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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丨郭齐家:儒家经典中的智慧

郭齐家 中国德育 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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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会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2日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作的题为《儒家经典和人生智慧》的演讲节选(题目有改动)。

中国古代文明是“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之一,孔子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家之一,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可以说,广大教师学习儒家经典,深入挖掘孔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含义,并以此来分析当前教育中的问题,既是时代责任,也是历史使命。尤其是在文化剧烈动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有教育的自觉、文化的自觉,从而走向文化自强、文化自信,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课题。

01

儒家经典中的经济学智慧


卢周来在《游戏着经济学》一书中引用了《论语》中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段话的意思是,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荒年收成不好,国库里钱不够,应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能不能将老百姓的税从20%减成10%呢?”所谓“彻”,即十分抽一的税率。哀公说:“收20%的税,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减到10%,那不更惨了吗?”有若回答说:“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你又何必为国库里没有钱发愁呢?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

卢周来说,他以前读这则对话时,认为这则对话无非反映了儒家思想主张对百姓施加仁政,实现轻徭薄赋,坚持藏富于民,但后来再读则有了新发现,若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则对话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税收的理论—“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由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提出的一个关于税收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阿瑟·拉弗,这一理论就以其名字命名。要理解这一理论,要先从一般人的认识说起。一般人认为,税率越高,对于相同数量的税基来说,税收就越多。比如,对100元的收入征税,100元是税基,如果税率是5%,那么国家可以从中收取5元税收;而如果将税率提高到10%,国家可以从中收取10元的税收,与原来相比,国库中就多了5元钱。《论语》中哀公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他显然认为,20%的税率比10%的税率收到的钱更多。而“拉弗曲线”理论认为,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税收越多;相反,征取的税收数量还可能下降。

具体来说,在一定范围内对征税对象提高税率,国家的确可以多征到税,但税率一旦突破某个限度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就会下降,主动纳税的热情降低,偷税漏税的动机增强,税基因此下降,最终导致国家能征到的税反而减少。如果国家将税率提到更高的程度, 企业将因为利润下降而出现投资积极性下降的情况,甚至可能因为不堪重负而倒闭。

“拉弗曲线”就是税率与国家总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平面坐标曲线,其横轴是税率,纵轴是国家总税收收入。当税率从零开始上升时,国家总税收收入也随之上升,当税率上升到某一个值时,国家总税收收入达到最高点,这一点也被视为最优税率点。但如果税率继续提高,超过了最优税率点,国家总税收收入就会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即将个人所得全部征为税收后,国家总税收收入随后将降为零。这种先升后降的峰形曲线,就是“拉弗曲线”。

再看《论语》中劝哀公减税的有若,他的想法是:荒年农民收入本来就不好,如果国家想通过提高税率的办法充实国库,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的结果只会使农民更加贫困,而且农民想着一年到头干得那么辛苦,却都在给国家干,那谁还愿意干活呢?这样下去,会使国库因无税可征而更加空虚。而如果此时减税,表面上看国家能征到的税少了,但农民却能因此休养生息。一旦农民缓过气来,整个国家就能重新富裕起来,税基也就扩大了,这时即使税率低一点,国家照样能征到更多的税,也就无需发愁国库里没有钱了。

卢周来说,《论语》中有若的想法其实与“拉弗曲线”理论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有若是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而拉弗是在晚于有若两千多年后才提出这样的理论,因此,《论语》中体现出的经济学智慧的确值得我们骄傲。

“拉弗曲线”理论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特别流行。这又有一个故事:1980 年1月,里根刚竞选上总统,其竞选班子特别安排了一些经济学家来为里根上课,让他学习一些治理国家必备的经济学知识。第一位给里根总统上课的就是拉弗。拉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里根推销了一通他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理论。当拉弗说到“税率高于某一个值, 人们就不愿意工作”时,里根兴奋地站起来说:“对!就是这样。第二次大战期间,我正在‘大钱币’公司当电影演员,当时的税收高达90%。拍完第四部电影后,我们差点就进入了这一税率的征收范围,如果我们再拍第五部,那么第五部电影赚来的钱将有90%交给国家,我们几乎赚不到钱,于是拍完四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工作了,而是到国外旅游去。”正因为里根本人的经历与“供给学派”提供给他的理论如此契合,所以他主政期间一直大力推行减税政策,从而使得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语》就有类似思想的“拉弗曲线” 理论名噪一时。

02

儒家经典中的管理学智慧


英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惟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所急需的。1988年瑞典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也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仁”,即尊重人、理解人、同情人、关怀人,把人当人对待, 以真诚对真诚,以生命对生命,它不仅是生命的学问,而且是学问的生命。所以,郭沫若说,孔子仁爱的思想就是“人的发现”,即发现人的价值。

为了实现“仁”这一伦理道德标准,《论语》又提出了“忠恕之道”。用肯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尽己为忠”;用否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推己及人为恕”。假如你不能主动自觉地帮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伤害人,这个“他人”既指个人,也指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道德行为都是相互的,“忠恕之道”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 也是管理原则。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日本村山孚的《新编论语》一书,更是专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研究《论语》的专著。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请日本专家村山孚讲当代企业管理,村山孚大讲日本企业家怎样利用中国古代哲理来经营企业,其中提及最多的就是《论语》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

日本的一些现代大企业,例如松下、丰田、三井集团公司等,其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的建构,对管理层与员工的轮训,都运用了《论语》等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并以此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日本大阪有一家专门为商人开设的学校——怀德堂。怀德堂并不向商人传授经营奥秘,也不向商人提供学历教育或技术训练,而是把“弘扬道德是办好企业的第一要义”的理念传播给学生, 这里的学生都是商人,他们到这里来学习人性化的企业管理模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老一辈工商业家荣德生、宋裴卿先生提倡和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将儒家的“忠恕之道”“以诚待人”“以德服人”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作为他们的管理原则。荣德生先生认为,要提高生产率, 除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之第一要素,始终坚持“以德服人”的思想原则。事实证明,这种运用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管理者内部的关系,是非常有效的。

天津东亚公司的宋裴卿先生同荣德生先生一样,用儒家的待人之道调节公司内外的人际关系。他命人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写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两排赫然醒目的大字,作为东亚公司的厂训。用东亚公司的另一句话来说,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管理人”。东亚公司把孔子的话作为厂训,既适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心理,又起到了很好的管理作用。

03

儒家经典与科学家成长


在《杨振宁眼中的中美教育》一文中,杨振宁先生回忆道:“我从7岁到15岁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我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我从小数学就念得很好,他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我父母对于我也有很殷切的期望,可是他们没有对我施加压力。尤其是我的父亲没有对我施加压力,让我学习更多的数学。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接受能力很强,假如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教我微积分的话,我想我一定可以很早就念得很好。但是他没有做这个事情。假如一个孩子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他10岁的时候就教他微积分呢?这是将来他很容易就能学会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清华园内的成志学校毕业后, 就到城里的崇德中学念书,平时住校。1934年我念完初一,暑假我父亲想找一个人来教我。他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数学,也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个时候雷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跟雷先生说, 你可不可以找你的一个学生,来教振宁《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他的一位得意的学生,叫丁则良。丁先生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我记得很清楚,每个礼拜天早上我到科学馆——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然后丁先生也来,教我一两个钟头的《孟子》。这样持续了一个暑假,跟第二年1935年的半个暑假。一个半暑假里我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背出来,《孟子》里头有很多儒家的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现在回想起起来,这对于我这个人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李政道和两种文化》一书中这样写道:“李政道初到芝加哥大学时,由于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照理是不能进研究生院的。但芝加哥大学颇为特殊,只要学生通读过哈特金校长指定的几十部西方文化的古今名著,并通过相关考试,没有本科学历也可以读研究生。据李政道博士回忆,他当时几乎连这些书名和作者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了解了,‘我向芝加哥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解释:我对东方文化,比如孔子、孟子、老子等的学说尚有些造诣, 而这些东方文化名著与Hitchin(哈特金)校长指定的书文化水平相当。他们信了,觉得也有其道理,就让我先进芝大的研究生院试读。’不久,李政道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正式研究生。1948年, 李政道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物理学大师费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的发明者。费密对李政道很赏识,在李政道入学不久后,就邀请他参加他的讨论班以及家庭舞会。李政道博士说,在费密的家庭舞会上,他才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在李政道进入物理学的堂奥前,只知孔、孟、老、庄,而不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在他以后的科学发现和探索中,中国文化和民族智慧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C.P.斯诺说李政道、杨振宁‘思维是何等的漂亮’就有着某种暗示:西方独自摧毁不了一座自己的神殿。李政道是迄今为止第二位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位是英国物理学家小布拉格,他25岁那年和父亲一同获奖)。他(和杨振宁)又是第一位获得世界最高科学成就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智慧和西方知识体系之间,李政道怎样取得平衡和突破,是一个应该引起文化学界和科学界同时关注的命题。” 

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从小就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汤川秀树在他的回忆录《旅人》中写道: “有一天,当时是五六岁时,我父亲要求我外祖父教我诵读中国的经书……外祖父坐在桌子对面,用他的‘教鞭’指着书上的字读,我也跟着一起读,我不认为这种诵读是在浪费时间。” 

这三位科学家日后成为了科学巨人,这与他们从小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儒家经典在科学世界的哲思价值和智慧。

郭毅可是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留学, 留校工作后于2001年获得首席教授的职位。英国大学的惯例是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职位,在通常情况下,获得这个职位, 干得好的平均需要15年,而郭毅可只用了5年。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英, 作为取得杰出成就的旅英华人代表,郭毅可被邀参加座谈会。他向温家宝总理提出,应该鼓励智力创新,中国不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而应在国内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基地,吸引海外研发人才回流。温总理听了这个建议后,当即回答,我很同意你的意见。郭毅可也非常关注中国文化的延续和传承问题,他留学英国,长期在西方生活,对此问题的重要性感受尤其深刻。不久前,他和他的同仁在英国伦敦大学创办了旨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子午学社”。

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所蕴涵的精神力量是民族奋进的动力。他以自己举例说,如果说他今天能有一点成绩的话, 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精神、气质乃至追求有关。他说:“我的主要观点是,民族的特征很重要,你没有失去你的特征,大家就尊重你。你在外国人的眼中不是因为你更像个外国人,而是因为你更像个高贵的中国人,所以你赢得了尊重。‘你怎么样表现而使你更像个中国人’,这是一个至少是我所感到的‘流浪’在海外的华人的普遍困惑。我想,我们最终还是要向传统文化找回自己的民族精神的。比如说,坚忍不拔、忍辱负重、乐观向上,在传统文化中,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从小耳濡目染,这都会在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有了这样的精神,走到哪里都不会有漂泊的感觉。” 

加拿大皇家学会的院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终身教授叶嘉莹先生说:“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 《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 当听到‘朝闻道夕死可矣’时,我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我这个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质、身体,也许这是个缺点。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还诸天地了。顾羡季先生曾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会真正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人生境界。” 

不管现代社会科技如何发达、商业如何繁荣,不管我们从事的现代职业如何先进、精密,人性的培育、心灵境界的提扬,人们从实然的人向应然的人的超越,总是不可替代的。这对于人类、国家与人的自身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应当是把人的心性教育放到一定的高度,对人类心性的关怀才是最根本的关怀。这就是儒家思想为当代教育改革、教育建设贡献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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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诗】

【来源:《中国德育》2018年第9期】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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