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小炒 | 再谈地摊经济，后疫情时代下的城市和情怀
前言
近年来销声匿迹的地摊在一场大疫之后被重新提起，勾起了许多人童年回忆的同时，也在更加复杂的语境之下引发了许多思考。地摊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与城市的整体规划、城市中生活的不同群体和每一个个体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地摊究竟与谁有关，承担了怎样的社会功能？如今我们再提起地摊的时候，对它有怎样的认知和想象？这背后又折射出我们对于城市发展方式怎样的期待？作为疫情之后的救急手段，“地摊经济”这个词语的背后，也许还有很多没有被互联网热点所看到的侧面。
地摊：记忆与现状
你对于地摊有怎样的经历和记忆？
张雅淇｜我生活的新疆会有很多商贩推着板车卖杂货，和集市比较相似；卖新疆特色小吃的也很多，比如羊杂碎、烧烤、老式刨冰，还有各式手工艺品。后来出于维稳和市容市貌的要求，地摊逐渐消失。对于新疆人来说，地摊是非常贴近于我们的生活的，所以疫情之后烧烤等产业恢复得很快。
魏宇琳｜北京郊区以前有很多早餐摊，还有卖鞋垫、箩筐之类的手工艺品的。农民会摆摊售卖自家种植的果蔬、自制的豆腐凉粉白薯干等等，都价廉物美，买东西的时候也能借机和农民伯伯聊天。天津郊区则充满各种一直活跃的早餐摊和卖菜、水果、花的小摊。河北的城里小摊就是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了，最重要的是流动早餐摊和夜市，很方便实惠，但质量参差不齐。
蔡瀚毅｜我对农村集市地摊以及小学门口的小摊有比较深的记忆。地摊上卖的都是低成本、廉价的产品，但是十分接地气。从大家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对于地摊的讨论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情怀消费”，而我们对于地摊商品真正的需求减弱了。我们现在的消费方式很多样，消费需求不再需要地摊本身来满足，而情怀的部分甚至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销售“小时候的零食”的店铺来替代。
如何看待近些年地摊的消失？
蔡瀚毅｜地摊的消失是当今社会的必然趋势。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零散、无序的销售方式会被集中管理的、更专业化的销售方式所替代。另一方面，地摊与当下城市管理上追求市容市貌整洁有序的思路有所冲突。
张若辰｜地摊经济消失的必然性除了与市容市貌的整治相关，更多的是关于消费方式的改变。对于消费者而言，地摊最大的优势是廉价和便捷，但如今电商的发展很好地解决了人们的这两个需求，造成了对传统地摊经济的冲击。而地摊经济消失不仅在经济层面，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有影响，在文化、社会层面也有其影响。我觉得地摊代表着一种市民文化，为城市带来市井气息，即所谓的“烟火气”。同时地摊也是城市中人与人面对面的联系的一个纽带，人们去地摊买东西的时候，与店主和其他顾客都会进行交流，这在电商的环境下是无法做到的。我们不应该把地摊视为一刀切的二元化问题。
李心逸｜在很多地方，也许人们的需求是一直在的，但地摊在城市管理中被迫消失了。我所在的成都是这次疫情之后最先提出鼓励地摊的城市，在“地摊经济”成为全国热点之前，我家附近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地摊，这说明背后是有需求在驱动的，消费者和摊主都有需求。在以往对于地摊一刀切的管理方式下，靠地摊谋生的人的生存需求、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应该如何解决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城市与地摊：对立还是张力？
地摊在城市发展中的功能
吴丹｜城市是存在不同功能区的，而地摊在其中的定位也应是有所不同。它不应该仅仅是我们所指的小商品销售地，实际上它也能为城市发展提供多种功能支撑。在国外电商不发达的情况下，地摊可以同时满足人们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需求。拿巴黎的区份划分为例，地摊在其中也是不同行政区的文化体现，甚至作为文化现象、文化功能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城市的出现是先有“市”，再有“城”的，市集所带动的商品经济的兴起促成了我们当下意义上的城市的诞生。而从起初，地摊就是老百姓生存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城市的发展需要拥抱地摊，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发展的关联。
张雅淇｜我举一个例子，在上海老街道改造中集体化的室内菜市场，其便于市民采购新鲜食材的功能是更加被重视的，它的存在也是为以老年人为主的特定消费群体考量。地摊作为一种载体，可以成为融入城市的一种方式。它还固定了流动人口，成为了人和城市的连接纽带之一。至于对其“失而复得的情怀消费”的解读，因为早已存在别的替代品（电商等），所以在这个语境下它的意义有被减弱。地摊经济作为生活需求的存在是被期许的，但如今的它是后疫情时代的产物，不会长久地发展，因为对于地摊长期的考量标准不是情怀，而是需求。
摄于布鲁塞尔跳蚤市集。现许多移民在此摆摊谋生，它与其他大小开放市集一起成为了布鲁塞尔的特色景观。（cr to 吴丹）
地摊在当下城市大环境中的发展和转型存在阻力
张若辰｜让地摊从经济现象发展成文化现象是比较理想化的路径。现在出现的地摊初衷是照顾低收入人群，他们只能售卖廉价低端商品，很难升级转型成文化现象。如果要进行规范管理，那么摆摊的成本必然增加。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是否还有那么多人有能力且愿意继续摆摊呢？这些都是地摊转型的阻力。
魏宇琳｜地摊的发展和当地城市情况、政策有关。比如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由于城市发展的布局需要和自身的地理因素，一些郊区承担着生态涵养的功能，对于地摊的管制较为人性化，地摊就很有可能长期稳定的存在；而市里普遍承担经济发展增速的功能，也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出于疏解低端业态的考虑，对地摊和地摊从业者的管治更严格，除非政策发生极大变动，不然地摊很难继续生存。而在特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地摊的存在可能非常普遍，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
张若辰｜还需要考虑市民是否接受地摊。地摊可能给市民带来一些好的体验，但同时也有可能带来负面的体验，比如散摆的地摊容易留下垃圾、居民区附近的地摊过于嘈杂等等。另外，我们不确定热点过后大家的态度会怎样，现在大家对于地摊的一片叫好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热点的追捧以及一时的回忆热潮，时间久了大家的情怀也许就淡了。
李心逸｜作为市民，我们期待城市能多层次地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对于培养打造情怀式的地摊模式有所期待。但在政府层面，作为城市的管理者，他们会更多考量宏观层面上的效益。在一个城市打造、管理我们想象中具有文化意义的地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地摊本身不一定能带来大的长期经济效益。而文化、社会效益更加难以衡量，对地摊有文化需求的群体并不一定很大。平衡各个群体对于城市的期待和需求确实是很难的。
我们对城市的期待是怎样的？
蔡瀚毅｜要让地摊长期存在在城市中，首先需要改变目前钢筋水泥式的城市发展思路。如果城市把地摊作为一个功能载体纳入到城市规划之中，有政策支持和相关需求，那么地摊就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存活下来，而如果城市本身把地摊认定为分散、低端的商业形态，那么它就会被替代。地摊能否在一个城市长期存在下去取决于这个城市是怎么看待地摊的。
李心逸｜我们对于城市的期待不仅仅是整洁，而是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立体”的社会空间，满足我们各个维度的需求。而地摊不仅为一部分人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也具有社会联结的功能，贴近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之前的讨论中也有提到，当下在经济上已经有了很多地摊的替代品，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它有被保存的必要。当然这是需要更高的城市管理水平来服务于这个目标的，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地摊经济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
摄于温州。高楼大厦和市井人生，我们对城市有如何的期待？（cr to 吴丹）
地摊经济的讨论：背景和主体
Daisy｜文化需求会和个人精神上的需求类似。地摊是生活化的，它的背后会有大众的情结。在互联网公共讨论空间参与讨论的人不一定会去摆摊，那么真正摆摊的人是谁？这个问题的背后存在的是群体的割裂，以及场域对比。真正去摆地摊的人可能是赚不到钱的，他们也可能是在疫情中收入备受打击的人。在互联网讨论空间的产生之后，地摊的存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人们开始用回忆的滤镜去思考地摊的存在。
魏宇琳｜经营者分为三类：长期经营者，受疫情冲击者，还有只是为蹭热度来做地摊的人。只在疫情背景下提出的地摊经济是不稳定的，疫情过去之后，和当下的语境又会不同，有极大的可能性回到传统的模式。
蔡瀚毅｜“地摊经济”所提倡的地摊和从前意义上的不同，现在的它是规范化一体化的产物，留下与城市管理相融合的部分并与文化结合，成为城市功能的一部分。至于大多数的我们所接触的网络解读，实际上扭曲了地摊的含义。目前所提倡的是可以长远存在的、本质为经营的经济模式，而互联网上的解读多源自对社会热点的追捧和消费。城市该以如何的姿态去迎合新形式的地摊经济？究竟应该把它当作当下刺激后疫情时代经济的权宜之计，还是转变城市发展思路的催化剂？
后记
在对于地摊经济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无法摆脱旁观者的视角。地摊经济作为后疫情时代的产物，它的背后是当下社会群体的断层，而正因为疫情对不同群体的打击程度不同，我们作为旁观者在网络空间讨论时很难真正理解参与者的感受。在公共空间的讨论中，地摊成为了怀旧的载体，自然满足了人们对以往生活的回忆。在如今的城市、经济发展语境下，我们希望地摊经济与其他的商业形式互补，城市与地摊互相依托、互相融合，甚至实现特色化转型。这是人们对城市发展的期待的一部分--城市不应只是冰冷的高楼大厦，其中还应有着各类人群的生活。在疫情后重构社会之时，我们不仅要为受打击人群开拓生路，让地摊为一部分人提供生存空间，也不妨让地摊成为联结城市人的纽带，着手建构有着人情味的城市。
统稿｜李心逸 吴丹
文｜蔡瀚毅 Daisy 李心逸 魏宇琳
吴丹 张若辰 张雅淇
编辑｜张一楠
图｜网络 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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