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犹太人的上海方舟丨河滨大楼
上海的民国公寓多如牛毛, 但比起公寓里发生过的故事, 恐怕没谁敢排在河滨大楼之前。 这栋“远东第一公寓”, 先由无数英美商人职员租住; 二战时接待过犹太难民, 也曾被日军据为集中营; 二战后美国哥伦比亚等多家电影公司, 在此设立驻点......
虹口区北苏州路400号的“河滨大楼”，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建筑规模最大的公寓大楼。河滨大楼最初的业主是上海滩“房地产大王”沙逊集团的房产。至今，北苏州路400号的墙壁上还嵌有“Ｅ·Ｄ·Ｓ”字样的石头，这是新沙逊洋行创始人伊利亚斯·大卫·沙逊姓名的英文缩写，也是新沙逊洋行行名的缩写。
沙逊是一支庞大的犹太人的家族，祖先是今天伊拉克巴格达人，古代“神之门”的国都——巴比伦和空中花园的地方，在幼发拉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会处。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一年一个叫大卫·沙逊的人率领家族到了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孟买，在那里开始了家族发迹的历程，创办了后来著名的沙逊洋行。时间不长，他在印度加入了英国国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沙逊洋行在上海外滩建立了沙逊洋行的海外分行，地址外滩20号（今和平饭店北楼位置）。这家洋行主要是贩卖鸦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等8国列强签订了《禁止鸦片贸易协定》，5年后取消鸦片进口，宣统元年、1909年万国禁烟会又在上海召开，沙逊洋行在华的经营业绩不断衰退，1923年不得已退出上海。这家沙逊洋行后来被称为“老沙逊”。
沙逊家族有一个分离重组的历史。同治三年、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长子阿尔伯特·沙逊成了在孟买的总行的老板，阿尔伯特的弟弟伊利亚斯·沙逊任上海分行经理。同治十一年、1872年两兄弟经营理念分歧，弟弟与哥哥分道扬镳，创办了“新沙逊”。新沙逊主要把资本投入上海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手段是低价位盘下地皮，建大型公寓，盘熟了，等地价、房价上去了再抛出去。有时直接出手价格上去的地皮或低一档次的房地产供他人开发。最终，新沙逊成了上海滩的“房地产大王”。
新沙逊创始人
从河滨大楼一例，就可以看出房地产大王是如何敛财的。谈到河滨大楼的地皮，就要谈到中国近代有名的一个人，他叫徐润。徐润算得上中国的第一代买办。最早他在大鸦片商人颠地的上海宝顺洋行里学生意。非常具有商业头脑，他想上海开了埠，大批的洋人到上海来做生意，人口越来越多，要住，要有商贸活动的场所，首先要有地皮。他除了建议洋行投资房地产外，自己也陆续低价买了2900亩地。有了钱后，他又投入保险等业，如仁和水险公司、济和水险公司、同文书院等。当时他的资产总额竟高达340万两银子。不巧，光绪九年，也就是1883年这一年的6月中法战争爆发，一时间房地产、股票价格暴跌，金融风潮。徐润周转不灵，向香港火烛保险公司短期借债20万两银子。中法战争结束后，一时无现金还债，匆促间以9.5万两银价把苏州河北天潼路附近四块土地卖给了沙逊洋行，平均每亩只卖了3374两。当徐20年后去世前不久，这几块地至少值200万两。可见，沙逊洋行仅地皮一项就赚了多少。
河滨大楼就是利用徐润出手的地皮建起的。但一开始沙逊建的并不是高楼公寓，而建了“宝康里”、“宝泰里”、“洪福里”等里弄住宅。每年出租，沙逊可以净获2万两银子，4、5年后收回了地银。1931年“九一八”事变，大批难民涌入上海，不少的北方旧官吏、军阀、巨商跑反来上海当“寓公”。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在上海买房置地，带起了上海的房地产业，人称当时是上海房地产业的“中兴”时代。1931年，“宝康里”、“宝泰里”、“洪福里”的房子已经用了40多年了，早已破败。看准了商机，沙逊于当年拆去弄堂建公寓性的河滨大楼。1935年竣工使用。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新申营造厂承建，为美国近代公寓式建筑，外观简洁。占地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该楼的设计非常有讲究。河滨大楼的地块面积很紧，像一把手枪。设计者巧妙地设计成“Ｓ”状平面，呈带状，在枪把处划出一个弯式，既解决了通风采光的问题，同时“Ｓ”形又是沙逊英文字的开首字母，深得沙逊洋行的赞许。
该楼建成初作为商住楼使用。原楼7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分租给商店，二层是公司或洋行的写字间，自第三层至第七层均为公寓。大楼内有公寓房282套，工房126间。内部格局分2间一套和3间一套两种。套间内有走廊、会客室、卧室、储藏室、卫生间。全大楼专设中央暖气装置，冷热水管兼备。每层还有小房12间，当年供仆役居住，称为“仆室”。可住700户、2000多人。建筑用料十分考究，墙身采用大块防火石棉砖，地板用硬木细条拼花。整幢大楼交通方便，有出入门11处，楼梯7道，升降电梯9部。底层还建有设备齐全的游泳池1座，池长15.5米，宽9米，深2.1米。1978年在原大楼基础上加建了3层，中部顶楼上建了塔楼，现最高为11层。
建成后，有好几家美国著名影片公司，如环球、米高梅、哥伦比亚、雷电华、联美等公司的上海分公司都在这座大楼的一楼里办公。底层和二楼基本被京沪、沪杭甬铁路局租用。三楼以上是公寓。抗日战争结束后，英国鹰狮分公司也迁入此楼。当年在公寓居住的大多数是外国人，以英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居多，而且多是在上海市区东北虹口一带经商的商人和供职的高级职员。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有惠罗公司部门经理、颐中烟草公司运输部主管、远东钢丝布厂总经理、金城烟公司远东部经理等，还有供职于工部局、海关的高级职员。在河滨大楼居住的外国人中，有一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籍犹太人伊赛克，中国名字叫伊罗生，1930年来中国，1932年在上海编《中国论坛》，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他还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品选集《草鞋脚》，并约请鲁迅、茅盾编选。1933年9月，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上海大连湾路（今大连路）秘密召开，鲁迅没有到会，仍当选为名誉主席，但他在河滨大楼伊赛克的寓所与法国代表瓦扬·古久里会过面。
河滨大楼内现今楼道
1938年10月19日， “帝国水晶之夜”尚未在纳粹德国发生，但在上海的犹太社团，无论是赛法迪犹太人还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仿佛都已闻到了来自欧洲的可怕气息，他们与纳粹党人赛跑，提前做着迎接中欧犹太难民的种种准备。这天上午9点30分，有个会议正在嘉道理洋行会议室召开，主题是如何安排和救济源源不断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历史资料表明，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犹太宗教团体以及救济组织的八九位权势人物全来参加了会议，就连不可一世的维克多•沙逊先生也派了他的私人代表。会议气氛有些沉重，在上海的犹太头面人物内心中的同情、悲悯等情感被唤醒，无论作为血脉相连的同胞，还是作为犹太文化中的一分子，他们都必须挺身而出。会上，维克多•沙逊的全权代表透露：沙逊在一个月之前，已无偿提供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作为欧洲来沪难民的临时接待站。此后又向同胞捐出了15万美元。
一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国人进军波兰，总共有8200名犹太难民来到这里，他们手持“生命签证”，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等港口登上海轮，提心吊胆地来到上海。于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1938年的某个初冬早晨，一个叫尼维或阿列文的中欧犹太男子正站在北苏州河路400号的河滨大楼大门前，正看着波澜不兴的苏州河，河面上驶过一条条舢板，舢板上的中国船民对他做着和平的凝视。蓦然地，他长叹一声，为自己和全家终于逃脱纳粹德国的魔爪而感到万分庆幸，也对上海的包容深深的感恩。1949年之后，河滨大楼的原先居民纷纷离去，阿列文般的犹太难民更是早早地离开了这里，现在，往往两个甚至三个上海人家共享一个套间。1978年，八层的河滨大楼又加盖三层，加盖的全是小户型，每层有96个套间，这让大楼居民徒然猛增到700多户。
如今的河滨大楼，是个既高端又低端的神奇所在。大堂地坪依旧铺着黄黑两色的大理石，上面还有两个醒目的EB英文字母，代表河滨大楼的英文名 embankment building的缩写；大楼电梯依然充满英伦做派，到底楼大堂需按“0”而不是“1”；大楼内临河户型的房价，已经高到有价无市；楼里还有40多户无论春夏秋冬都穿西装打领带的国际友人，周边会所、花房、咖啡馆一应俱全。河滨大楼的地板，是上世纪30年代经典的细长条木地板，钢窗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风格，是上海建筑文化中典型的“钢窗蜡地”。还有每套房间里的铸铁浴缸，龙头尽管已褪去许多色泽，但斑驳的、黄澄澄的颜色，还是能让人回想起1935年那些繁花似锦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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