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 | 笔底波澜：科斯如何评论波斯纳？
波斯纳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对科斯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诸多点评，对于这些评论，科斯在本文里针对性地做了回应。研读此文，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理解、评价波斯纳。
原标题《科斯论波斯纳论科斯》，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2卷。作者罗纳德·H·科斯，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译者艾佳慧，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科斯论波斯纳论科斯
文 | 罗纳德·H·科斯
读完理查德·波斯纳的论文，我感觉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当这次研讨会结束之时，鲁道夫·里克特（Rudolf Richter）请我为杂志写点评论，因此我必须从笔记中重新组织我在会议上说过的内容。一个人的口头陈述往往不适宜于发表和出版，但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我有必要答应里克特的请求。
图：罗纳德·H·科斯
我阅读波斯纳文章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很好笑。它让我想起埃里奥特小姐描述阿弗里德·马歇尔关于亨利·乔治的演讲。她说马歇尔让她想到一条蟒蛇在吞下它的腹中之物之前先要欣赏把玩一番。这样说的时候，我无意将波斯纳等同于马歇尔，更无意将之等同于任何种类的蛇。尽管我必须承认当我停止发笑转而更仔细地研究他的文章之时，这个邪恶的念头确实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波斯纳说他文章的第一部分描述“由罗纳德·科斯控制的（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概念”。阅读其论文的这部分内容，让我想起贺拉斯·沃波尔在其论理查三世的著作中开头部分的评论：“对伦敦以外的各地，大部分历史学家就他们所担任的工作职责而言，是不能胜任甚至是失职的。即使逝去的历史重新来过，他们能否仔细地考察他们所在时代的诸多事件，并将它们全面、真实、准确地传递给我们，也仍然是一个问题。”在这之前我仅仅对波斯纳的观点有些不同意见，但他的这篇发表文章让我有了回应和评论的欲望。贺拉斯的这段话很适合帮助大家准确地理解波斯纳对我学术观点的严重误读。我无法在此讨论他所有的误读之处，仅挑选其中最严重的几点加以反驳。
波斯纳声称我“想回到更早期、更简单、更自由放任且非数学化的亚当·斯密理论上去”，但这与事实相悖。我并不想回到更早期、更简单、更自由放任且非数学化的亚当·斯密的理论上去，我只是想指出我们只是发展了一套类似于自然科学基础的经济学理论。
与波斯纳说的相反，我认为我们太依赖亚当·斯密了。正如我曾经指出的，自斯密以来，我们看到的经济学“只不过是一场巨大的学术扫尾行动，在其中，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填补漏洞、纠正错误并进一步推进《国富论》的分析”。这对斯密而言是好事，对我们而言却未必有益。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自《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加以形式化的证成。这是我在我的诺贝尔奖演讲中非常赞同的一个观点。正如他正确地指出的，经济学生产的是一个支持极度分散化的理论体系。我认为该理论是非常不完整的，因此我想要做的是推进亚当·斯密的理论而不是回到它。
图：亚当·斯密
波斯纳还提及我“不喜欢抽象”。这是错误的。我在沃伦·纳特尔讲座中说过我们的假设应当是现实的，这没错。“现实的假设迫使我们分析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不是一些并不存在的、想象世界中的问题。”
但我又继续说到：“当然，我们的假设也不应当是完全现实的，有些因素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它而不得不放弃。另一些因素被排除在外，是因为我们感到一个将这些因素包含其中的更完整的理论所能获得的收益不抵其成本。比如，包含了这些因素会导致分析更复杂，且无法就正在发生的事给予我们更多更好的理解。再重复一遍，假定中那些不需要现实的因素是因为它们完全无关。如果我们希望展示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将导致那些生产能力较低的工人的失业。我们就没有必要精确了解资本利润以何种确切的方式纳税。这是一个表明一个理论假定为何不应当完全现实的好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失去与现实的联系。”
正如以上引证所暗示的，我并不是不喜欢抽象，但是抽象程度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被分析的问题。我反对的是盲目抽象或者无助于我们分析经济体系运转的那种抽象。我的目标是形成一种有坚实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我无法想象波斯纳是如何将我的学术立场解释成反理论的，但这一判定肯定是不真实的。
在波斯纳的论文中，我不同意他的地方还有很多，如他断言我反对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我的很多早期研究就是计量经济学的。
逐点逐段地检查波斯纳的论文是不太合适的，不过，我必须提及他在论文结尾部分提到的问题。他说他很“困惑”于我一方面反对“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这个概念（他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另一方面又将大多数情况下相对高的价格会导致需求量减少视为理论出发点。要解释我为什么认为“理性的效用最大化”概念无甚意义需要太多笔墨，此处不再赘述。但波斯纳继续争论说一个更低价格导致更大需求量的假定暗示着存在一个理性的最大化效用，这是不正确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早就指出即使人不是理性的，他也会预期更高的价格将导致需求量的减少。
接下来的这一段在研讨会上没提到，但我觉得应当在这里提出来。波斯纳怀疑有多少合约安排的最新研究应归功于“威廉姆森的思想或者科斯的重要性”。我不评论涉及我的部分，但是涉及威廉姆森的部分我会稍作回应，不然会让人觉得我似乎心胸狭隘。我和该领域诸多研究者的讨论已清楚地表明我认为威廉姆森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真正意义上，是威廉姆森通过写作和教学创造了交易成本经济学。
图：威廉姆森
波斯纳反对威廉姆森赞同的一些概念，比如“有界理性”。我也对此概念持有保留意见。正如我对包含“理性”一词的任何经济学概念所认为的一样，我也对威廉姆森将“机会主义”处理成解释纵向一体化的重要基本理论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当然，将之视为一种解释其他合约安排的理论工具则不然）。但是这些差异是可以通过更多的经验性工作，或更多讨论来加以澄清的。不管结论如何，威廉姆森的基本进路将不会受到影响。
在这次研讨会上，就波斯纳在评论我观点的写作过程中没有就这些观点与我有过沟通一事，我表达了我的吃惊。此处引用《凯龙的钱包》中的一句俗语：“花费时间在劣等茶叶店寻找神圣皇帝，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此人意图不纯。”我作出如此推断对波斯纳似乎不太公正。套用弗兰克·赖特的一个句式，对波斯纳而言，这个麻烦不在于他不知道什么而在于他知道什么“不是如此”。
按照研讨会的惯例，批评一篇论文后要表达对作者工作的钦佩之情。我很高兴这样做，我很赞赏理查德·波斯纳的写作，尽管并不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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