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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科丨“最具影响力”是影响到用户的脑瓜子和钱袋子

2016-01-04 传媒科技·刘胜男 梅子匠

他叫邓科,曾任南方周末编委,因为受众的离开而离开,摇身一变竟成了智谷趋势的创始人兼CEO,成了中国社科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并在数据挖掘和信息分析等方面颇有建树。促使他毅然转型的原因谓何?传统媒体转型的前景又将如何?他的智谷趋势又是凭借什么跻身十大“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微信公众号”之列?今天,小匠就用一篇刚刚才新鲜出炉的专访稿为大家答疑解惑。




《中国传媒科技》:从记者到编辑再到主编,在创建智谷趋势之前,你是否一直在传统媒体从事采编工作?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离开传统媒体,去创业?


邓科: 从1997年开始,在传统媒体待了16年。为什么离开?做传播的,一定是一个忠实的拜上帝教者,上帝是受众,受众在哪里,在哪个渠道上,自然要把资源投到哪里。很显然,受众已经从传统媒体转到了互联网上。受众离开,我们中的大部分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中国传媒科技》:创业后至今,遭遇的最大困难(困境)是什么?如何克服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邓科: 一是思维方式上的挑战。在传统媒体,尤其是南周这样的精英化报纸做任何一个报道都想着要做到极致,要做“终结者”,让后来人没有做的空间。不成熟的东西是万万不想拿出来。而互联网的思维要求唯快不破,做产品“有和无”比“好和坏”更重要。先尽快推出产品,不要管完不完美,看市场反馈,看运行中的问题,再快速迭代,从1.0到2.0到3.0。这种转变对完美主义者来说是挑战,但却是正确的。
二是与技术融合的挑战。传统媒体人整体低估了技术的影响,原有的信息处理方式已臻成熟,没有突破空间,要突破只有引入技术手段。比如一个爬虫软件一分钟定向抓取的信息可能是人工的100倍,这样的效率无可比拟。与技术融合的难点,一是合适的技术人才难招,二是信息处理的流程结构和生产方式要彻底改变。

创业至今,虽有波折,但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最大的收获,是跟上了受众迁移的脚步,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以较快的时间建立起了品牌。


《中国传媒科技》:作为一名曾经的传统媒体人,在新的领域具备哪些优势,存在哪些劣势?


邓科:传统媒体人的工作方式,是经常要对陌生领域和陌生题目进行报道,要求快速对目标进行了解。这种快速理解能力就是最大的优势。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处在剧变、颠覆中,即使对PC互联网人士来说,很多东西都陌生而新颖。传统媒体人的快速学习、快速理解能力非常有用。最大的劣势,如上所说是技术思维和技术能力的欠缺。本质上现在的重要革新都是技术推动的。


《中国传媒科技》:与此前单纯做稿件不同,新岗位不仅需要做好内容,还需要关注经营。在这方面,要克服哪些障碍,过哪些关?


邓科: 是的,创业本质是门生意,最终都要落到经营上,中间要过的坎是把读者变成用户,只有在你产品上有交易行为的人才是用户。我们做的第一步,是通过互联网病毒传播快速形成品牌影响,然后有需求的目标用户自动匹配过来。这一步比预期的要快。下一步做的是扩大规模。


《中国传媒科技》:在你看来,智谷趋势是个什么样的产品?


邓科:卖信息和判断力。想改变传统媒体“二次销售”的商业模式——先获得受众,再把受众眼球卖给广告主。智谷趋势想让信息本身产生价值。
绝大多数信息都不值钱了,但:一,预测未来的信息会值钱;二,能为土豪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信息,土豪会付钱,这里的关键是精准找到土豪。

目前我们做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信息分析和战略咨询,未来将打通资讯-社区-服务这样的产业链。


《中国传媒科技》:智谷趋势是哪一天开始运营的?团队情况和目前的经营情况如何?


邓科:微信号是2013年10月底开始运营,现在已经突破40万粉丝,团队有10人左右,主要分为内容和运营两大块。经营上,比预期发展要快,我们的客户大多集中在全球500强和中国500强,包括联想、新浪、万达、埃森哲、华夏幸福基业等。

目前在谈几个有突破性的新产品,将迎来指数级的成长。


《中国传媒科技》:智谷趋势曾入选十大“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微信公众号”之列,你怎么看待这一评价?你理想中的最具影响力模样又是怎样的?


邓科:在新媒体时代,影响力是可以量化和追踪的,要么是抵达最大多数的人群,要么是抵达最有影响力的人。除了平台级产品,现在很难有媒体像当年的南方周末或焦点访谈一样成为全社会的舆论中心。正确的策略是:定好自己的目标人群,通过技术和运营手段把他们都精准找到(互联网时代这是可能的),然后把信息精准送达到他们面前,进而产生互动。影响力的一个侧面佐证是牛人和牛机构的认可。我们的一些成果被世界顶级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外交政策》等引用。

理想中的最具影响力的模样,是对目标群体的“两子”有影响:一是脑瓜子,你传递的信息影响他对世界的理解;二是钱袋子,能影响他的花钱决策,钱是最不会撒谎的一个标准。


《中国传媒科技》:智谷趋势独创的“政商关系监测与分析系统”以及数据模型,具体怎么操作和建立?做过什么比较经典的案例?会不会遇到敏感问题?


邓科:“政商关系监测与分析系统”是我们用数据分析和情报分析方法来处理信息的一个创新,把官员与企业的互动进行数据化,然后找出规律和趋势。
在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无处不在。高层官员对一家企业、一个行业的态度,可以决定这个企业或行业的命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官员与企业的关系是桌面以下的“潜规则”,对于大多数局外人而言,是神秘而不可知的。但是,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创立的“政商关系监测与分析系统”,使政商关系可以被量化、被认知,甚至被预测。
举两个例子。智谷趋势通过“政商关系监测与分析系统”监测到,2014年1季度高层官员与中国最大的两家核能企业互动明显增多。分析互动内容,再综合其他渠道的信息,智谷趋势分析出,中国自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以来抑制核电站发展的政策将发生改变。一个月后,总理李克强宣布中国将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中国股票市场核电概念股走强。
2013年2月,李克强会见全球第三大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总裁,智谷趋势“政商关系监测与分析系统”发现,李克强近期极少单独会见外国企业家。实际上,这是2013年全年李克强唯一单独会晤的企业首脑。把这个信息放进模型里,结合数据库其他数据,智谷趋势判断庞巴迪的中国业务将出现重大拓展。这次会见之后9天,庞巴迪公司确认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控股的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订购了5架顶级豪华公务机——环球6000,该订单的价值达2.93亿美元。


《中国传媒科技》:您怎么看待传统媒体的转型及未来。


邓科:颠覆信息生产方式的力量是两个:一是人人都是记者,二是机器算法。前者已很明显,后者会渐显力量。大数据是其中一例,它使得现实图景的呈现方式产生根本变化。过去是个案表现方式,用个体展现整体,一沙一世界,一水一海洋。个体愈典型,就愈全息,离整体愈接近。寻找合适个体成为核心,个案的呈现成为主体。这是过去新闻报道常用的模式,也可称为“典型报道”模式,媒体关注的都是一个个最典型、最含丰富信息的事件。李昌平现象反映三农的变化,瓮安事件反映社会矛盾,写个案也都是在写全局。
大数据时代,对现实世界的报道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个案模式向数据化的整体描述转变(个案依然存在,但作为整体描述的一个子部分),比如富士康跳楼,不是写一两个人的人生故事,而是对这个打工群体给出精神素描,通过他们的QQ空间、短信等语词分析,以及和同龄人的语词对比,做到这一点。20多年前中青报张健伟写农民工群体,在方法论上曾有个突破,把农民工群体具象为一个虚拟的人,写他的特性、遭遇、梦想。数据化后,这会成为更常用的手段。

大数据时代,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变得可能,也使信息生产面向未来成为可能。传统媒体,信息关注的是当下或过去,所谓“追寻事实真相”,就是去弄清楚已发生的事情。大数据时代,信息已能预测未来。信息到一定量级,就能显示出趋势。单个事件是突发的,但趋势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中国传媒科技》:对传统媒体人转型新媒体领域,有何建议?


邓科: 勇敢加冷静。不要被风口上的概念所忽悠,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相信有些能力是任何形态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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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匠丨宗鑫

本文首发与《中国传媒科技》12月刊,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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