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之女张国男：父亲引领我走上革命之路
李公朴全家福
口述〡张国男（李公朴女儿）
我的父亲李公朴离开我们已经74年了。回顾他在世仅44年短暂传奇的一生，每一次翻阅他爱读的书，查看他编过和写过的文章，父亲的举手投足、言行举止反而越来越清晰地在我的记忆中鲜活起来。
父亲，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到过革命圣地延安，为推动民主运动受过重伤。父亲牺牲以后，我们没有辜负他的教育和期望。母亲张曼筠带着我们去上海、香港等地，继续开展民主运动，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8年，我随全家赴华北解放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虽然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有限，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极为深刻，终生难忘。
在家中，他是讲民主的慈父
在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里，我亲眼看到他在社会上坚持不懈地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在家里，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民主作风。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父亲正在为此而极端苦痛的时候，我出生了。因为正值“国家多难”之际，父亲给我这个女孩取名叫“国男”，“难”与“男”是谐音，希望我像男儿一样将来为国效命。
1933年弟弟出生时，也值祖国内忧外患之时，父亲便给他取名叫“国友”，“友”是“为国担忧”的“忧”字的谐音。
当我们懂事时，父亲给我们讲了我们名字的来历，讲述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的残暴罪行和人民亡国的苦痛，还教我们唱救亡歌曲，要我们牢牢记住国家多难，要为国分忧。
1948年，张国男（右后第四）和同学们游泳
我和弟弟的名字是父亲在我们出生后起的，可是我们的姓，却是在我们入幼儿园报名前，经过一番讨论才决定的。本来，我随父姓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父亲打破旧传统，征求我们自己的意见。我表示愿意随母亲姓，弟弟表示愿意随父亲姓，父亲就尊重了我们两个小孩子的意见。
无论我们家搬到何处，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和父亲在一起。记得他们常常在星期六的晚上，聚集在我家，很自然地开成了一个“周末晚会”。父亲教大家唱解放区的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生产大合唱》等，还指挥大家一起唱。父亲说，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刻，也是我们与这些青年人最幸福的时刻。今天回忆起这些场景来，我的心里依然无比温暖。
在风浪中才能锻炼坚强的意志
父亲一直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12个字作为他的座右铭。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父亲为真理勇于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父亲非常注意锻炼我与弟弟的胆量和勇气。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们全家搬到昆明，第一个夏天父亲就带我们到洱海去游泳。
洱海一望无边，波浪很大，刚学会游泳的我们不敢往远处游，父亲鼓励我们：“在风浪中才能锻炼坚强的意志。”我和弟弟就勇敢地跟着父亲向对岸游去。
越向远处游，风浪越大，游起来越吃力。每当我半途想往回游的时候，父亲就说：“有出息的孩子，应该接受风浪的考验，向前游！”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风浪中游泳成为我们最大的乐趣。
在初中读书时，我还参加了昆明市中学生游泳比赛，父亲特地赶去助威，结果我获得了女子蛙泳冠军。父亲高兴地望着我接受奖旗，并鼓励我要继续努力，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的顽强意志。今天，我仍然保存着这面奖旗，纪念的是父亲对我的期望。
初中三年里，我每个星期回家一次。父亲总是抽出时间了解我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谈起国家大事时，也常问问我的看法。他还给我讲延安和晋察冀边区人民充满朝气的崭新生活。
父亲曾把他在革命根据地耳闻目睹的真人真事写成一本书：《华北敌后——晋察冀》，真切记载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广大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面貌。出书后，父亲一段段读给我们听，其中“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一心向往着去解放区。
承父之志，坚定走上革命之路
我先后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法学院附属中学和香港培侨中学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光。受父亲影响，我勇敢地投身学生运动，这奠定了我的政治方向，并最终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学毕业后，父亲很在意我上哪所中学。我们家住在昆明的文化区，附近有好几所中学学习条件都比较好。但父亲要我这个11岁的女孩子去离家20多里的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上学，因为那是个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进步学校。
那里校舍简陋，生活艰苦。学生住在阴森森的破庙里，要自己挑水种菜。每个星期日我回家来回要走40多里路。
开始我怕吃苦，情绪低落。父亲给我讲延安老百姓开荒种地的艰苦奋斗的动人事迹，讲母亲在延安一面学习、一面纺线搞生产的亲身感受。我的畏惧心理消除了，逐步能够吃苦耐劳了。
云大附中的进歩民主人士杨春洲还聘请了一些进步的老师教课，他们也让我在初中三年中受到了政治思想上的启蒙教育。
初中三年，正是在父亲和学校的培养下，我变成了一个敢闯敢冲、不怕艰苦、敢和胆大的男生比高低的“假小子”。有人说我有点“野性”，看不惯。但父亲却认为，没有这点“野性”，就不可能从旧的传统束缚中冲出来。
正因为我在少年时代经受了这些锻炼，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下乡四清、干校劳动时，能爬高山砍树，上房做小工，担水挑粪，干各种农活，毫不胆怯。
在云大附中，我第一次参加了学生运动。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师生在校内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第二天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联合全市中学举行罢课，抗议武装干涉学生自由集会，成立昆明市罢课委员会，领导罢课运动。
我们云大附中率先在龙头村校内举行罢课，我和弟弟到街头发传单、叫卖学生自己编印的小报。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校门参加政治斗争，为后来参加学生运动提供了斗争的勇气和经验。
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和暴徒闯进西南联大扔手榴弹，四名师生倒在血泊中，伤数十人。此事件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影响全国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了出殡仪式，三万多人为死者送葬。我和同学们都参与其中，一路含着眼泪哀唱悲歌，可以说在昆明阶段，奠定了我的政治方向，我开始向往解放区。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内政治形势日趋险恶。父亲李公朴和闻一多伯伯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是年7月，二人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父亲遇难时，我尚不满15岁，弟弟才13岁，全家陷入困境。抗战刚结束时，西南联大很多人纷纷复原回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协助父亲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的王健和我母亲商量，决定我们回到父亲抗战前工作活动的上海。
经过父亲老朋友、救国会老难友沈钧儒先生的介绍，我和弟弟进入了上海法学院附属中学。
1947年，蒋管区政治经济日益腐败，物价高涨，民不聊生。5月4日，上海学生纪念“五四”运动举行游行示威，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
我和弟弟经常在晚上去上海法学院听学联组织的形势分析报告会，白天上街义卖学生编写的小报。我们还参加了由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到上海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
到了5月20日，上海和其他各地联合一致行动，轰轰烈烈地举行群众示威大游行，公开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我参加了上海法学院的游行队伍，跟着师兄师姐们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向市民宣传内战祸国殃民的道理。
经过这一年斗争实践的磨炼，我深受教育，身心更加成熟起来。
暑假开始不久，上海法学院的一位同学代表地下党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我非常高兴，很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遗憾的是后来走得太急没有等到批准。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上法附中的成绩单通知书，首先看到的是学习成绩优良，为全班第三名，接着看评语竟是“不受教导，滋生事端，勒令转学”12个大字。
当时，中国民主同盟因为坚持全国政治协商决议，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母亲是民盟的盟员，受到了特务的监视。我是个被开除的学生，其他中学也绝不会收留。在上海，我们全家再次陷入困境。恰在此时，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准备在香港恢复民主同盟，因此，全家转移香港。
1947年8月全家来到香港后，我和弟弟进入香港培侨中学。
1948年，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林莽中和张国男及同班好友
培侨用的是香港教育司发的课本，其中设有公民课，但实际上老师给我们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学生们爱听，但要斗智斗勇，随时防备教育司的突袭。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社会发展史”课，学校一位职员匆匆来通知“督察来户”，我们马上把公民课本摆在桌上，老师也煞有介事地讲起公民课的内容。就这样，一个学期我们偷偷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观。
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培侨中学学生自治会下设有女生部，全校女生在朗园广场举行竞选活动。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都化了妆，打扮成老老少少，形形色色。
虽然是化妆竞选，但是既轻松又严肃，既有艺术性又有政治性。当时同学们说我有男子气概，而且我的名字上又有一个“男”字，所以我化装成一个男子参加竞选，讲演后举行投票，出乎意料，我被选为女生部主任。
1948年，张国男在培侨中学学生自治会女生部主任竞选时，化妆演说。
学校还组织我们参加全港的千人黄河大合唱演出，我参加了女低音部演出，让广大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歌声，响彻全香港。
在培侨中学，我仅仅生活了一年零一个月，但却是我学校生活最丰富多彩的一年，也是我走向革命关键的一年。1947年，我进入培桥中学才两个多月，就加入了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同志会）。
一年多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们全家再次提出到解放区的要求，组织同意了。1948年10月26日，我们在培侨中学上完最后一节课，没有向老师们和同学们告别，离开了校园。
1948年，张国男和同学们一起游泳。右起高三班陈家树、高二班张国男、高一班李国友合照
11月21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在华北宣布戒严令的第一天，我们全家为了奔向光明，不惜冒着危险，冲过封锁线，到达华北解放区石家庄。
在那里，我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1949年3月政治班结业，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北平解放，第二年，我转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继续学习俄语。
1951年初,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来了两位苏联院士教授，急需两名党员翻译。我就这样提前一个学期毕业，换上绿军装担任起北京医院保健翻译的重任。此后，一直在医院工作，直到1987年9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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