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波德莱尔 | “绅士往往投身于失败的事业”：《世界文学》中的波德莱尔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骆一禾《先锋》
今天是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诞辰201周年。这位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曾经影响过许多作家的写作生涯，点燃过一代又一代读者脑海里的文学世界。我们从《世界文学》过往刊登的作品中摘选了18位中外作家论及或“征用”波德莱尔的文字。其中有些作家谈到波德莱尔如何在他们的个人阅读史上留下点亮灵感的瞬间，有些作家为波德莱尔在文学史上的定位提供了种种解读，有些作家则直接将波德莱尔融入虚构写作中，让他化身故事情节的一部分。
在中国，郭宏安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早已成为无数诗歌爱好者心中的经典。你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下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的？波德莱尔是否也曾在你的阅读记忆中留下特别的痕迹？欢迎读者朋友们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
慢之又慢地一遍遍读：
个人阅读史里的波德莱尔
在山林小道的拐角处，有时我们会突然撞上一种气味，带响的，浓烈的，挂墙的，被成千上万只昆虫的鞘翅搅动着，这些昆虫把死尸当成了它们的生意、它们的音乐，它们的收益。于是我们走进了诗篇，当然了，这是波德莱尔的诗。生命及其终点的黑色诗歌。这里天空开阔，绝对没有任何坟墓的阴影。天空很美妙，繁茂的树木和绿篱上的鲜花也都很美丽。有碧绿的齐整的青草、红棕色的土壤，千万种生物在唱歌，可是突然间，我们撞见了死亡。令人头晕的。甜腻的。动物的。残忍的。说残忍，但其本质也许还不至于。还不如说是失败，就像一份做砸了的炖杂烩，或是被遗忘在锅底的野味肉。通常，人们只能满足于气味。动物的尸体是找不到的。难道是它的鬼魂散发出气昧，或是我们自己的恐惧?
…… ……
波德莱尔，还是他，他很清楚世界可以装进小瓶子里，或者在一把无精打采的头发沉沉的发卷里。我总是随身携带他的诗句，像一本随身手册，远胜过指导一切旅行的旅行指南，因为旅行就是让自己迷失，摆脱已知的东西来获得新生，不需要任何参考，让自己的感官驯服地球。那么就好好感受一下新国度的气息吧。因此，多年里，我常常迷路，开心地走失在伊斯坦布尔、马拉喀什、开罗、阿斯旺、台北、瓦拉斯、上海、登巴萨、万隆、利马、西贡、堤岸、顺化、河内、马拉蒂亚、赫尔辛基和梅里达的集市里，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炎热的就像迪亚巴克尔，到处是散发出沁人心脾香味的成堆金黄色烟草的市场，藏在一个古老的沙漠旅行队客栈的阴凉地方；还有像一月的克拉科夫这样冰冷的城市，我在堆满了毛皮、银纸马槽模型和麝香的市场里寻找能治疗手指冻伤的药物。这些名字就是些诗篇。而香味则是轻舟，带我们去惬意地漂流。
（摘自《香味》，李华译，2013年第5期）
波德莱尔曾经写道，一个作者会意识到自己笔下之“我”实则是一个他者，但说到底，在法语中，这种“我”是一个他者的意识，是由于有了兰波那神谕般的声音后，才会如此深刻地烙进我们欧罗巴世界的思维定式里的。君不见，雅贝斯“献辞”的最后一行，这个“他者的身份”——介乎“我”“你”之间，处于作者和阅读（朗读）之间——不是已在冥冥中渗进了 “我们” 一词中么？（……）我慢之又慢地一遍遍读波德莱尔的诗，还未全部通读，只读了前二三十首。
（摘自《意义的谵语》，叶安宁译，刘楠祺校，2020年第3期）
1955 年我重读了波德莱尔和魏尔仑。他们在中国被称为“颓废派诗人”而受到各种指责，我认为是不公正的。波德莱尔是开一代诗风的诗人，他在以雨果为代表的法国浪漫派统治诗坛的时候，能够独辟蹊径，不仅为法国也为世界现代诗歌揭开了新的一页。他在诗歌史上的创造性贡献，大约只有毕加索在绘画史上的贡献可以比肩。
（摘自《外国诗之我见》，1989年第3期）
我读法国诗歌的情况与此类似。维克托·雨果、阿尔费雷德·缪寒、维尼（尽管这几个人里他的风格比较严谨）的诗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是出于历虫的原因和对这些人的好感读他们的诗，我觉得他们的诗过于浮华。我是从波德莱尔开始认真读起法国诗歌的。也就是说，我所喜爱的那一代诗人的历程也就是后来西班牙“36年一代”的诗人所经历的。他们的诗讲究简洁、凝练。
（摘自《科塔萨尔访谈录》，刘承军译，1991年第5期）
那以后，您见了大海，还有高山和糟糕而亲爱的城市的喧嚣。您忘记了，而我还在做梦，因为我的目光静止不动。我刺激自己感觉的欲望，要感受事物的魔法直至其精髓；我阅读了叔本华的重要篇章，进一步参透了亲爱的波德莱尔，我的波德莱尔，我的知己，写出某些关于迷狂的诗篇的波德莱尔。
您第一个想到确定这个梦幻者的主题：霍地，福楼拜的一句话铿然有声，波德莱尔的一句诗熠熠生辉——然后几个轻轻的和弦，您展开伴奏部分和您思想里潜在的琶音——伴奏的往往是泪水，琶音柔到极致，是天使般的温柔，也是燕尔新婚的温柔。
（摘自《纪德书信选》，由权译，2019年第4期）
在外国文学中，我对法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十分偏爱。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瓦雷里、纪德、艾吕雅、夏尔、勒韦尔迪、米修、圣琼·佩斯、加缪……这些诗人、作家的作品是我经常要读的。法国在本世纪涌现的诗歌天才让人目不暇接。一群天才，不约而同地走在一起，使他们相映生辉又独具光彩。另一个时代的波德莱尔，也是个大天才，现代法国诗歌的先知，却饱受冷遇, 而他又能慧眼认出爱伦·坡的伟大，直到死前还在翻译坡的作品。这两颗孤星在黑暗中遥相呼应, 可谓奇观。可以说，《恶之花》照亮了20 世纪的法国文学，也给世界文学大增光彩。18 世纪的萨德，19 世纪的波德莱尔，20世纪的热内，已是法国文学的神话。这几个奇才的生活和命运本身就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摘自《诗歌：掷向语言的骰子》，1995年第5期）
我上中学（大阪市北野中学）时，广泛阅读了日本文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中学四年级，我曾模仿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形式写过小说，并在校友会杂志上发在了。我想读波德莱尔的《恶之华》，于是就上了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外国语、以法语为中心）。
（摘自《“起初需要耐心的阅读”》，唐月梅译，1988年第5期）
尽管我早期的诗歌，比如《肩的雕塑》、《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有人认为有惠特曼或桑德堡的痕迹，但我钟爱的诗人应该是法国的波德莱尔。我把能找到的波德莱尔的诗全部抄下来，包括山西大学图书馆里纸页泛黄的《译文》杂志，抄诗的过程对我完全是一种享受。这并不说明我对波德莱尔多么理解，恰恰因为我对他以及他们太陌生了。现在回想，那种新鲜的刺激首先来自道德上的。波德莱尔的生父具有启蒙思想、爱好绘画、有贵族派头，他的继父是路易十八时期的军人，母亲“敏感而忧郁”。他二十二岁那年，带着父亲留给他的十万金法郎离开家庭，过起浪荡生活的同时开始了文学生涯。在我成长的教育中，这个“纨绔子弟”是品质上有污点的人，绝不可能成为我的楷模。但我那时坚信诗人享有某种特权，或者，若成为诗人必须过一种有别于常人的生活，包括波德莱尔那样不光彩的生活。后来，我了解了歌德和更多诗人，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当然，主要是我曲解了波德莱尔的生活。
波德莱尔的趣味和价值观更是影响了我。我们那一代受英雄主义教育，幼时的理想就是将来成为英雄。自然，英雄也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题。然而，波德莱尔最重要的诗集《恶之花》（郭宏安译），其诗名看起来就是对英雄对光明的反叛。他在《序诗》中开宗明义：“读者们啊，谬误、罪孽、吝啬、愚昧，/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诗人毫不在乎抛弃诗歌中优雅的抒情，把缪斯一向可爱的脸庞变得狰狞，他称其为“病缪斯”。如果说他仍在赞美什么，那他只愿意为魔鬼撒旦歌唱了。他在《献给撒旦的祷文》诗里说：“你呀，最博学最俊美的天使呀，/你被命运背叛，横遭世人谩骂，/啊撒旦，怜悯我这无尽的苦难!”这些诗对于我的震动，使我一瞬间否定了自己写过的诗作。此前，我诗歌的调子大致是昂扬的、理想主义的。波德莱尔诗歌里驳杂和暖昧的灰色，令我十分倾心，我以为这才是世界和人生的底色。他提供了一种观察生活的视角，对于初学写诗的人至关重要。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犀利、戏谑，甚至玩世不恭，不禁让年轻的我欣赏备至。而他对细节的捕捉，唯美的词句，陌生的意象和细腻的手笔，成为我那时下工夫模仿的功课。在我漫长的学徒期里，波德莱尔是我一直追随的诗人。
正是从波德莱尔开始，我对诗人的命运有所理解。虽然在人类文化中，诗人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实际生活中的诗人并不那么走运，也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受尊重。波德莱尔在《信天翁》（郭宏安译）这首诗里写道：“一当水手们将其放在甲板上，/这些青天之王，既笨拙又羞惭，/就可怜地垂下了雪白的翅膀，/仿佛两只桨拖在他们身边。”诗中被水手们用烟斗戏弄的信天翁，其实是诗人自己的切身体验。我们不难发现，精神上高蹈云端的诗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极不练达，甚至是低能的人。通常一个诗人越是纯粹，他离世俗的功利就越远。诗人孜孜以求的事业，在一般人眼里，既无用又看不懂。而这样的事业，却需要诗人付出特别代价，且不说物质利益，连正常生活也许都会搭进去。尽管这样，最后依然可能一无所获。但真正的诗人并不为此懊悔，他们鄙薄那些世人看重的东西，也毫不在乎所谓的成败得失。我记起一位不知名外国诗人的话：“绅士往往投身于失败的事业！”确实如此。
（摘自《“巴别塔”的词》，2008年第2期）
第一个触摸到现代性的诗人：文学史上的波德莱尔
你发现有人坚决主张从一种严格的格律——或者任何一种格律、任何一种节奏——中完全解放出来，试图变得越来越简约，越来越平常，可预见的音乐韵律感越来越少，最终这个作者写出来的必然是一首散文诗。而散文诗最可疑的一点恰恰是，我们就该如此来看待它，它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基本上是这样。能写出成功的散文诗的人，我认为，都精于格律诗，比如波德莱尔和兰波。因此，如果有人因为觉得格律限制性太大而逐步放弃格律并寻找某种新的形式，那么实在就不应该认为散文诗是散文或者诗歌的中性替代物。在我看来，散文诗只是一种无法分类的动物而已。
（摘自《诗歌中的形式》，张娜译，2017年第2期）
“波希米亚人”纯粹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想象力和“自我膨胀”的产物，尽管它后来是在波德莱尔那儿才获得最典型的表达。（……）浪漫主义者从“波希米亚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形象，并将这一形象政治化，仿佛选择成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就是选择成为一个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上的无产阶级”（莱昂内尔·特里林语），而且，的确，“波希米亚人”从一开始就把真正的无产阶级或被剥夺者当做理论上的同盟者, 例如波德莱尔这个从“拾垃圾者”身上发现自己的形象的“波希米亚人”就经常出入于无产阶级密谋家秘密聚会的下等酒吧。瓦尔特·本雅明在《波希米亚人》一文中提醒我们“不必太认真”地看待波德莱尔的撒旦主义，因为那里面包含着某种夸张的纯粹姿态性的因素，只是一种“煽动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只是一种政治形式主义，一种政治修辞学策略。
（摘自《“波希米亚人”与“住校作家”》，2001年第6期）
有时，一位音乐家率先得到一个灵感，其他人很快便跟上来，而且不排除掺入一些变化，将原来的旋律变得面目全非。上个世纪末，法国诗歌以始于波德莱尔终于马拉美的独唱使欧洲欣喜若狂并目瞪口呆。西班牙语美洲的现代主义诗人首先觉察到了这崭新的音乐，在模仿时，将它变成了自己的，对它进行了改造并将它传到了西班牙，后者又对它进行了再创造。没过多久，英语诗人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但使用的是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音调和“节奏”。
（摘自《翻译：文学与直译》，赵振江译，2015年第1期）
在那些年，对我来说，现代性与现时是混在一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现代性产生现时：现时是现代性顶端的最新的花朵。我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也非与众不同：我们时代的所有诗人，从象征主义时期开始，凡对那既吸引又回避人的形象着迷的诗人，都追逐过它。第一位就是波德莱尔。他也是第一个触摸到它的人。于是发现它只是在人们手上消逝的时间。我不再赘述自己追求现代性的经历：我们这个世纪的诗人几乎都有这种经历。现代性是一种普遍的激情，从1850 年起，它既是我们的女神又是我们的魔鬼。近年来有人企图驱除它并大谈“后现代性”。然而后现代性不就是更加现代的现代性吗？
（摘自《对现时的追寻——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赵振江译，1991年第3期）
作为现代诗的鼻祖，波德莱尔率先窥见了“恶”。他栽种了《恶之花》，收获了恶之美。可以说，从波德莱尔开始，法国诗歌获得了它的新方向：智性融入抒情。在波德莱尔之后，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凸现了“新方向”的三种维度：狂热的创造欲,精美的音乐性，形而上的深度。
（摘自《“说出一朵花”的方式》，2007年第1期）
如果说在波德莱尔之前，诗歌更容易获得一种抒情性的话，那么，在波德莱尔之后，诗歌的思辨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加强。这种思辨性同样不是一种发明，而是历史的螺旋式线性在这一侧的一次凸显。
这种变化的深处，同样对应的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在褪去， 以及一个哲学的时代的重临。相对于信仰时代的一种信的激情，怀疑已然成为一个时代夜空中那些新的弥漫开来的黑暗。是的，这新的，哲学的时代，这致命的怀疑，这可怕的，这在一个完整的世界坍塌、破碎之后的，那么漫长的茫然与绝望，这注定需要一种更为深刻而伟大的怀疑才能得以重新揭示与显现的信仰的出口，这漫长的长夜之后，终将迎来的，又一个电闪雷鸣的时辰。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灾难不过是波德莱尔看见的恶之花，终于结出了他未曾预言的果实，那么，诗人无疑是这果实的最合适，也是最彻底的见证者。
（摘自《凝望与辨认》，2005年第1期）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许多作品都大可以被视做是警示录。告诫人们警惕狂热的爱欲带来的后果。然而十八世纪的相应作品则将爱情表现为一种高雅的游乐图，偶尔涂上一抹俗世的忧伤，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就细致分析过过剩的浪漫主义。在《情感教育》中，弗雷德利克·莫罗耽于回忆，他对追求阿尔努夫人的未竞夙愿毒害了他的生命。波德莱尔将爱人为所爱的人折腰比作尸体在拥抱坟墓。
（摘自《论爱情》，朱力安译，2010年第4期）
奇特的迷醉：
小说作品里的波德莱尔“幽灵”
【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
我们知道法国香水和头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读过波德莱尔的几首诗，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奥迪曾在那里驻足徘徊，咀嚼他那类人命运的痛楚，与此同时，他肯定喝了许多苦艾酒，搂抱过许多“穿蕾丝袜的法兰西女郎”。是的，我们并不是野蛮人，我们预习了许多西方的功课。瞧我们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国人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打扮得要比法国人“更优雅”，我们的穿着跟西方的男女有明显不同）我们是否拜倒在法国女郎的石榴裙下，过着优越、舒适的市民生活？我们是否向女教师克莱门汀学习法语？我们的女士们是否紧追“最新潮的法国时尚”？……没有，但我们确确实实了解了西方文化，我们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们的阶层和我们的教养不会让我们在那里自惭形秽。
（摘自《上路》，余泽民译，2014年第6期）
【法国】若利斯·卡尔·于斯曼
最后，壁炉的帷幔，它也一样，用一种佛罗伦萨塔夫绸的豪华无比的教士祭披剪裁出，而就在壁炉上，在两个来自于比埃夫勒古森林修道院的拜占廷风格的黄铜圣体显供台之间，放着一个美妙无比的弥撒经牌，它分为三个互相分隔的包厢，装饰有一种花边，在它的玻璃框架下，波德莱尔的三部作品，用令人赞叹的祈祷书字母和美轮美奂的彩色装饰字母，抄写在一种真正的精制犊皮纸上：在左边和右边，十四行诗标着这样的题目：《情人之死》和《敌人》；而在中间，那首散文诗的标题则是：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是“世界之外，无论何地”。
在他绝望而又博学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迷醉，一种咒语，能搅乱你的五脏六腑，就如波德莱尔某些诗歌中的诅咒，面对这一艺术，人们会目瞪口呆，想入非非，它突破了绘画的界限，从写作艺术中借鉴了它最微妙的联想能力，从里摩赞世家的艺术中吸取了它最神奇的光辉，从宝石匠和版画家的艺术中获得了它最精致的细腻。对莎乐美的这两个形象，德塞森特的崇敬之情是无限的，它们就栩栩如生地活在他眼前,挂在他工作间的墙上，在书架之间留空的护壁板上。
（摘自《逆流》，余中先译，2011年第6期）
【法国】菲利普·索莱尔斯
一部小说最好能照巴尔扎克的方式开始：“一八三一年的元旦，糖衣果仁销售一空，四点钟的钟声响过，王宫里人头攒动，各餐馆开始人满为患。”不不不，不能这么开始，这个奇怪的时代。莫德更喜欢《巴马修道院》第二十章的开头：“一天夜里，接近凌晨一点时分，睡在窗台上的法布里斯把头探出采光窗户的窗洞，观赏着满天星斗和浩瀚的夜空，从法乃兹城堡高处这样观赏夜景，令人赏心悦目。”她觉得在克雷利亚岛上，可以借助转移的办法把灯光等等信号都紧紧留在记忆里，但是她很快感到叙述的烦恼。一瞬间，她想到波德莱尔那些微不足道的句子，在眼前情况下，在那个久远的年代以后，就是说在今天，可以在小岛上获得一席之地。比如说：“亲爱的朋友，经过一阵伤感和震撼，我到这里来叫你吃晚饭。”或者说:“我们周围困扰着不可避免的蠢事。”或者说：“我从来不敢奢望不违背自己，我不由自主表现的唯一自豪感就是，在写作任何东西时都用美丽的风格去表达。”
真不知道这个梦是从哪里来的：在一扇门背后，我听到一个和我一样的声音在清楚地说到只剩下完成“一个石头般的梦”了？“这是另一回事”这个声音接着说，“还没到达这个境界呢”。我睁开双眼，才凌晨三点，我的身体既笨重又难看，头脑十分沉重。我的骨骼、手臂、大腿、那颗跳动的心、站立姿势时自动留下的记忆还在吗？我是不是错误地被人家放进了墓穴？我能不能推开墓穴的石头（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失去，这一切应该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巴勒斯坦）？石头般的梦？确实有波德莱尔的诗句这么说过，那是在他的一首古怪的诗《美人》中：“我很美，犹如一个石头般的梦，哦，人们，轮流要在我的乳房那里受到伤害……”好吧，宁静，请你为我让这乳房变得柔软，把它变成一个软软的坐垫吧。不行，不如说中国点金石般的梦更好，在这里，在我的面前，有一个布满深蓝色静脉的乳房,传统希望你在它面前思索时能在某一天到达幻境。
（摘自《恋之星》，唐珍译，2007年第4期）
【瑞士】芙乐尔·雅艾吉
我当时学的是法文和德文，还有一般的文化课。我却根本不学习。关于法国文学，我现在只记得波德莱尔。每天早上，我五点钟起床，去散步，我常爬上高山，眺望另一边山下尽头处的明镜般的一汪湖水。那是康斯坦茨湖。我凝望着地平线，也凝望着那个湖，当时我还不知道，在那个湖边，也有一所我后来去上的寄宿学校。我常吃着一个苹果，走一走。我在寻求孤身独处，也许，也在寻求绝对。但是，我却向往世界。
我们马上就谈论别的。也许是谈论波德莱尔。他有一个克里奥尔女人。那个红头发女孩也是克里奥尔人。晚上，在吃晚饭时，我们开起玩笑来,就好像我们相互认识了很久似的。其他女孩在我们旁边，都默不作声，用眼睛和耳朵注意着我们的谈话。
（摘自《惩罚中的幸福岁月》，黄文捷译，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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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天艾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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