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权路与国年路
国权路与国年路纵向平行、互不交集，因为复旦，“争妍”了几十年。
国权路上的复旦大学第四宿舍大门
国权路与国年路，位于邯郸路复旦大学正门对面。国权路北段在校门西侧，是北向南单行车道，通行公交车；国年路北段靠近校门，路宽仅7米，不通行公交车。和上海其他小马路一样，它们素面朝天、貌不惊人，初到复旦的人，未必会留意。
别小看这两条路，它们已有近80年历史了。国权路原名“协睦路”，国年路原名“协平路西一街”（东侧的国顺路为“协平路”），分别筑于1939年和1940年。这一时期，正是日军侵占江湾时期，这一带除了荒地，就是日本兵营和宿舍。抗战胜利后，复旦从重庆复原返沪，百余幢日本房舍被学校接收，改为师生宿舍；附近马路名字也一洗殖民色彩，改为“大上海计划”中的现路名。
国权路、国年路原本像一对兄弟，都是煤屑路，长宽差不多，功能也相当。1946年复旦迁回江湾原址后，国权路忽然地位显赫起来。也许正好直通老校门吧，它是师生从宿舍到校的必经之路，每天上下课，国权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与此同时，沿街私营商铺也应运而生，来喜饭店、沈志记食品店、仙宫理发店、国权照相馆和万和酱油店等，都是国权路上的“名店”。据说当年国权路各类小饭店最多，鳞次栉比，因只收菜金、不收饭钱，又价廉物美，深受师生欢迎。有一次，中文系教授赵景深先生偕仙霓社到大礼堂上演昆曲。演出当天，他特地到国权路一家饭店订餐，饭店老板紧张地问：“演员中有没有翻筋斗的？”原来，翻筋斗的饭量大，老板怕“蚀煞老本”。直到赵景深解释，演的都是文戏、不翻筋斗，老板才放下心来。1952年冬，高校院系调整，交大青年助教华中一先生调到复旦物理系。报到当天，系主任王福山先生就把他带到国权路，指着来喜饭店说：“这里饭菜干净，价格也公道，你可以试一下，合适的话，可以包饭。”从此，华中一就在来喜饭店用餐。他晚年回忆，那次国权路之行，让他见识了一位物理学大师的平易近人，毕生难忘。
国年路上的复旦大学第五宿舍
相比国权路的“繁华”，国年路因远离老校门，就冷清低调得多，常被人忽略。1964年，复旦新校门建造到今天的位置，正好斜对着国年路。陈望道校长把复旦校友、市城建局局长徐以枋先生请来，提议整修路面。在上海市城建地图上，徐以枋却找不到国年路：“这国年路……是复旦内部道路吧？”陈望道听了，让秘书陪同徐以枋到现场，看看这“国年路”路牌究竟是谁挂上去的，“怎么能说是复旦的呢？”
国年路终于修好了——从宿舍到新校门，国年路可一路直达。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国年路地位节节上升。而国权路呢，因为校门迁移，主干道功能被弱化，加上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私营商铺或拆或并，渐渐冷落下来。不过，国年路虽然后来居上，改革开放后也出现过马路菜场、个体书店和文具店等，却从未超越当年国权路的“繁华”。
国年路的风景，似乎不在生意兴隆。上世纪80年代起，相继矗立的文科图书馆、文科大楼和第五、第六教学楼等，映衬着匆匆而过的名教授，让国年路色彩厚重、有不一样的质感。有好几次，我在国年路上与名教授相遇——他们有的夹着皮包，到教学楼上课；有的提着菜篮，与马路摊贩交流；还有的在书店淘书，顺便招呼一下店老板，写下需要订购的书目……市声喧哗中，儒雅风采不减。记得谢希德校长常到国年路275弄7号工会礼堂开会，从校园走到国年路，路很长，她腿脚不便，却很少以车代步。她那一步一挪、笑吟吟地向师生致意的神情，至今印在我的脑海；华中一先生担任校长后，曾亲临国年路调研。有一次，他到270弄第八宿舍共用厨房倾听意见。我注意到，当有人絮絮叨叨地讲述住房困难时，华中一表情凝重，频频点头。临走时，他亲切地拍拍一位青工肩膀：“再克服一些日子，马上可以住进凉城新村新宿舍了！”众人齐声叫好……
2000年初中环线开工，国年路直达复旦大门的路线被切断，至此，又与国权路回到同一起跑线。这两条路，纵向平行、互不交集，因为复旦，“争妍”了几十年。它们是优雅的，有文化的；也是世俗的，有烟火气的。在上海，要找到这种两者结合又不施粉黛的小马路，不容易。
复旦大学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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