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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身的损友》前言(1983)

Ashis Nandy 西天中土 2023-10-08

前言(1983)

文:Ashis Nandy   阿希斯·南地

译:邱延亮


本文收录于《贴身的损友:有关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

(2017,人民出版社)

加缪(Albert Camus)曾经说 :“透过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奇异转调法,赤子之心(innocence)被召唤来首肯它自己。”

这里的文章所认正和辩护的则是印度挑战摩登(modern)西方殖民主义的赤子之心,以及这种赤子之心的各种心理上之衍生物。

摩登殖民主义之能赢得它的各项大胜利,不在于它军事和科技上的好本事,而在于它创发——和传统秩序乖离的——种种世俗层压体系的能耐。这些层压体系为传统秩序下的许多人——特别是受剥削和被挤到角落的人们——打开了种种新的展望。对他们而言,新秩序看似是进向比较正谊与平权社会的第一步,那儿正是它的心理引力(psychological pull)之所在。职是之故,东西方最佳的批判头脑会认为:殖民主义透过向野蛮地界引入各种摩登的构造可以让非西方开出摩登批判/分析的精神。正如“吓人的异教神祇只肯用被谋害者的头颅骨畅饮神酒”一样;马克思觉得:压迫、暴力和文化失所的历史不但会产生新的科技与社会动力,也会在亚洲和非洲催生新的社会意识。这新的社会意识之所以是批判的,是因为西方社会批判的传统——自维柯(Vico)到马克思——曾是批判的;它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后笛卡尔(post-Cartesian)的欧洲曾是理性的。于是乎,非历史性的原始人——有如预期所使然地——终有一天会见到自己成为了自然的主宰者,接着,成为一己命运的掌握者。

许多许多个十年之后;在称为二次大战的摩登科技神现——或者被称为越南(战争)的当代多文化交战——之梦魇中,变得明白显然的是:宰控人群的冲动不但是错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它同时源自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相信人类相对于非人类(nonhuman)、相对于次人类(subhuman)有绝对优越性;它相信:雄性相对雌性、成人相对小孩、历史的相对非历史的,以及摩登/进步相对于传统/野蛮也有绝对的优越性。

更加日益明显的是:种族灭绝、生态灾难(ecodisasters)和族群消逝(ethnocides)不过是种种堕落科学、病坏心智的(psychopathic)科技与世俗层压体系交合的一个腹侧面(underside);它们把主要的文明齐齐降格成为一组组空洞的朝仪(rituals)。吾人认识到:自古使然的贪婪与横暴力量——在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俗救赎的教条里,在进步、正常、超级雄性质地(hyper-masculinity)的意识型态中,在科学与技术累积成长的理论前——终于找到它新的认受性。

这种认识并未使得每个人放弃他的进化理论,但却已使得少数人有信心对旧的——殖民主义早岁批评者们所依仗的——普世主义投出了怀疑的目光。

现在已有人能在替非摩登诸文化与传统辩护的同时将它与基础性的社会批判结合。我们已经有可能去谈论人类理性及批判传统的多样性。我们好像也能够认识到:笛卡尔终究未能为理性下断言、马克思也始终未能为批判精神下结语了。

这种觉知出现的时候,正值非摩登(non-modern)诸文化四方面受击,而这些攻击已威胁到了它们的存在之际。当这个世纪在其血痕的纪录中接近尾声时,19世纪的大同世界之梦竟然又再出现;但这次却成了噩梦。这梦魇以全然划一化的、技术宰控的、绝对层压世界的景象缠上人身;用摩登和原始、俗世与出世、科学及非科学、专家或外行、正常对不正常、发展或低度发展、前导和被引、自我解放或被解放……等等两极的定义来萦绕我们。

勇猛新世界(a brave new world)的念头的测试实验最先就是在各个殖民地中进行的。那些实验者——他们不是像强横暴夺的第一代殖民征服者那样的土匪皇帝们一样——在当时却是有意图试想要帮忙的。他们也曾是包括了一些善意、勤勉的中产教士、自由主义者、摩登化论者(modernists),以及科学、平等与进步的信仰者。

殖民的土匪皇帝——似乎和任何地方的土匪皇帝无异——专事抢夺、伤人和杀戮;但他们有时就少了一种教化的使命,大都只有粗糙的种族主义或次等人(untermensch)概念;他们带了各自版本的“中心王国”/野蛮人、纯洁/不洁、kafirs/moshreks和yavanas/mlecchas等等的想法,以之去面对——或者预期着要去面对——其他不同的文明。然而,不管这些人曾经多么粗俗、残忍或愚昧;这样的种族主义今天已经面临败北了。

现在也已经到了检讨第二形式殖民的时候——这个第二形式的殖民在第三世界最少经历了六个世代,这些世代被迫去学会将这个殖民视为他们达到解放的必修课程。这个第二形式殖民主义不但殖民人的身体,还殖民他们的心智,令那些心智在被殖民的诸社会中释放各种动势,也彻底改变了这些社会中的各项文化优先顺序。在这个过程中,那样的心智更帮助人们将摩登西方这个地理与时间的物像、普同化成为一种心理范畴的概念。西方无所不在,在西方的內里与外部;在结构之中,也在心智里面。

本书主要是关于二次殖民(second colonization)和对它进行抗御的故事,是故文字中不免撞进入当代政治。毕竟,我人关怀的是殖民帝国丧亡后犹兀自不死的殖民主义。甚至有一个时期,二次殖民还给了它之前的殖民以认受性;尽管在今天它已从它的根源脱脐独立,即令是那些对抗首次殖民的人,竟也常不免负罪含咎地拥抱了二次殖民。

是故,读者不应把接下来的文章当历史读,而是该当它们是警告的寓言。它们警告我们说:就算是我们熟知的反殖民主义,它们也很可以是在帮心智的殖民在进行辩护的。如果下面的这个脚本对于欧洲激进社会评论及启蒙人士而言提出了“扭曲了的”看法,它们也是同一故事的有机部分;在新的压迫之近切及文化败北的可能的当下视点以观,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当然总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为了同样的理由——未曾像别人所乐于做的那样,试图把某些著名的反动派说得那么可恶;之所以然者,时代不是把他们的利齿都拔掉,就是把他们也变成受害者们不知不觉的盟友了。

本书针对殖民主义进行心理抗御这个看法认真对待;但这意谓着承担了新的责任。在今天,当“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成了贬损之辞时,舞台上又再次出现了更为微妙和精致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手段;它们不但产造了种种合致的典型,也生成了种种不同的“官式的”异议典型。今天,已经有可能用一种由摩登世界观予以认可和赞助的——“适宜”、“清醒”和“理性”——的方式来反殖民了!这么一来,就算是反对派,他们的异议也就变得是一种可以预期和控制的东西了。今天人们甚至可能选择去做非西方;但这个非西方本身却不外乎是西方的一种思构(construction)。人们于是乎可以选择,不是去做一个东方学主义暴君[把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和萨义德(EdwardSaid)结合起来],就是去做革命分子的最爱[把加缪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连在一块儿]了。对于不想做这种选择的人,当然还可以选择不是做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和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笔下高尚、部分野蛮的半小孩,就是选择去做——和它相对照的、最令人痛恨的、棕色(brown)多过于大爷(sahib)的——棕色大爷(Brown Sahib)。然而,就算是心怀憎恨,这么选取却都不外乎是向胜利者致敬。让我们都不要忘记法农(Frantz Fanon);他对西方最狂暴的谴责是以沙特(Jean-Paul Sartre)式的高雅文字进行书写的。质言之,西方不但产造了摩登殖民主义,它还授讯(informs)予绝大部分针对殖民主义的解释;甚至于给对解释进行的解释染上了颜色。

我一开始就说我的文字首肯赤子之心。在一个进化的设辞(rhetoric)透过内部殖民的事实来颠覆(外部殖民下的)社会种种文化,而内部殖民的操作又转而以外部殖民的威胁来认受和撑持它本身之存在的世界里——这个主张必要加大它这发声的音量。(然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也日益觉知:上述的两项压迫——内部殖民和外部殖民——是共生互荣的,不消除它们双方,它们没有一个会被消除)。我的下列文字中联想到心理分析家罗洛梅(Rollo May)所说的“真切的赤子之心”(authentic innocence),它包括了儿童之脆弱性;但这赤子之心却尚未丧失它觉知对丑恶的现实感,也知道它自己与那丑恶相“共谋”的真实性。不管摩登心智多么想把击溃殖民主义的功劳归给世界历史性力量、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政治庸识或统治者们的“自愿性自身解体”(voluntary self-liquidation)等等,最终击败了殖民主义的,却恰恰是这种赤子之心!

但是,屈从者不是只靠屈从来接收这世界的;他们必须有具备种种范畴、概念甚至心智的各式防御机制;靠了这些,他们在——仍然外在于摩登意义的普同主义的掌握之外的——传统世界观中,得以把西方转化成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处置的向度。在这组概念中最首要的项目无疑是:受害者他们自己思构认知的西方——一个非西方人在经验非西方人之灾厄的基础上,去进行理解的那个西方不管他们这个理念对精邃的学究是多么生涩的东西;它却是成千上万人的现实;那些正是人们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和西方共存且付出重大代价而学习到的现实。

尽管是这么说,这个对西方另翼(alternative)认知思构到底不是粗疏不堪的东西。如果我们见到有一种非西方的建构在不断地要求人变成西方,同时要他以获得的西方质地(Westernness)之力去击倒西方的话;同样的,也有一种非西方的对西方认知思构,它要求人们输诚于西方的另一个自身,也尽忠于——与那另一个自身结盟的——自己的那个非西方自身。如果在摩登化(modernized)了的非西方,以西方的矛攻西方之盾,是属于某些人处置自恨感受的优先手段;同样的,那儿也存在了一个野蛮的外人(savage outsider)——既不愿参赛也无意对着干的人——所建构的西方。我的文章当然也试图捕捉这些西方的另翼。在这个骨节眼上,对这些外人——在传译和评说他们的西方时,如果走私夹带进了他们自己的想像、迷思和绮想——我是宽容的。在某些社会里,传译和评说在传统上就是这么干的。在传译时忠于一个人的内我,在评说时忠于自己內里的声音,传译和评说对某些文化意味的并不是紧贴现实——但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所要求的却可能是这样。最起码,这就是我为自己在这儿把西方说成是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把兴都信仰(Hinduism)说是印度质地(Indianness)、将历史和基督教当成是西方的东西……这些个倾向找到唯一的辩护;尽管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的,但它们都是现实。

我情愿文章中的每一个这类概念都能是双重意涵的;一方面它是一个压迫性构造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与受害者连线。是故,西方不仅仅是一个帝国世界观的一个部分,它的种种古典传统和它的批判自身有时也恰恰是针对摩登西方提出的抗议。同样的,兴都信仰既是奈保尔(V. S. Naipaul)所说及的那样的印度质地的东西,它也可以是泰戈尔所体现的那种印度质地。在过去,所有这些差别可以被当作是太细微、被认为可加以忽视。在今天,这些细致的不同已成为人们求生图存的千丝万索。犹甚于前者,今天西方不但产造了它的奴性的仿傚者和钦羡者,他还产造了被马戏团般驯服了的反对者及其悲剧性的对决者,教他(它)们在赏识他(它)们的凯撒大帝跟前表现他(它)们斗兽(兽斗)举止之武勇。

本书的文章是献给拒绝参赛人们的凯歌;这些人思构了一个使自己能和另翼的西方共同生活的西方,他们同时也抵制了西方那个宰制性自身的动情拥抱。

限于篇幅,此处节录原文的前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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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希斯·南地 (Ashis Nandy)著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9月1日

平装: 262页

ISBN: 978701017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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