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玉骢 | 科斯经济学方法评述
特定的研究方法内生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对科斯所秉持的基于“理论假设现实性”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分析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一般特征、历史传承及对未来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原标题《科斯经济学方法评述——理论假设现实性的视角》，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2卷（2013）。作者茹玉骢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章推送时有删减。
科斯经济学方法评述
——理论假设现实性的视角
文 | 茹玉骢
一、引言
人们通常把罗纳德·H．科斯与“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两篇文章中所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科斯定理”和两大经济学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紧密联系起来。这似乎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即科斯教授作品少而精，唯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两篇重要的文章最为精要。而实际上科斯经济学研究主题广泛，对于其他作品的忽略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全面认识其所秉持的“基于理论假设现实性”研究方法的内在一致性性和独特性。对科斯经济学方法论过于简单的理解，对科斯经济学思想的传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对罗纳德·科斯研究文本的解读，对其一生所秉持的“基于理论假设现实性”经济学研究方法特征、假设现实性的基本含义、现实性假设确立等内容开展讨论，从而对科斯经济学研究方法做一次整体性的回顾。
已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于科斯经济学方法论展开了研究。Zerbe强调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隐含的把零交易成本作为基准，来说明外部性讨论过程没有考虑到交易成本的存在。Hsiung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并把它归结为一种与加里·贝克尔（Gary Backer）最大化方法（Maximizing approach）相对应的设立基准点方法（Benchmark approach），认为科斯的分析方法更具有一般性，也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但这种观点似乎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即基准点方法不为新古典经济学所用，而为科斯所特有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主流经济学中基准模型分析方法是一种通用的方法。*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讨论无交易成本情况，主要是说明庇古提出的用税收和赔偿等解决外部性的方法在逻辑上没有必然性，而并非对零交易费用与产权关系无关论的强调。科斯关注的是交易费用的存在时产权制度选择的重要性，因为制度作为交易成本节约的装置，会对生产组织结构产生影响。因此，用基准点的方法来概括科斯研究方法的特征并不是很完整，似乎忽略了科斯的真意。
也有学者从研究对象角度解读科斯经济学方法论。Wovng比较了科斯经济学方法论和其他经济学者的方法论，强调理解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前提是，科斯所强调的经济学研究对象必须是以制度和经济系统运行为本，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密切相关性，假设现实性研究方法必然导致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这一点符合科斯强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必须考虑研究对象特殊性的观点，以具体制度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必然要求一种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经济分析方法。此外，Maki采用垂直分离和水平分离（vertical isolation andhorizontal isolation）等抽象概念，讨论科斯如何从现实中抽象出理论命题的一般方法论。这只能作为事后的方法描述，而非科斯本人在研究中秉持方法的刻画。与本研究相近的，周其仁认为科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由三要点构成：第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第二，重点调查问题的约束条件；第三，把从实例中得到的认识一般化。这三点对于理解科斯如何从经验调查中获取经济学理论的一般过程作了较好的概括，但等于如何把问题转化为可观察事实、如何基于假设现实性提出研究问题等未作具体展开。上述文献大多从比较的角度讨论科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对于科斯所强调的理论假设现实性问题虽有涉及，但并未作系统性讨论。
本文以科斯本人的研究文本为例对其方法论开展讨论，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科斯提出的经济学研究“理论假设现实性”的含义；第三部分讨论“理论假设现实性”对于理论问题提出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讨论如何通过调查确立“现实性理论假设”，强调假设确立是以现实世界调查为基础；第五部分讨论如何基于“现实性假设”提出理论命题；第六部分讨论基于假设现实性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第七部分为总结部分。
二、理论假设现实性的含义
假设是经济理论的基础。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开宗明义指出经济学家“考察其理论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不仅可以避免因对这些假设缺乏了解而造成误解或引发不必要的争论”。在完成“企业的性质”一文的过程中，科斯对罗宾逊夫人提出的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两大因素：一是假设是否使经济学变得易处理，二是假设是否符合现实世界—予以了关注。科斯则要求自己关于企业的假设—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既是易处理，同时也是符合现实……本文对企业的定义不仅是符合现实的，也就是与现实世界厂商的含义相互吻合；而易处理，即是可以用由马歇尔所发展起来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学工具，边际与替代的概念来分析，合在一起就是边际替代”显然科斯强调了两者的可协调性和一致性，并且对于“理论假设的现实性”尤为重视，并贯彻于其整个学术生涯。
科斯对理论假设现实性的强调常被一些经济学家误解。Posner错误地认为科斯继承了一种反理论的传统，并对抽象假设怀有敌意。对此科斯专门撰文，引用自己的《经济学家该如何选择？》一文中关于假设现实性的观点予以了强烈的反驳：“毋庸置疑，我们的假设不应该完全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如何处理而把某些因素剔除，也有因为我们从成本和收益角度看如果把一些因素纳入会觉得不划算，一旦纳入会使得我们对于现实世界分析变得更为复杂，当然假设非现实性的其他因素还可能是因为它们压根就不相关。”科斯实际上“并不是不喜欢抽象，但是抽象的程度是否恰当取决于问题的本身，反对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抽象或者那种对我们理解经济系统运行并无益处的抽象”。可见科斯强调的假设现实性也可能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抽象，因此这种抽象并不完全是以服务理论发展为宗旨，而主要是以加深对现实经济系统运行理解为目的。可见提高对现实世界认识是现实性假设的本质含义之一。
除此之外，科斯强调的理论假设现实性还有无其他的含义呢？在“企业的性质”一文发表前，经济学对企业存在现象的解释有若干版本，其中包括马歇尔的生产第四要素假设、克拉克和奈特的企业家经理协调假设。它们虽然刻画了企业功能的某个部分，却缺乏企业内在特性的一致性描述。科斯提出的关于企业存在的理论假设是：企业内部命令式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对市场价格机制配置方式的替代。与已有理论相比，这一假设更具有一般化，包含了上述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它刻画了企业内部协调关系替代市场合约关系的本质。由于边际替代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因此关于企业合约本质的理论假设是既现实又易处理的。
这种易处理性不仅意味着可以用已有的简单的经济学概念对理论进行阐述，也意味着理论本身是能够被检验的。科斯对于企业存在性的解答是“市场的运作需要一些成本，如果组成一个组织，并授权某人支配资源，就能节省一些使用市场的成本”。他认为企业作为市场交易成本节约的装置而存在，于是企业替代市场这一假设基础上获得的企业理论，可以通过变动企业边界的约束条件—市场交易成本—来进行考察。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一笔额外的交易由企业安排在内部进行的成本，等于公开市场进行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由另一家企业来处理的成本为止”。因此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会影响到企业的规模大小，对此科斯专门作了讨论。综上所述，科斯秉持的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有助于加深对现实世界运行的认识；二是一般性（能刻画研究对象本质特征）；三是据此推导出理论的可观察性与可检验性。从这些含义来看，基于理论假设现实性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命题的可证伪性决定了这种方法的科学特性。
三、基于假设现实性提出理论问题
对于理论假设现实性的长期关注，构成了科斯在诸多研究中提出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也直接帮助科斯找到了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或研究对象。理论假设和现实经验观察往往矛盾重重。科斯很多研究大都是从对现有理论假设的现实性提出质疑和问题开始的，用经验观察提出现实性的假设，对现有理论进行检验和证伪，获得相应的理论命题，改变了人们对经济系统如何运行的认知水平。其中代表性作品包括“英国的熏肉生产与生猪周期”、“企业的性质”、 “边际成本定价论战”、《社会成本问题》，以及后来的“经济学中的灯塔”、 “经济学的误导：以费雪车体和通用汽车为例”，等等。每篇文章都从假设现实性出发提出了有意义的理论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企业的性质”研究中，科斯就以理论假设现实性作为起点，发现了现实经验观察和理论假设之间的一个重大漏洞。即如前面提到的理论上对企业有若干种假设，而现实世界中资源配置既以市场价格机制形式来配置。同时又以企业内部行政命令方式来配置，已有关于企业的假设无法解释这种现实，“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基于以上困惑赴美国对企业行为进行调查开展研究，就调查的结果撰写了“企业的性质”这一鸿文。
此外，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在20世纪30年代科斯和罗纳德·福勒（Fowler）还对英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周期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凸显出科斯对理论假设现实性的重视。科斯等对当时流行的用于解释价格波动的“蛛网理论”（Cobweb Theorem）进行了批判性检验，发表了关于英国生猪生产周期形成原因和生产者预期行为经验研究方法的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英国的熏肉与生猪周期”、“生猪周期：一种反驳”、“英国生猪周期：一种解释”和“生产者预期的分析”等。“蛛网理论”在解释价格波动方面的核心观点是，认为生产者只会根据当前的价格而非未来预期而作出反应；需求发生变动时，生产者会根据市场价格调整产量；非均衡产量的调整导致市场价格调整而呈现价格波动。当需求价格弹性大于供给价格弹性，价格调整幅度就会收敛，并最终形成市场均衡；反之，如果供给价格弹性大于需求价格弹性，价格调整幅度就会发散，于是就不能形成市场均衡。这种对价格波动成因的解释固然逻辑自洽，但它是基于一个重要的非现实性假设：即生产者只对当前价格作出反应，而不会对未来价格变动作出预测。显然这个假设和经验观察并不一致。科斯等提供一种基于生产者预期进行生产调整的新价格波动理论。他们调查和统计方法相结合的研究结果表明：“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因此他们认为农户非理性预期假设是错误的，相应的蛛网理论应该予以抛弃。当后人误认为科斯反对经济理论形式化的时候，殊不知科斯教授是较早将统计学引人经济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科斯对于理论假设现实性的强调也反映在“边际成本论战”（The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一文。不完全竞争定价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30年代理论界的热点。对于平均成本递减情况下的定价问题或者说公共事业部门的定价问题，包括豪泰林（H. Hotelling）、勒纳（A. P.Lerner）、米德（James Meade）、佛莱明（John Fleming）等经济学家都认同一种对公共事业部门采用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具体的观点包括：“（1）单位产品所支付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2）由于平均成本递减，以至于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因而支付给该产品的总金额小于总成本；（3）总成本超过总收入的部分应由政府支付。”而这种最优定价方法能够有效实施需要三个重要的假设：一是政府提供产品作为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它的运作成本至少不比市场成本要高；二是政府能够低成本地获知企业亏损相关信息，即有关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的差价，以便提供恰当的政府补贴；三是政府的税收不会带来严重的收入重新分配的效应。然而现实中，政府收税方式提供服务的方法替代市场交易方式时，“如果没有价格机制，政府需要支付组织成本”。后面两个假设需要政府有足够的信息，但是信息收集本身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这几个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是不能满足的。边际成本定价方法在政策可实施性上成了问题。在此背景下，科斯对上述颇为流行的不完全竞争产品的最优定价问题予以了重点考察，“边际成本论战”一文由此而生。科斯教授提出了运用“多步定价”（multi-part pricing）方法（在该文中提出的是两步定价法），即消费者根据平均固定成本支付一笔钱抵消固定成本（运费），然后再根据边际成本来收费。这样可以避免成本定价法的一系列缺点。而数十年后多步定价法才成为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内容。
类似地，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考虑交易成本，那么就没有必要非得通过庇古所提出的征税方法来纠正外部性的问题。产权的重新界定本身也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显然无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因此当交易成本存在情况下，法律对于产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错误的产权界定，可能使得那些明显可以以低成本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交易无法实现。在科斯撰写“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以前，一些著名教科书中把灯塔想当然地作为纯公共产品代表，其假设是认为灯塔服务不具有排他性，收费的困难性使得灯塔服务只能依靠政府征税来提供。对于这一公共产品经典案例，科斯对这种假设和理论提出了异议，因为这种理论仅仅是一种逻辑的推演，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科斯希望弄清楚，现实世界中灯塔服务究竟能否由市场或私人来提供；如果能，那么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的。为此科斯翻阅了大量英国灯塔建造的历史资料，意外地发现，在英国灯塔建造的早期历史中，很多灯塔不仅是私人出资建造的，并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向过往船只收费。从而驳斥了流行的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失灵时（无法收费或收费成本太高）需要政府供给的经典论断。如果离开了真实制度体系整体运行方式的考察，仅凭借逻辑很可能获得很完美的理论，但可能是极端错误的完美理论。
假设的现实性是获得正确理论的基础，科斯另外一篇近作—“经济学的误导：以费雪车体和通用汽车为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范例。Klein、 Crawford和Alchian提出了目前在理论界流行的一种解释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的观点：即当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投资专用性投资导致的敲竹杠问题时，企业会通过兼并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以提高生产和投资的效率。该理论的一个假设是专用性投资会产生敲竹杠的情况，同样，在科斯看来这个假设非现实性的，并非基于事实本身的考察。科斯教授基于他20世纪30年代对于通用汽车收购费雪车体厂（FisherBody）的实地调查，证明收购并不是由于专用性投资的问题，而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保证车体厂能够位于通用汽车流水线附近。这说明该文所假设的资产专用性导致敲竹杠理论并不真实，其中的理论逻辑链条存在严重的误导性。科斯对A. O．斯密斯工厂与通用汽车长期合约关系进行考察，发现当时的商人对于资产专用性带来的风险也不以未然，认为可以通过“另外一些合约设置予以解决”。那么为何如此众多著名而诚实的经济学家会相信这“诚实的错误”呢？科斯教授认为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由理论推动的学科，按照斯蒂格勒的话，‘自从发明效用最大化理论以后，经济学就很少关注事实’……所研究的系统是存在于经济学家头脑中而不是存在于这个地球……克莱因他们文章中讨论的只是一种逻辑，而没能发现事实”。理论假设现实性是提出有现实解释力理论命题的必要条件之一，“当他们的理论不是基于企业是如何行为的调查结果，结论错得离谱便不足为怪了”。
四、如何提出现实性理论假设
正如上一小节分析的那样，现实性的理论假设在科斯全部的经济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如何提出现实性的理论假设呢？从前面讨论中我们可以知道，它以大量事实调查为基础。无论是对于生猪价格周期中“生产者”理性预期假设也好，还是企业理论中企业合约性质的假设选择也好，都说明了这一点。科斯的研究方法在现实性理论假设提出和理论命题获得之间本身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假设的选择和理论命题提出都是经验调查的产物，假设真实性特征决定了所推导理论具有可观察与可检验性。这和主流经济学用形式化逻辑演绎出命题的研究方法迥然不同。本节主要围绕“企业性质”一文假设确立过程为例，说明如何在调查中确立具有现实性的理论假设。
具体到科斯所提出的“既然市场机制可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为何会存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这样的问题时，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或者说如何寻找问题的约束条件？一旦找到了问题的约束条件，答案便唾手可得。因此首先要把问题转化为可观察的研究对象，需要找到分析问题的角度。科斯是以企业垂直一体化决策因素为研究对象开展调查和研究的，并基于他对成本理论的解悟，很自然地将企业一体化决策行为和成本节约问题联系起来。“一体化决策”和“成本节约”联系起来开启了寻找问题答案的正确方向。
其次是寻找问题的约束条件。影响企业的一体化决策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为此，科斯需要尽可能准确地收集研究对象（企业一体化决策）的信息。这种调查风格和方法为科斯教授一生所坚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企业的性质、英国的广播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英国灯塔的运作机制等案例调查中。在对企业一体化决策约束条件的考察中，科斯教授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对企业和商业单位的实地考察和访谈；二是相关商业期刊的阅读。他通过走访深入美国企业，了解企业是如何处理上下游企业间生产关系。他还利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贸易期刊，甚至是诸如电话黄页、商业期刊广告这样特殊的原始资料，并从中注意到了常人所忽略的重要事实：制造业企业存在自己销售和寻找代理商销售的两种模式。科斯注意到交易不仅可以在一体化的企业内部完成；在现实中交易更可能在上下游专业化公司之间完成；一体化方式和市场交易方式是并存的。
然后是在调查中需要同时完成信息的抽取，即剔除与研究对象（一体化决策）不太相关的因素，从保留信息中抽取出可以研究的事实，为理论化做准备。在调查过程中，科斯十分注意诱导受访者对事实的陈述，希望得到一些能够用于研究的事实性陈述。科斯教授关注的事实内容包括中上下游企业之间采购活动是如何开展的、自己生产或采购决策是否为了节约成本等问题。因此他对福特汽车公司开展调查时称自己“像律师那样注意提问的技巧，使得我能够套取一些成本情况，同时又不让他们觉得他们被套取了……我所要的是那些和一体化理论相应的观点所隐含的陈述”，对福特汽车的采购着重了解了与一体化有关的供应合同、采购计划等情况。
通用汽车收购的费雪车体厂6个月以后，1932年科斯参观了费雪车体厂，观察到另外一个事实：并购只是确保车身工厂设在装配工厂附近，而并非因为资产专用性。这个事实表明资产专用性问题并不必然会导致上下游企业之间纵向一体化行为的发生。数周以后，科斯参观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先进的A. O．斯密斯车架厂。除了该厂高度自动化的一次成型技术外，它与通用公司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无疑也给科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科斯得到如下的事实：A. O．斯密斯作为汽车沉重而重要的部件生产商是“通过昂贵的和高度专业化设备完成的，并运送到千里之外的通用汽车装配线，但是显然A. O．斯密斯和通用汽车之间有着和谐的关系”。这里科斯注重考察市场交易中上下游企业合约关系—一种区别于一体化安排的市场长期合约关系。专用性投资企业之间和谐合约关系给科斯留下印象深刻，成为其确立企业替代市场价格机制假设的关键一环。
科斯对于研究事实具有很强的信息抽取能力，使得他能够根据事实进一步提出诸如“为什么看来脱离专业化的活动却更有效？……为什么某些活动集结在一起置于一个控制之下可以降低成本？”等深刻的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科斯当时还是有些迷惑不解，但这种企业替代市场交易行为如何对企业成本产生影响的思路无疑和后来科斯所找答案之间存在实质性联系。至少这里已经涉及市场与企业两类组织方式“相互替代”、“成本节约”这些重要的元素。无论是科斯自己的实地调查，还是政府的调查报告，或者自己的间接调查和对可研究事实的信息抽取，为科斯教授确立关于企业的基本假设和理论的最后突破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斯确立理论假设的过程和理论的形成是同时推进的一个整体，而非从假设推出理论的先后线性逻辑关系。
五、基于现实性假设的理论命题提出
从科斯对企业性质问题的探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经验观察到一般化命题提出之间的“跳跃”是对可观察研究对象反复调查和思考的结果。具体包括对各种理论猜想和备选方案加以排除的过程，即是以下过程的反复：理论猜想—事实检验—事实证伪—推翻假设—重新提出理论猜想……这个过程和目前流行的数据检验理论正确性的经验研究方法有很大差别。后者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说明理论可能是正确的，并不构成说明判断理论正确性的充分条件，而通常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即存在其他正确的理论解释也为相同的数据所验证。
在考察资产专用性对促进纵向一体化的作用过程中激发了科斯新的思考。科斯认为他在1932年3月和数理经济学家瓦西里·莱昂剔夫关于双边垄断风险和一体化问题的讨论，使得他意识到调查企业之间的长期合约关系的重要性。科斯把焦点再次回到市场合约问题：当设备的专用性投资面临的风险很高（买者转向其他生产者）时，一体化可以作为另外一种替代性手段来消除风险。科斯意识到市场中企业相互交易是需要成本的，而一体化是可以降低这种交易成本的手段；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尽管这个观点有待完善，因为除了企业内部生产以外，依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随后对通用汽车公司和A. O．斯密斯车体制造公司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考察，使科斯意识到资产专用性未必会带来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他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存在着避免风险的‘许多合约手段’，用于避免只有一个买主情况下与资本投资相关的风险……A.O．斯密斯工厂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这使得他放弃了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来解释一体化或企业的存在的思路。科斯的观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市场合约完全可以替代企业内部一体化的生产方式；二是专用性投资风险并不会导致一体化的形成。从资产专用性和企业一体化关系的考察中，科斯关于市场交易配置资源和企业内部交易配置资源两种方式的相互替代性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什么情况下采用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合约方式来组织生产，什么时候用企业内部的合约关系来组织生产必然取决于何种生产方式对企业更有利，或何种形式更有助于成本的下降。科斯找到了两种机制之间的替代性关系，这离最终的答案—提出“交易费用”概念解释企业内部协调与市场价格机制的相互替代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科斯最终在1932年夏天的某个时候找到了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以及组织内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这两种方式并存的一致性解释的答案。即市场价格机制运行需要交易成本，交易是在企业内部完成，还是由独立的订约人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取决于“进行这些市场交易的费用与在组织（即企业）内部进行这些交易的费用的对比”。科斯关于企业一体化存在原因的多种理论解释中，最后想到了价格机制交易成本这个为经济学家所忽略的因素，较为圆满地解释了企业存在性问题。科斯教授在理论构建中所利用的分析工具只涉及微观经济学的两个易处理的核心概念：成本和边际替代。理论假设现实性和易处理性的一致性在科斯企业理论中得到完美的诠释。
六、基于假设现实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内在联系
科斯在经验研究中所确立的现实性假设和提出的理论命题并非是假设到理论的线性逻辑关系，而是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假设和命题都依赖于现象本身的调查与发现。科斯经济学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了解现实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而不能凭想象确立研究对象的理论假设。这和主流经济学重视数理形式逻辑演绎的研究方法不同，这意味着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现实性理论假设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科斯在晚年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予以了反思。在他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其他相邻学科）本质上是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相分离的结果。他认为这种分离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他们所要分析的主体，以致他们的分析缺乏任何具体的内涵……交易的发生与特定的制度背景无关……有厂商而没有组织，甚至有交易而没有市场”。即这种分离使得经济学沉浸于理论演绎的方法，却忽视了对现实世界存在的各种制度如何运作进行正确考察。对此，科斯批评道：“经济学家的专业兴趣越来越专注于更加形式化、更技术化、数字化的分析。这种更形式化的分析越来越趋于一般化，它对经济体系谈得越来越少”。研究方法过于一般化的处理虽然看起来能更加容易地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但往往也由于忽略经济运行的具体制度背景而导致分析空洞化。他认为只有当对其他制度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经济现象时，对其他领域研究的扩张性研究才有意义。
造成这种分离的根本原因就是假设的非现实性。以消费理论为例，科斯认为理性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某个东西的（相对）价格上涨，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就会下降，我们只了解这么多就够了……并不需要假定人们是理性而且在追求效用之极大化”。效用极大化和相应的效用函数的构造虽然方便了数学的应用，但是却并不是一个现实性假设，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大部分人都在设法追求极大化什么东西，除非我们指的是烦恼”。科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的批判涉及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科斯认为经济学家的专长并不在于其独特的方法，而在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本身。
科斯在研究中发现组织或者制度的存在是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而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产权的界定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非常重要，因为“交易赖以发生的制度背景会影响对生产的激励和交易的成本，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如果没有对制度背景进行具体说明就来讨论交换过程则毫无意义”。他认为关于其他社会体系对经济体系运行会产生影响，经济学家除了研究价格制定，还要研究“社会制度的运行，它们把企业、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银行系统、国际贸易等粘联在了一起构成经济体系”。因此在诺贝尔奖演讲词“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科斯呼吁经济学研究对象应该是为主流所忽视的“决定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什么”。科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区别不应该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是以研究对象为区别的。“如果研究对象是（区别学科的）主要因素，那么理论或方法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即方法是为研究对象服务，不能忽略具体的制度背景考察，用一种空洞的方法去解构研究对象。基于假设现实性的研究方法要求对现实世界中的制度背景作细致考察。研究方法内生于研究对象，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和制度为重心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共生关系，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对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并非无关紧要，恰恰是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本身决定了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科斯教授一直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方法保持浓厚的兴趣，认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两者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经济学发展和其他自然科学发展的差距。在2002年美国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合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为何经济学将发生变化”的演讲。科斯谈道：“经济学具有某种静态的特征，它讨论的主体依然是亚当·斯密所创建的那些东西……但是……物理学现在讨论的文献并不一定是基于伊萨克、牛顿，化学也不一定要回到拉瓦锡，生物学也未必要回到达尔文。”科斯指出造成目前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依然要回到诸如马歇尔和萨缪尔森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理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在讨论价格的确定、企业规模等问题；在经验研究方面通常只是在既定理论框架下讨论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他本人期待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化，认为经济学要加强对包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内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系统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相应的经验研究也应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服务，即为了对交易成本有比较深入的讨论，需要“那些能真正改变我们看法的经验研究”。如果仅仅是以人类行为选择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会出现前面提到的种种弊端，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研究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局限性，并最终妨碍人们对于支配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认识。从行为选择为重点研究对象的范式转换到以制度为重点研究对象的范式，及相应研究方法调整将大大改善经济学目前的这种形式多于内容、变量之间关系讨论多于内在机制研究的尴尬状况。
七、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罗纳德·科斯以现实性理论假设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的一般特征，区别于逻辑演绎研究方法的三个本质性特征：一是现实性理论假设确立过程和以之为基础的理论命题提出并非单向的线性逻辑关系，需要以研究对象交易的实际运行制度的调查为基础。二是以理论假设现实性为基础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是可以观察和验证的；理论命题的获得是一个反复证伪的过程。三是这种研究方法会要求对研究对象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进行考察；这决定了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的独特性而非统一性，特定的研究方法内生于研究对象，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继承上来看，科斯教授基于理论假设现实性的研究方法实际上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研究传统，与亚当·斯密、马歇尔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更强调的是一种归纳的研究，理论假设的确立和研究对象的详细考察密不可分，或者说现实性假设本身是正确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从制针工厂提炼出分工理论便是一种典型的归纳方法。科斯认为“马歇尔本人当然是一位伟大的经济事实收集者……他所掌握的事实信息显然令人敬畏”（Coase, 1975, p. 28）。科斯还引用马歇尔一处对于经济学与经济理论关系的论述，从侧面重申了他一贯强调的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世界的立场。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并不等价于经济理论：“理论是重要的，但它也只是正确的（proper）经济学的一小部分，我以为最糟糕的莫过于将理论经济学视为正确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对我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对事实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样重要……结合了这两个方面研究的经济学才是唯一正确的经济学。”这表明了马歇尔本文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于事实本身研究的重视；这也是科斯本人的一贯主张。
从现实出发，考察真实世界约束人类行为制度运行及其与人类行为互动，进而改善人类的福社，这是这些伟大经济学家的共同旨趣。科斯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了一步，提出了这种关注的必要性理由—价格机制的运行会产生交易成本，制度是作为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的，制度本身就是经济系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由于人类经济生活并不是在假设的真空世界中展开的，对人类经济行为和政策作用的正确理解必须借助于人类所面临的现实制度约束展开分析。经济学的进展有赖于斯。纯粹在演绎的道路上经济理论的发展虽然在形式上日臻完美，但只会将经济学带向黑暗的深渊，经济学家很容易掉人以想象杜撰故事的陷阱，开出不切实际的济世药方。理论的现实性和易处理性必须取得某种一致性，重归以现实性假设为基础的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是一条光明大道。经济学家中的智者罗纳德·科斯教授为我们指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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