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已有整整二十年，但他那慈祥的面容却常常出现在眼前，仿佛从未走远。
小时候听祖父讲，曹家在无锡当地也算是耕读世家，曾祖父是一名颇具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地方绅士，致仕之后，没去经商或享清福，却利用无锡南门跨塘桥一座祖上留下来的三进大宅院，兴办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家境日渐衰落。于是，祖父将家中唯一读大学的机会让给他弟弟，自己则选择学生意那条坎坷之路。进入福新面粉厂后，祖父凭借其学识、才华得到赏识，仅仅四年便成为福新面粉总公司会计，并被我曾外祖父王尧臣先生一眼相中，成为王家乘龙快婿，此后更是平步青云。待上海解放前夕，祖父一度成为福新面粉公司实际掌门人，全权掌控公司运转。祖父眼界、格局，以及管理能力，由此可见一斑。祖父与祖母育有四子二女，他们没有一个进入商界，却都接受过良好教育，继承了祖父思路清楚、办事认真、与时俱进的特性，在各自的环境里，各自有梦，各自有成。父亲作为家中长子，自幼受父母宠爱，却绝无“大少爷”陋习，为人方正内敛，尤嗜读书。
记得当时家中有一间朝北小屋，仅五平方米左右，里面堆放着他的藏书。从内容看，有部分文史哲专著，更多的则是科技类外国硬皮厚版书。那时的外文原版书价格不菲。据父亲回忆，他工资的八成几乎全部用于购书。上世纪六十年代风云突变，父亲备受冲击，工资锐减至三十元。买书已几无可能，即便吃碗“阳春面”，也要思考再三，因为区区几分钱或许就能憋死英雄好汉。我五岁那年夏天，因为和弄堂里一群小伙伴凑钱买棒冰，买完棒冰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乌龟车”撞倒。所谓“乌龟车”如今早已绝迹，实际上就是一种电动三轮出租车。这种车只有三个轮子，车身由被漆成蓝白双色的简易铁皮包裹，顶部则是一整块绿色帆布，可以挡风遮雨，因外形如同“乌龟”，老百姓称之为“乌龟车”。“乌龟车”动力有限，速度也不快，然而，那天司机将我撞倒后浑然不知，更不凑巧的是，车轮又勾住我的衣角，这样，我被生生拖了十米左右，直到路人惊呼，车才停下。一位好心的路人将我从车轮底下抱出，只见左踝部鲜血直流。他赶紧脱下汗衫，帮忙止血，再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经X光片诊断，我的左腿胫骨和腓骨全部骨折。父母赶至医院，见状魂飞魄散，心疼不已。最令父母头痛的是囊中羞涩，无法凑齐一笔医药费。于是，父亲一边节衣缩食，一边变卖家中藏书。只是那个特殊年代，旧书收购早已不复存在，这些旧书的最终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废品回收站。眼看着自己经年累月收藏的书籍沦为废品，父亲心如刀割，痛苦不已。
之后，每当家中出现周转不灵之时，卖书就成为家里“开源节流”的重要途径。虽然硬皮书分量不轻，但当作废品卖，终归“三钿不作两钿”，换不了几个钱，仅仅是救急而已。每次将一捆捆旧书搬至楼下时，我都快乐无比，因为这意味着餐桌上也许会多一道菜肴，但父亲却愁容惨淡，默不作声。至此，父亲便绝少买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父亲才陆续买齐一套蔡东藩先生所撰写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课余之时，我也会取出一册，津津有味地阅读，虽然有些一知半解，但毕竟也因此书增添不少历史知识。父亲生性木讷，寡言少语，但对学习外语却有一套独门法则。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语自然等同于“母语”。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趋于密切，他又专门向寓居沪上的一位白俄学习俄语；而德语则是他为革新电镀工艺自学而成。从两册残缺不全的德语笔记看，虽只留下一些科技革新的摘要和体会，但至少文理通顺，用词精准；至于日语，他是在上海沦陷时被迫在小学里学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早被抛至九霄云外。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阅读往往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况且家中藏书已变卖殆尽。不过，酷爱读书的父亲很快在日文版的《人民中国》中，重新寻找到学习的乐趣。《人民中国》是那时官方允许发行的少数几本外文刊物，虽然内容单一，但父亲却因此重新捡拾早已丢弃的日语。父亲供职的单位在杨树浦，我们家却在愚园路，路途遥远，他必须转乘两趟车，前后花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于是，他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打完一套太极拳，乘20路电车到外滩，在“中央商场”一简陋的铺子里喝一杯劣质咖啡。他在那里啜着咖啡，借助字典阅读《人民中国》。大约过一个小时光景，他再转车到工厂劳动。
天长日久，父亲的日语竟大有长进。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父亲谦称自己读的是“哑巴日语”，即只能读，听、说、写则尚欠火候。但这却是他寂寞人生岁月里的些许心灵慰藉。因此，父亲也理所当然成为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当时我就读的学校学习俄语，可父亲认定英文必定是未来国际相互交流的基本手段，不可偏废。于是，他自制教材，由浅入深，循循善诱。他强调学习英语最重要的是imitation（模仿）和practice（实践），否则学到的只是“半吊子”英语。关于记单词，父亲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他认为，一个单词即使背一千遍、一万遍，也只能算一遍。只有在报纸、杂志、书籍、电影，甚至菜单等不同媒介读到，才能算一遍。而且单词记忆也绝非单纯机械行为，而是要将单词放入句子里，方能准确理解其真正含义。西方古典音乐是父亲一大爱好。他年轻时弹得一手好钢琴，说起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邦等更是如数家珍。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是曾在大光明电影院欣赏过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音乐会。然而，他最爱的还是肖邦，晚年听得最多的便是鲁宾斯坦弹奏的全套《夜曲》。他最钦佩的音乐家则是小提琴大师海菲兹。20世纪90年代曾陪父亲去上海音乐厅欣赏艾萨克·斯特恩的音乐会。那时候斯特恩先生年事已高，有时候显得力不从心。父亲直言：“与海菲兹不可同日而语。”1995年去纽约采访钢琴家孔祥东，为他录音的是海菲兹“御用”录音师费佛。“经他之手，海菲兹如行云流水般的辉煌技巧如朵朵盛开的各色花卉，尽显无遗。”我特意趋前致意，费佛先生得知原委后也大为惊讶，音乐居然可以将地球两端素不相识的人联结在一起。
因青年时代罹患肺结核，父亲便拜师学习杨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舒展优美，动作和顺，平正朴实，刚柔相济。这倒与父亲谦和中正的个性相吻合。其一招一式讲究圆活连贯，所谓“圆”，就是所有动作均走弧形半圆；所谓“活”，就是动作上下相随，步随身换。故有人称：“太极之圆如同三维空间球体，触动任何一点，都会引起整个球体周身的转动和移位。”父亲自弱冠之年，便苦练太极，不管酷暑寒冬，从未间断，直到晚年病重，记忆力急剧衰退，这才不得不告别练了一辈子的太极拳。记得某日清晨，他照例下楼练拳，突然发现打了几十年的套路竟连一个动作也想不起来，内心懊丧至极。从此绝不提“太极”二字。父亲曾希望我传承衣钵，倾囊相授，可惜我心浮气躁，始终未得要领。父亲堪称那个时代晚婚晚育典型。我出生时，父亲已过不惑之年，也算是中年得子，固然对我疼爱不已，但绝不宠溺。那时候，我们家住四楼，那是在原有建筑上搭建而成，颇为简陋，每逢冬天，阴风怒吼，寒气逼人。入睡时，觉得被窝有一种湿冷感。但即便如此，父亲仍不允许我用“热水袋”或“汤婆子”，以此锻炼我的意志力。而且，每天清晨天还未亮，他便将我从被窝里拎出来，跟着他去跑步。刚开始根本跑不动，而且越跑越慢，父亲鼓励我：“跑得慢其实无妨，只要认准方向，就可迈向远方。哪怕只往前移动半步，也要为自己鼓掌！”有时候感到已到体力极限时，父亲也绝不松口，并示意我再坚持一下，直至突破所谓“极限”。如此反复，我懂得何为“坚持”，何为“突破”。
平日里父亲很少对我疾言厉色，就算犯了错，也只是简单批评几句。唯有一次，父亲大动干戈。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学小提琴，见我毫无天分可言，便转而请我姨夫教授我琵琶。可是，每日一个小时练琴，对于一个孩童来说，简直苦不堪言。父母白天要上班，督促我练琴的责任便落到祖母头上。为了能够缩短练琴时间，我总会趁祖母不备，偷偷将钟拨快20分钟，待练琴结束，再悄悄拨回，结果有一次因为急着外出玩耍，忘了调回时间，被父亲发现，一顿“竹笋烤肉”令我痛不欲生。父亲说：“练琴是为自己，而非他人。若疏于练琴，有朝一日登台，丢脸的只能是自己。一个人务必要记住两个词，一个是dignity（尊严），一个是responsibility（责任）。唯其如此，方可成就大业。”成为电视主持人后，每当准备一档新节目，耳边便会响起这两个词，故此，总是兢兢业业，丝毫不敢稍有懈怠。对于自己的电镀化学专业，父亲更是严谨不苟。20世纪70年代，他发现原有电镀工业最大弊端是含有大量氰化物的废水流入黄浦江，造成环境污染。因此，他立志技术革新，最大限度降低废水中氰化物含量。由于家中藏书早已变卖，他只得利用休息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有一次在实验室做实验，不知怎的发生爆炸，含氰化物的废水溅了他一身。氰化物为剧毒物品，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但父亲毫无畏惧，仍按既定目标前行……父亲一介书生，一生清贫，未遗下丰厚的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