及新科技热潮好处的分配方式的担忧。

　　尽管科技公司获得的关注最多，但问题不仅限于该行业。美国上市公司总量处于长期下滑趋势之中。根据编制美国股市一项基准的Wilshire Associates的数据，在1997年达到近7500家的峰值后，上市公司数量在2017年底降至大约3600家，为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最低。

　　交易所、投资者、监管机构、商业组织和政治人士都担心，少数内部人士和精英投资者（而非更广泛的投资大众），过多地掌握着持股年轻且具有激动人心潜力的公司的能力。一些人担心，活跃度降低的IPO市场将削弱美国经济的部分活力。

　　“IPO对于美国经济极为重要，”美国证交会（SEC）委员迈克尔·皮沃瓦（Michael Piwowar）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一个强劲的IPO市场会鼓励创业、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并推动创新，同时会为投资者提供颇具吸引力的扩大财富和减少风险的机会。”

　　在新任主席杰伊·克莱顿（Jay Clayton）的领导下，美国证交会已把解决上市公司数量滑坡作为优先任务。克莱顿是一位律师，曾参与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融资250亿美元的IPO。

　　“这关乎改善投资者机会，”克莱顿在美国主要证券行业组织——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Sifma）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上市公司总量扩大对于散户投资者很重要。投资组合的范围越广、包含的增长型企业越多，对他们越有利。如果总体股票池继续收缩，将减少他们的机会。”

　　美国上市公司数量减少要归咎于多个因素。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创始人作为科技前瞻者、决意改变世界的自我形象与公开市场投资者的短期要求存在冲突。

　　Snap的经历就是如此。该公司上市是自2012年Facebook上市以来美国科技行业规模最大的一笔IPO。上市后，该公司股价曾一路飙升，但不到一年，其股价较17美元的发行价已低出近20%，因为事实证明，来自Facebook的竞争非常激烈，且其初期业绩未能达到预期。

　　一些市场参与者和支持企业的组织表示，耗时且成本高昂的监管要求进一步降低了上市吸引力。2012年出台的《创业企业融资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旨在通过放松证券监管简化小公司的上市路径，现在又有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

　　该法案还消除了企业上市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关一旦公司股东超过500人就必须公布财务信息的规定。这一规定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谷歌和Facebook上市，没有了这一规定，最新一批科技明星公司便有更大的自由在更长时间保持私有。

　　对于小型公司而言——另一个上市数量显著下滑的领域——上市的监管负担过于繁重。据美国证交会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约60%的IPO筹资少于3000万美元，但到了90年代，该比例缩水至30%左右。自从千禧年以来，小型IPO仅占总量的10%。

　　“我认为人们不会基于（监管成本）选择上市与否。但如果你是一家小公司，每年数百万美元的合规成本确实会影响利润，”私人股本集团KKR资本市场主管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表示。

　　这反映了整个市场生态系统对小型IPO友好度下滑的现实。换句话说，如果一家估值为1000万美元的公司上市、且单支基金最多只能买10%，那么对于多数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而言，为最多投资100万美元而必须进行的工作不值得花费精力。

　　小型公司的股票往往也不太经常被交易，而且它们受到分析师关注的机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渺茫，分析师们大多关注那些可以为其所在投行提供利润丰厚的咨询工作的公司。正如史密斯所说：“如果你规模太小，最后就会沦为市场弃儿。没有人会关注你、交易你的股票。”

　　里特尔教授认为并购是决定性因素。他指出，在1990年至1998年之间，由风投支持的成功公司中有50%是通过并购出售——通常是出售给同行业的大型公司——而另外50%是通过IPO。而在2001年至2017年间，并购的占比飙升至90%左右。

　　科技业IPO数量下滑最常被提及的原因是私人资本增加使得公司能够保持私有的时间远远超过过去。私人资本市场曾经是风投基金的专属地盘，如今该市场包括对冲基金、诸如普信集团（T Rowe Price）和富达（Fidelity）之类的共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家族理财室——各方都带着资本进入私人资本市场。

　　美国一家大型银行的银行家表示，这种诱惑“有点像周六晚上去夜店。你不只想进去，你还想进入VIP包厢。人们想获取产生alpha收益（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的独有点子，而不是看到其他人都能看到的主意。”此类投资的惊人增长出现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当时央行致力于把利率保持在历史低点。旨在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也促使各类投资者买入风险较高的资产。“利率很低，每个人都在寻找收益，”风投公司红杉资本的合伙人帕特·格雷迪（Pat Grady）表示，“当你找不到收益时，你会寻找增长，而增长存在于技术和变化中。”

　　各央行削减刺激力度的决定性举措，可能会促使重心开始从私募重新回到公募。“如果央行收紧货币供应，私人市场上的资金量、成本或者融资条件恶化，波动性上升，这可能促使更多私人企业进入公开市场，”摩根士丹利美洲股票资本市场主管保罗·多纳休（Paul Donahue）说。

　　银行家们主张，大多数企业家最终都想运营，或者不得不运营上市公司，即使是那些固执的技术人员也不例外。高盛美洲股票资本市场主管戴维·路德维格（David Ludwig）预测，美国将会迎来“一大批”大型科技企业IPO。“尽管这些创新企业可以在私募市场的帮助下先成为行业领袖，在之后的发展阶段再公开上市，但我们预计其中绝大多数企业将在未来几年中的某个时间点上市。”

　　KKR的史密斯指出，KKR去年帮助6家企业上市，他认为对于美国IPO市场行将就木的忧虑是过度紧张。“企业只是保持私有状态更长时间，但不是永远，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他说。

　　很多人认为，融资市场的风向也许改变了，但是上市的好处没有变。上市可以让早期投资人、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将手里的股份变现，为并购提供了通道，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审查监督。

　　“假如优步当初上市了，如今会不会发展得更好？对于服务少数几个顶层人士和服务更大的股东群体之间的区别，董事会进行了很多讨论。”一位要求不具名的银行家表示，“大公司觉得公开市场会带来更好的公司治理。”有迹象表明硅谷的态度正在转变，优步新任首席执行官达拉·霍斯劳沙希（Dara Khosrowshahi）9月份表示，他希望在未来三年中让优步上市。

　　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音乐流媒体服务Spotify计划上半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将采用非常规的“直接上市”方式，即股票不经过正式IPO程序而交易。

　　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将进行的IPO正日益引起兴奋情绪，尽管就像沙特阿美（Saudi Aramco）一样，现在还不清楚这些企业是否会选择在美国上市。据信国有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的上市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IPO。同时，华尔街和硅谷的一些高管认为，企业在更长时间维持私有状态的趋势是好事。他们把现在与互联网泡沫时期相对比，那时IPO更多被视为树立品牌的手段和快速变现的途径。

　　然而，对于公开市场的投资者，不利的一面在于，未来他们入股的公司有的将已经经历过了收入与估值的爆炸性增长。那些在私募交易中估值就已经很高的公司， 在公开市场将很难达到或超过之前的估值。

　　一些投资人和银行家委婉地形容等待上市的公司将“成长到那样的估值”。他们是在礼貌地表示，他们不想进行会使企业估值低于上一轮融资的投资，因为那至少会给现有股东造成账面损失。“公开市场才是最终的仲裁者，”卡姆拉说。

（FT中文网，20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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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蛙跳”

　　村山宏为日经中文网撰文对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进行了分析。他用“蛙跳”来形容中国技术和经济跨越了阶段的发展过程，一步到位的现象。村山认为，中国是多次实现“蛙跳型”发展的国家。通过智能手机付款的移动支付得以普及，中国正在迅速向无现金社会靠近。现在甚至又开始构筑无需智能手机的支付机制。

　　在地铁站，一位乘客对着购票机屏幕说“我要去东方明珠”。然后售票机自动推荐距离乘客目的地最近的车站。乘客只需对着购票机回答“好”即代表决定购票。在检票口购票机读取乘客的脸部信息，确认是本人的话则会开启闸机。此外售票机还能通过刷脸认证从乘客的电子现金中扣除车费。也就是说乘客可以刷脸乘坐地铁。

　　这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集团2017年12月公开的使用人工智能（AI）刷脸乘车实证实验。利用语音识别和脸部识别，实现了无现金乘车。现在可以使用阿里巴巴的手机支付服务“支付宝”支付车费，不过引入刷脸乘车的话，连手机都不用了。阿里巴巴与在上海运营地铁的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联手推进开发，力争将该技术推向实用化。

　　在中国，不带钱包只带手机出门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从便利店、餐饮店、出租车到路边摊，都能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据中国的调查企业艾瑞咨询统计，2016年中国的移动支付金额达38万亿元。美国调查公司Forrester Research统计显示，美国的移动支付规模为1120亿美元，中国的规模是美国的约50倍。

　　日本2004年就推出了“钱包手机”的服务，可以说是移动支付的先驱，但是并未达到像中国那样，连路边摊都能使用手机支付的普及程度。在日本的个人消费中，现金支付仍占5成。中国在2010年前后现金支付占6成，现在已下降至4成。日本既有技术又有基础设施，然而在移动支付、无现金社会方面，却被后来者中国迅速赶超。

　　为何会出现“蛙跳式”现象呢？虽然技术和产业都是分阶段发展，不过新的技术和产业普及后，这些技术本身也会阻碍下一代技术的发展。在日本，ATM机很早就普及，连便利店内都设置着ATM机，日本人只要带着银行卡，随时随地都能取出现金使用。正因为如此，向信用卡的过渡就相对缓慢。日本信用卡的利用率低于美国和韩国。

　　美国和韩国的信用卡得以普及，与日本相比无现金社会的程度要高一些，但是信用卡却阻碍了移动支付的普及。中国的ATM机和信用卡的普及程度都不及发达国家，不存在阻碍移动支付这一新技术发展的现有技术。因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最先接受移动支付。在日本拘泥于指纹认证等传统技术的时候，中国已开始向使用人工智能的刷脸认证这一新的阶段跃进。

　　越是缺乏传统技术和产业的积累，越容易实现“蛙跳”。中国网购规模的迅速扩大也能通过“蛙跳”来说明。不久之前，中国几乎不存在高效的零售和流通业。天猫和京东等电子商务企业出现后，构筑了物流和配送体制，推出了能够轻松低价购买商品的网购平台。

　　在中国，有望实现下一次“蛙跳”的是纯电动汽车（EV）。从人口比来看，没有汽车的中国人依然很多，购入电动汽车的余力很大。在使用电动汽车的自动驾驶技术方面，中国或许也将赶超日本。今后在中国可能继续接二连三地出现“蛙跳式发展”。不过，“蛙跳式发展”并不是只会在中国出现。任何一个新兴市场都可能出现。

　　紧跟中国步伐的是印度。莫迪政权2016年底废除大额纸币，为无现金社会布局。印度构筑起包括指纹识别和虹膜识别的生物识别身份系统“Aadhaar”，并创建了能够在网上进行本人确认的环境。同时还在稳步构筑使用Aadhaar、无需智能手机的结算系统。另一方面，印度还提出2030年底之前禁止销售汽车和柴油车，推进电动汽车普及的构想。就算是中国，一不留神就很可能被身后的国家赶超。

（日经中文网，2018.1.10）

中国2017年外贸恢复两位数增长

　　中国去年12月进口同比增速大幅回落，但全年仍实现15.9%的增长，出口增速亦接近8%，全年外贸实现两位数恢复性增长，扭转此前连续两年的下降局面，对经济的正贡献明显。分析人士预计今年外贸将延续向好之势，但因国际经贸领域不确定性和高基数因素等，增速将明显放缓。

　　分析师预计，今年世界经济继续复苏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这将维系2018年的中国外贸保持良好发展前景，但由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仍在升温、制造业竞争激烈程度上升等国际经贸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国内终端需求或放缓等因素，外贸增长将出现放缓。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认为，从目前的世界经济看，预计2018年会延续回暖态势，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其它不确定因素，料使中国外贸的增速可能会放缓；考虑到各种因素以及模型的测算，2018年全年出口增幅预计会在6%左右，进口8.5%左右。

　　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2017年12月出口同比增长10.9%，进口同比增长4.5%，路透调查预估中值分别为9.1%和13.0%；当月贸易顺差为546.85亿美元，高于路透预估中值的370亿美元。

　　中国2017年全年以美元计价，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1.4%，出口同比增长7.9%，进口同比增长15.9%，贸易顺差4,225.06亿美元。中国2016年和2015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分别下降6.8%和8%，2014年为小幅增长3.4%。

　　海关发言人黄颂平在发布会上称，201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结束两年负增长的态势，实现了两位数的恢复性增长，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完善扩大进口的财税金融政策等一系列的外贸稳增长政策效应显现，加之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国内经济稳中向好，推动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增长。

　　恒丰银行研究院宏观分析师蔡浩等就进口数据点评称，进口增速意外大幅回落至年内最低水准，主要还是因为在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提前实现的背景下，12月国内需求有所转弱，采暖季、环保限产等使得生产扩张放缓，12月官方制造业PMI中生产和新订单指数均回落。他们指出，出口增速优于预期，是由于外需表现持续强劲，带动出口数据继续向好。12月，欧美日发达经济体保持积极向好的复苏态势，美国ISM和Markit制造业PMI指数双双走高；欧元区制造业PMI指数为60.6，创有纪录以来新高；日本制造业PMI录得2014年2月以来最高。

　　12月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增长7.4%，进口增长0.9%，贸易顺差3619.76亿元。2017年全年，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增长10.8%；进口增长18.7%，贸易顺差2.87万亿元，同比收窄14.2%。

　　尽管2017年中国外贸数据圆满收尾，并在一段时间内有望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前景，但分析人士预计，由于国际环境的结构性矛盾、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等现象仍存，会给中国外贸带来不确定性，叠加较高的基数，今年外贸增速将有所放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分析，受世界经济持续回暖的支撑，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仍可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一些发达国家陆续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走势存在很大不确定，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均增加了中国外贸的不确定性。

　　海关数据显示，12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41.1，较上月回落0.7个点，表明2018年一季度中国出口仍面临一定压力。另外，去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给中国外贸双位数增长贡献力量，但今年能否维持升势存在不确定性。据黄颂平介绍，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现同比上涨态势，带动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上升至109.4，价格对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为52.6%。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传导至出口制成品，2017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为103.9，价格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37.3%。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外贸前景则更为乐观，“鉴于我们判断今年全球和美国经济继续复苏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今年出口增速可能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维持在0.2个百分点。”

（Reuters，2018.1.12）

编译、整理：李彦松　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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