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达 等 | 律师去哪儿？中国律师的跨地域流动
中国律师的空间迁移不仅加剧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律师业内部的层级分化和不平等现象，而且使内陆和农村地区的法律服务更为短缺，法律职业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如果将法律社会学和移民社会学相联系，可以通过一个新的过程性理论视角，来试图理解法律职业在空间地域上的微观流动与宏观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关系。
原标题《中国律师的跨地域流动》，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3卷第1辑。作者刘思达，时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梁丽丽，时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麦宜生，时为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副教授。文章推送时有删减。
中国律师的跨地域流动
文 | 刘思达 梁丽丽 麦宜生
在现代社会，律师的流动性越来越强。20世纪以来，从乡镇到城市，从一国到全球，律师职业的规模日益扩张。而商务律师事务所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全球法律制度的形成则将这一过程推到高潮。
本文以中国律师为例，探究社会学中法律与移民这两大研究领域之间的关联，并基于一个过程性（processual）视角来构建一个关于空间流动的分析框架，以理解法律职业的发展与分层等问题。
中国律师业在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破坏之后，复兴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绝大多数律师都还是政府雇员，服务于各级政府的法律咨询部门。到了90年代，我国才允许设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而律师的跨地域流动也从此开始。
图：杜米埃画笔下的律师
自21世纪以来，中国律师业的蓬勃发展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沿海主要城市。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外地律师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迁移到这些大城市从事律师业务。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律师的跨地域流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国法律职业的社会结构。当东部沿海城市的居民和企业享受到了规模大、层次齐的法律服务市场带来的种种便捷的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则面临律师短缺的困境，而中西部城市里律师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的竞争也仍然广泛存在。
一
空间流动
当代社会科学关于移民问题的成因和延续方面已经有了非常详尽的学术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中，迁移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这种投资主要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机制来驱动。社会学中的移民理论，如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累积因果（accumulativecausation）理论，则强调工资差别、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在迁移发生和延续中的重要性。然而，除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学者们似乎更着重于研究迁移的模式和成因，而不是迁移对社会结构的分层影响。
在迁移原因方面，我们认为律师之所以变更他们的工作地点，主要基于两个原因：收入差距和监管机会。收入差距是人们选择迁移的必要条件。如果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律师和其他职业群体一样，其迁移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此外，鉴于迁出地法律服务市场往往存在各种限制、混乱无序并且缺乏专业化，迁入地较高的收入水平、丰富的市场机遇以及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都会吸引律师迁移。
尽管如此，经济激励因素不足以成为律师迁移的充分条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律师都要遵守执业许可和注册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因此，监管机会就成了律师迁移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律师难以获得迁入地的执业资格许可，那么他们迁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在美国等联邦制国家，各州被赋予律师行业准入的权力，跨州的律师执业行为被律师执业规则所限制。而在我国，虽然每年组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但地方政府和律师协会仍然设置了各种注册规则，从而限制了律师的跨地域流动。因此，律师迁移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一个渗透到国家监管权力的政治过程。
在迁移后果方面，一个重要问题是专业技能在多大程度上能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医学、工程等其他高技能职业，专业技能的科学性和普遍性更强，而法律专业技能却有所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社会关系网。虽然社会资本和嵌入性（embeddedness）的缺失是一个所有迁移的职业人士都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但律师专业技能的本地化特征使他们更难离开原先从业的地方。
迁移律师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才能在迁入地逐渐积累社会资本和建立社会关系网。许多移民群体可以通过家庭关系和出生地联系在迁入地获得社会资本，然而迁移律师还需要与迁入地的职业网络以及法院、政府机关等国家机构建立关系才能生存下去，而那些无法做到的律师在一段时间后则会被迫离开迁入地甚至退出律师业。
在结构性影响方面，我们认为由于经济和政治壁垒以及社会资本的缺乏，许多迁移律师都集中在迁入地的低端法律服务市场，为个人客户提供服务，从事一些声望较低的业务类型。如果大量外地律师在短时间内涌入一座城市，则会导致该城市律师业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甚至分割。在新城市生存立足的过程中，大多数迁移律师都要面临“同化或退出”的职业挑战。
与此同时，在遭受人才流失的迁出地，律师迁移往往会造成高技能律师人才的缺失和其他法律服务提供者的滋生。总而言之，律师的空间流动加剧了律师业内的分层和不平等，这不仅体现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而且在迁入地内部也存在这一现象。
中国律师在一个高度割据的法律服务市场里工作，东部沿海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商务领域与其他业务领域之间都存在极大的不平等。北京和上海的精英商务律师在豪华的写字楼里办公，享受着快速全球化的市场所带来的高收入和声望；而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许多律师却难以维持生计，有时在刑事辩护中甚至会危及个人安全。中国律师业这一多样化并高度分层的社会结构是我们理解律师跨地域流动的出发点。
与一般人口迁移相比，中国律师的迁移具有一些独特的模式。图1显示了从2000～2007年中国各省人口和律师分布的基尼系数。虽然这一时期我国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都相对稳定，但专职律师分布不均的问题却越来越显著。这表明各省间律师人数的增长是极不平衡的。
中国律师为何要迁移？
中国迁移律师在过去十年内数量急剧增长的现象令人深思。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律师的迁移模式与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模式相似。然而，通过分析年鉴中的数据，我们发现情况其实并非如此。广东和浙江两省接收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全国最多的，而北京和上海则是迁移律师的最主要目的地。
制造工人和建筑工人往往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较大的移民群体，而律师的迁移则不会形成类似的地缘性群体，而且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很难承担法律服务费用，也难以成为迁移律师的主要服务对象。相反，中国律师迁移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和监管机会。前者是律师迁移的主要动力，而后者则是2000年中期迁移律师人数急剧增长的原因。
收入和工作机会上的差距是中国律师迁移的根本原因。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律师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一位在甘肃兰州执业的律师在2006年接受访谈时说道：
我老家在平凉[……]有一个县只有一个律师，他一年要办200件左右的案子，一个案件收500～600元，还有几个法律工作者，给企业当法律顾问少的2000元，多的5000元，主任一年能挣3万～4万元就不错了，忙得要死要活。因为地域差别和发达地区没法比，当事人给100元在县里就要跑前跑后，兰州一般一个案子要2000～3000元，上海我听说是2万元以上。
然而，通往大都市的道路并非遍布黄金。许多迁移律师在迁入地无法找到足够的案源以维持生计，一两年之内就被迫回家。考虑到年龄以及离开熟悉的执业环境的高额成本，年长的律师一般没有迁移到大城市的计划。一些来自不同省份的受访者都表明，相比35岁以下的律师而言，40岁以上的律师迁移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据上文那位去上海发展的律师的前同事透露，其年收入之所以能达到50万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自己精力最旺盛、能力最突出的年龄去了大城市。
迁移律师一般需要几年时间在迁入地建立新的职业和社会关系网。这导致了年长的律师迁移到新的地方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因为他们在迁出地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本会随着迁移而流失。
中国法律工作环境调查结果显示，律师之间最大的收入差距并非存在于不同城市的律师之间，而是存在于同一个城市的律师之间以及不同城市前20％高收入的律师之间。这一结论与许多律师的想法截然相反。图2显示了各线城市收入排在前20％和后80％律师的收入中位数的差异。
在一线城市，我们发现收入排在前20％和后80％律师的收入中位数差距最大：收入排在前20％律师的收入是后80％律师的7.5倍。各线城市中收入排在前20％律师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也是相当大的。平均而言，二线城市收入排在前20％律师的收入比三线城市排在前20％的律师要多1/3，但是却比一线城市排在前20％的律师少了约50％。然而，对于收入排在后80％律师而言，三个级别城市之间的收入中位数差距则要小得多。
这意味着，如果律师在迁出地的收入未达到前20％，即使迁移到其他城市，其收入也未必能大幅增加。许多二、三线城市的律师在决定迁移时往往不会注意到这一现象。
收入差距在中国律师业一直存在，但是2000年中期以来，行政法规对于省际间律师流动规定的适当放宽直接而显著地增加了律师的迁移。2003年8月《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成了一个转折点。由于《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才有设定职业资质行政许可的权力，因此省一级的司法行政机关就不能再自行制定地方性规定来限制律师注册。自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以来，如果律师可以在迁入地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并办好司法局的相关注册手续，那么无须变更户口或人事关系就可以在省际间相对自由地迁移。然而，迁入地的律师事务所依然很少能够给外地律师提供本地户口。
虽然迁移律师无法取得本地户口，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迁移到东部沿海城市。作为最大的迁移律师集中地，北京最初向全国各地的外来律师敞开了大门。在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北京市司法局的一名官员对外地律师大规模迁入北京表示乐观：
我觉得北京律师数量饱和不饱和没法衡量，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不是各州分立，而是全国统一的律师证，律师执业的地域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也没法估算北京有多少律师才饱和。今年北京的律师数量大概要涨两千多，但是北京的律师其实是做全国的案子的，有的外地律师来了北京之后其实还是做原来地方的案子，只不过是办公室在北京，拿了北京的执业证，算北京律师了，所以说北京律师其实是个品牌。
除了收入差距和监管机会，家庭因素和政治因素也是律师迁移的原因。在2009年的问卷调查中，一名律师在被问及潜在的迁移地时，并没有具体指出哪座城市，而是回答“随孩子”—这意味着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至少一部分迁移律师而言十分重要。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直辖市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名牌大学在京沪两地的高考录取名额也比其他绝大多数城市更多。与其他外来群体一样，律师也可能会为了子女未来的发展而选择迁移到新的城市。但事实上，如果他们无法获得大城市的户口，其子女也就很难充分享受到当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势。
此外，还有一小群为了维护人权和公益事业而迁到北京执业的律师。虽然他们在迁移律师中所占的人数比例极小，但由于这些律师经常受理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因此，拥有很高的媒体曝光率，尤其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这类律师迁移到大城市比其他迁移律师更需要经过全盘衡量。因为除了经济因素和职业发展的考量，迁入地的政治环境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十分悖谬的是，虽然北京对于律师活动的监管较其他省份更为严格，但专门从事维权活动的律师在北京执业却要比在偏远省份更有安全保障。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一位河南律师因为状告当地司法局收取过高的律师注册费而被司法局报复，扣押了他的执业证，而北京市司法局却一度默许他无须变更律师执业资格就可以在北京继续执业。因此，或许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全国大部分专门从事维权活动的律师都集中在北京执业。
在新城市生存立足
随着大批外地律师涌入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迁移律师们每天都要考虑如何在新城市生存。如关于社会资本的一般性著作所预测的那样，本地关系的缺乏是迁移律师必须克服的最大障碍。中国迁移律师的地缘和社会背景都太多样化了，因此很难在迁入地的社区中获得支持。于是他们只能做与美国职业地位较低的律师们所谓的“追赶救护车”（ambulance chasing）行为相差无几的事情。例如，在法院门口派发名片、为客户提供风险代理等。
更有甚者，一位北京的迁移律师居然写信给当地法官，许诺给为其提供案源的法官回扣—后来一名法官举报了此事，该律师也因此受到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处罚。不难想象，大多数迁移律师只能从事较为低端的法律服务业务，如刑事辩护、离婚诉讼、劳动纠纷、房屋拆迁等为个人客户服务的纠纷。
面对迁移带来的困境，一些迁移律师想出了新颖独特的方法来宣传自己、寻找客户，特别是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由于缺乏案源，他们经常靠上网来打发工作时间。一位来自湖北省、后来成为网络名人并出版了一本律师实务书籍的迁移律师就是如此：
那时候没事就在网上泡着，写一些文章，就认识了一些律师朋友，然后建了个QQ群，后来就发现有些人在QQ群里找我咨询，我的回答其他人也都能看得见，这样慢慢咨询得多了，我就决定建一个大律师论坛，这样通过咨询可以找到一些案源。
除了在网上宣传自己外，一些迁移律师还在博客和互联网论坛发表大量的专业文章，有人甚至借助出版书籍来推销自己，从而获得更多的案源。这些文章和书籍在描述他们的职业资质和经历时，往往会夸大其词。例如，上文所引的这位律师在他的许多网络文章中自称“资深大律师”，而事实上他那时执业还不到三年时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逃脱了“追赶救护车”命运的迁移律师主要有两类—我们称为“名流型律师”和“激进型律师”。“名流型律师”也就是那些在迁人地成为媒体红人的律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岳成律师。岳成是黑龙江人，20世纪90年代来到北京，后来成为当地电视节目和报纸专栏的长期嘉宾。和许多迁移律师一样，岳成刚到北京的时候也缺乏案源，但他既没有花钱求人推荐客户，也没有向当地法官寻求帮助，而是在两年内每周都在国内几家知名报纸上刊登广告。最后，还是他作为黑龙江省“十佳律师”的称号吸引了北京媒体的关注。岳成等早期迁移律师的成功激励了许多后来者的尝试和探索，但如今的竞争已经太过激烈，几乎无法复制前辈的成功。
迁移律师没有太多的本地社会资本，他们如何吸引媒体的关注呢？关键在于专注于某一个具体的法律领域，如离婚诉讼、刑事辩护、房屋拆迁、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等。虽然这些领域中没有一项是非常赚钱和高端的领域，但是相比复杂、技术性强的商务法律领域，它们更容易获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如果迁移律师精通于上述某一个法律领域，办理过几个具有影响力的案件，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获得媒体的关注。毫无疑问，不是每个外地律师都能靠专业化发展而成功，但一个事实是，绝大多数“名流型律师”都是在一两个非常具体的法律领域里的专家。
另一类特殊群体就是北京的少数专门从事维权活动的“激进型律师”。与普通迁移律师一心赚钱谋生不同，激进型律师将其执业范围限于政治敏感案件，从而引起了我国政府、外国捐赠机构以及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些律师来到首都就是为了从事人权和公益事业，而其他人则是因为无法立足生存才逐渐变得激进。
而对大多数迁移律师而言，成为名流型律师不切实际，转型为激进型律师又风险太大。到目前为止，这两类律师的人数还相对较少。在来到迁入地之后，大多数迁移律师都面临着“同化或退出”的艰难选择—要么通过不断积累社会资本而使自己的业务逐渐本地化，要么就无法立足，最终选择离开这个城市，甚至不再从事律师职业。
律师迁移的结构性影响
律师迁移和律师业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各地方经济以及律师业发展极不平衡，从而导致大批律师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迁移到东部沿海大城市。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十年律师跨地域流动的迅速增加，中国律师业内部的地域分层现象也越发明显，全国各地心怀抱负的律师们纷纷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集中。与此同时，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律师还是持续短缺，而其他法律服务提供者却在蓬勃发展。
在农村地区，律师迁移加剧了律师专业服务的短缺，使当地的律师业难以注入新鲜血液而自我维系。据司法部2004年的统计，全国有206个县没有执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至少有同样多的县只有一家国家出资设立、总共不到十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
当然，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律师短缺并不只是律师迁移所导致的，也是因为这些地区对律师服务的需求相对较低。刘思达和吴洪淇的研究显示，中国农村纠纷解决的职业系统是层级分化的，包括多重的法律和政府行为主体，律师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只处于边缘化的位置。非正式的协商和当地干部的调解解决了大多数农村纠纷，而只有极小部分纠纷能进入正式司法体系中，通过法官和律师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迁移律师们背井离乡，不但是由于大城市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且也是由于迁出地无法提供良好的执业环境。
即使在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许多业务能力强的律师也选择离开本地，迁移到东部沿海城市执业。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律师迁移直接导致了当地律师业发展迟缓。这些地区的律师业不但面临着律师流失的困境，而且由于外流律师往往会带走一些高端企业客户，使当地律师业很难专业化发展。而留在本地的律师大多是各种类型案件都办理的“万金油”律师，而且还要与其他法律服务提供者相竞争，包括基层法律工作者、法律咨询机构、“黑律师”和“赤脚律师”等。
与此同时，律师的跨地域流动也加剧了迁入地律师业的层级分化，在北京和上海尤为明显。许多迁移律师往往专注于一些风险较大而利润并不高的低端法律服务领域，而有经验的本地律师却往往会远离这些领域以规避风险。刑事辩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除了少数主要负责处理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的资深刑事辩护律师以外，大多数本地律师都尽量避免从事刑事辩护，而将这类较为棘手和危险的案件留给了迁移律师。
在北京和上海，律师迁移并没有显著增强本地律师业整体上的专业化程度，但却大大改变了律师业底层缺乏分化的状况，促进了该层次律师的专业化。许多迁移律师在新城市缺少社会资本和业务机会，于是他们被迫承办低端法律领域的案件，以在迁入地立足生存。为了在行业底层获得成功，迁移律师需要确定一个具体领域并精通于此，如上文提到的离婚、房屋拆迁、死刑复核等。如前所述，在北京和上海的律师业内，名流型律师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还有些迁移律师开拓了法律服务的新领域，这些领域此前还很少有本地律师关注。例如，近年来房屋拆迁已经成为中国最显著的社会问题之一；公益诉讼也成为迁移律师主要关注的一个新领域。
虽然律师迁移促进了北京和上海律师业底层的专业化，但它对于高端领域的影响仍然微乎其微。一位北京律师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
外地律师事业上的压力很大，在法院门口发名片的外地律师多，有的就是租个地方、支个桌子，大部分都是在竞争中低端市场。但其实这对北京本地律师构不成太大威胁，因为像那些高端业务，如国际贸易、知识产权，都是开放的，现在还远没有饱和，所以说外地律师进来可以促使北京律师更加专业化、更高精尖。
在北京等主要迁入地城市，过多的律师集中于低端法律领域，似乎造成了这些城市律师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然而，我们的中国法律工作环境调查表明，在一线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如果不考虑执业年限长短的话，本地律师和迁移律师在收入与专业化程度上都没有显著差别。这表明，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预测不同，律师迁移并没有在本地律师和迁移律师之间形成分割。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迁移律师在经历了几年的艰难创业后，要么融入当地的律师群体，要么就被迫离开。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融入当地律师业的迁移律师可以逐步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并获得与本地律师大体相当的收入。
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等迁移律师大量涌入的城市，本地知名法学院的毕业生牢牢地占据着法律服务领域的最高端。例如，专门从事高端商务领域的律师事务所的大部分律师都毕业于知名法学院，通常还辅以一个国外的法律学位，而这些精英律师基本上都选择在北京或上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这一小部分精英律师中，许多人并不是本地人，而是在当地的知名法学院毕业之后通过单位聘用才获得了本地户口。我们并不将这类律师界定为迁移律师，因为他们从执业之初就在当地发展。然而，应当注意到这一精英群体的存在，以及凭借职业教育而提升职业地位的可能性。
律师迁移对于中国高端法律服务领域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于那些从外省迁移到这几个城市的律师而言，在这些规模不大声望却很高的法律领域执业的可能性非常小。
最后，迁入地律师业内部的分层现象也进一步推动了律师的迁移。由于各地区收入差距过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律师选择迁移。当他们考虑迁移时，往往倾向于将自己与迁入地的本地律师乃至精英律师进行类比，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业内的中等收入者。但事实上，大多数迁移律师只能依靠承办低端法律服务领域的案件勉强维持生活，因为这部分市场的收费标准要比中高端市场低得多。
于是，律师迁移就成了一个自我循环和延续的过程。然而，随着迁入地律师业整体规模的扩张，迁移律师成功的可能性也在降低。他们虽然有机会在新城市取得成功，但却更可能陷在律师业的底层无法自拔，或者于脆退出。从长远看来，律师迁移就成了一种加剧了律师业内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过程。
结论
从世界各国法律职业的发展史来看，律师都趋向于集中在各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但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律师的迁移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
律师迁移对中国律师业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加剧了农村地区律师的短缺以及内陆城市里法律职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在这些地方，大多数律师并没有特别擅长的专业领域，所以他们不得不与大量的其他法律服务提供者竞争。另一方面，律师迁移也加剧了东部沿海城市律师业的层级分化，在北京和上海这种现象最为明显。大多数新来的迁移律师专注于刑事辩护、房屋拆迁等低端法律服务领域，而本地律师则往往认为这些领域风险很大而且利润不高。高端商务律师事务所里的律师们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享受高品质的中产阶级生活，而许多外地律师却只能为了维持生计而以“追赶救护车”的方式四处寻找案源。
律师迁移不仅有经济影响，而且还有政治影响。近年来从事维权活动的激进型律师在北京的大量出现就是律师迁移的一个直接后果，这也使我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某些迁移律师的政治性活动。而更重要的是，律师向东部沿海主要城市的集中使得各地区的律师业在回应民众“接近正义”的需求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边缘化内陆和农村地区的律师在纠纷解决中的地位。从长远看来，律师的这种边缘化地位，有可能会影响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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