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大学评价与追求】王建华 | 加速时代如何成就大学的卓越
作者简介/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20年第4期7-15
关键词/加速时代；创新创业；卓越大学
论点摘编
❶ 究其根本，工业社会中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一定的前提下，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以及金融资本，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象征意义（文化价值）远大于实质作用（经济价值）。但在知识社会中，面对严苛的绩效考核与全球性竞争，大学在精神与文化层面的象征性必须让位于实实在在的能力。
❷ 在我们时代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一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信息传播与处理“速度”的变化。简言之，在整个人类社会信息系统中，当“时间”成为竞争的武器，速度就成了核心竞争力；而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变化，社会观念与体制的重构将不可避免。
❸ 具体而言，现代大学的产生与繁荣一方面得益于资产阶级革命所造就的政治环境与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印刷技术革命所造就的信息环境与技术进步。没有现代印刷术的普及，现代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职能就难以真正制度化。而没有民族国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就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社会需求，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形式也不可能迅速在全球扩散。
❹ 从短期来看，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自然技术对于大学的冲击更大，但从长远来看，如何适应以创新创业为主流范式的社会制度则是现代大学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❺ 在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加速进步的新时代，大学无法通过某个单项改革来适应自然技术或改变社会技术，而必须实现整体性变革（范式革命）以应对信息革命和社会转型的挑战。如果放任大学基于旧范式自主决策，那么将会贻误大学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
❻ 事实上，由于受工业化效率至上的制度逻辑的影响和制约，工业社会中的大学和工厂一样都是效率型组织。之所以产生大学是低效率的假象完全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用企业组织的生产效率来衡量大学。如果从大学自身的转型发展来看，中世纪大学和现代大学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效率的显著提升。
现代大学作为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产物，因应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需求发展出来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扩散，以大学为代表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嵌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规模庞大，制度安排盘根错节，利益相关者甚多，相关变革或转型“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旧制度框架下，大学主要被视为一种公益性组织，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和大学虽然具有经济价值和产业属性，但社会更看重的仍然是其文化合理性。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著作和流传久远的经典大学理念都强调大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对于大学人们最担心的往往是理念式微而非效率低下。实践中大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阶层流动的贡献主要通过其符号象征意义以及社会筛选机制来完成，而并不完全依靠其在人力资本和智识资本生产方面的制度优势。
究其根本，工业社会中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一定的前提下，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以及金融资本，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象征意义（文化价值）远大于实质作用（经济价值）。但在知识社会中，面对严苛的绩效考核与全球性竞争，大学在精神与文化层面的象征性必须让位于实实在在的能力。毕竟大学作为一类专业性组织，其实质就是“工具，即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1]。
在信息技术主导的深度全球化时代，为了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促进知识向实际应用转化，大学需要适当淡化作为“世俗教会”的精神性，强化作为一个知识组织的工具性。如果说在象牙塔或研究型范式下，人们进入大学还可能是基于某种忠诚或信仰，那么在创新创业新范式下，人们选择进入大学将主要是因为只有在大学这样的专业组织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创新创业，更好地通过知识创造价值。
当然，我们时代强调大学之于创新创业的工具性，强调知识创造价值，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大学本身所特有的非市场价值以及大学传统所富含的社会凝聚力；而只是意味着在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有必要更加凸显大学的市场价值，并对在加速时代中大学可能的失灵随时保持警惕。
所谓“加速时代”（the Age of Accelerations）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对当前的时代特征的一种形象描述。他认为：“市场、大自然和摩尔定律的同时加速构成了‘加速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这些力量是今天驱动世界机器运转的核心部件。这三种力量的加速也在相互影响，摩尔定律的加速驱动了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加速驱动了气候变化的加速，而摩尔定律的加速也对气候变化和我们面临的许多其他挑战提供了更多的潜在解决方案，同时也在改变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2]
与弗里德曼的看法略有不同，冯达旋认为，世界的平坦化主要源于“互联网的光速、物流的声速、通过适当教育来增强获取知识的速度”。他认为，目前这3种“速度”在根本上正在影响人类现状。随着我们慢慢深入21世纪，这3种“速度”使得国家之间的界限将会慢慢消失。相应地，高校也将会慢慢服务和迎合更广泛地区，甚至是整个世界的需要。因此，它们也将会在地理、网络和人才等方面，与其他较远地区的高校交流更加密切广泛[3]。
综合弗里德曼和冯达旋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加速时代的“加速”虽然会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但究其根源则在于“摩尔定律”，即信息技术革命。因此，也可以说，在我们时代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一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信息传播与处理“速度”的变化。简言之，在整个人类社会信息系统中，当“时间”成为竞争的武器，速度就成了核心竞争力；而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变化，社会观念与体制的重构将不可避免。
在技术领域，1000年前要让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可能需要100年，到了20世纪重大科技进步出现的周期缩短到了20~30年，而到了2016年已经缩短到了5~7年，技术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4]。从技术创新的扩散来看，从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登上商店的柜台到普及，经过整整38年时间，无线广播才在全世界拥有5000万的用户。时隔数年后，作为当今时代最重大的发明的Internet，只用了5年时间就拥有了5000万常常以“网虫”自居的痴迷用户[5]。
而在经济领域，时间压缩也体现了高科技在价值创造上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惠普公司花了47年的时间才达到10亿美元的市值；微软公司用了15年，雅虎用了2年，而NetZero则只用了9个月左右的时间[6]。时间的压缩和速度的加快不仅出现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大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大学的成长往往以“世纪”为单位。即便是“在文艺复兴期间，同一所大学中的学生最大范围也就是同一个大洲，并且与他的同龄人群面对面相见是非常困难的……智力活动在欧洲内的传播，往往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7]。因此，历史上无论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还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可以看作是“时间的结晶”。
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创了大学发展的新范式。凭借卓越的科研成就，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累，柏林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便达到了事业巅峰，成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学术中心。“从1901年到1932年间，德国共有化学界、医药界、物理界的32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荣耀。”[8]
与柏林大学的兴起相比，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速度更快。19 世纪末，约翰·D·洛克菲勒曾问担任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W·埃利奥特：创建一所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当的大学要花费什么？埃利奥特的回答是，需要5000 万美元和 200 年的时间[9]。但事实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世界学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从初建到成为“一流”只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在大学排行榜的助推下，以排名为参照，凭借着“初创优势”（小规模、高起点、国际化）和“后发优势”，一些新建大学在很短时间内就超越了很多百年老校，成为世界知名大学。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均建立于1991年，十年有成；而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建立于2009年，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建立于2012年，也都在十年之内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并引发全球性关注。
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THE）近两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南方科技大学均位于国内高校第9，世界排名第301~350。而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在2019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上排名201~300，在QS 2019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排名第256。为了公开展示这些年轻大学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快速进步，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S）从2012年开始发布“全球年轻大学排行榜”。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2017年也推出了“世界年轻大学排行榜”。作为年轻大学排名的一部分，2018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还创造了三个子集排名：千禧一代（2000年至今成立的大学），Y世代（1986年至1999年建立）和X世代（1968年至 1985年）。
大学的发展之所以在“时间性”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核心在于时代不同、大学发展的范式不同，变革的时间尺度也会不同。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大学主要是教化机构，受教会控制。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声誉的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入，大学的科研职能迅速制度化，成为“科研的公司”；以学术发表为媒介，大学承认的范围和路径在迅速扩大。由于评价标准相对简单和固定，大学脱颖而出的时间迅速缩短。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种大学排行榜的影响下，关于大学的评价标准以及指标体系进一步被简化，以排名论一流成为某种“潜规则”。一流大学涌现出的数量与大学排行榜的数量密切相关。近年来，依靠资源驱动，并基于科研优先和量化排名的逻辑，很多年轻的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加速时代是一个需要一流大学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了大量一流大学的时代。
但客观来看，排名的一流只是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的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及以后，追求进一步理智的前进，需要的将不仅仅是财政资源”[10]，“在‘第二阶段’和之后，如果想提高到下一个或者几个级别的优秀程度的话，则需要大学更加顺畅地运转。……人们需要如同激光般聚集到如何追求卓越的心态，并通过内在的自信如何建立战略态度”[11]。
因此，从大学革新和转型的角度看，近年来基于排行榜的一流大学的大量涌现，既是现代大学范式取得的极大成功，也是最大的失败。说其成功是因为它体现了在排名体系下研究型大学作为主流范式的比较优势，可以满足政府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提升高等教育美誉度的合法性需求；说其失败是因为这种基于资源驱动和文献计量的排名上的成功有可能会阻碍大学发展范式的转换，不利于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创建，难以满足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对于大学作为创新引擎和知识中枢的战略需求。
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新的技术进步通常会催生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安排同样也会诱发相关的技术。“新生产技术通常会产生新的社会技术，反之亦然。现代公司是社会技术和自然技术（有限责任制、汇票、电话、地铁等）相互作用的复杂改革产物。”[12]
与现代公司类似，现代大学也是社会技术和自然技术相互作用的产物。具体而言，现代大学的产生与繁荣一方面得益于资产阶级革命所造就的政治环境与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印刷技术革命所造就的信息环境与技术进步。没有现代印刷术的普及，现代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职能就难以真正制度化。而没有民族国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就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社会需求，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形式也不可能迅速在全球扩散。
但当前在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现代大学既有的技术与制度环境面临瓦解。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机器革命相比，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对于人类社会，包括大学的影响将更加深刻。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为引擎的新型社会里，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会颠覆学校教育的现有形态。
德鲁克就预言：“今后50年，学校和大学将发生更为彻底的变革，到那时，学校和大学的形式将与其现在的形式大为不同，而现在的形式他们已经沿用了300多年，当时他们的重组行为是以印刷版书籍为中心的。”[13]一般来说，“技术”分为自然（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二者相互支撑，并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社会技术指的是我们进行组织的方式，来捕获合作——非零和博弈——的益处。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一同进化。
彼得·德鲁克
物理技术的创新使新的社会技术成为可能，就像化石燃烧技术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智能手机使共享经济成为可能一样。反之亦然，社会技术使新的物理技术成为可能，史蒂夫·乔布斯不可能在没有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造出智能手机。”[14]
在信息技术加速进化的时代，大学作为专业性的社会组织既要适应并促进自然技术的创新也要适应并促进社会技术的革新。正如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社会的冲击不是“技术”而是“信息”[15]。未来真正决定大学发展的理念与制度、组织与结构的也主要是信息的存在形式、传递方式以及处理和利用信息的方法，而不是“覆盖”在信息表面或隐藏在数据背后作为硬件的技术。
相较而言，对于自然技术的更新大学比较容易掌握，而对于社会技术的创新则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持续努力。究其根本，对于大学，更新课程内容和专业设置，培养掌握新技术的人才相对容易，但造就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培养出这种制度所需要的人则并非易事。
因此，从短期来看，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自然技术对于大学的冲击更大，但从长远来看，如何适应以创新创业为主流范式的社会制度则是现代大学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加速时代变革成为一种常态。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变革的速度会加到多快。由于变化的不断加速，吉姆·柯林斯和莫滕·汉森认为：“这个世界上并不会出现一种‘新常态’，而只会存在一系列持续的‘非常态’时期。”[16]因为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加速变化，加速时代在高等教育领域不再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无论多么重大的改革都只能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持续变革的一个环节、细节，抑或是一段插曲，必然会被接下来的新的改革所替代或覆盖。
由于技术本身以及因为技术进步而带来的社会体制持续不断的变革，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都无法坐享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果，而会一直处在“无尽的转变”中，时刻感受并经历着变革所带来的焦虑和压力。
与过去相对稳态的社会环境相比，在以知识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和社会里，技术与社会变化的速率正越来越快，并不断加速。如果说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技术变迁的速率通常低于社会的变迁抑或是技术变迁与社会变迁基本同步；那么我们时代技术变迁的速率已经远远超过社会变迁。
“任何想要将网络中的位置凝结为特定时间及空间之文化符码的企图，都会造成网络的废弃过时，因为它会变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信息主义之多变几何形势的要求。信息主义的精神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文化，而此创造性破坏的速度已达到处理光电信号反馈的速度。”[17]其结果，由于社会技术的变化无法与自然技术的进化保持同步，加速时代人类对于技术的适应能力已经跟不上技术的进步。“现代的创新过程已经造成了技术和社会两个领域的长期不均衡现象。”[18]
有鉴于此，在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加速进步的新时代，大学无法通过某个单项改革来适应自然技术或改变社会技术，而必须实现整体性变革（范式革命）以应对信息革命和社会转型的挑战。如果放任大学基于旧范式自主决策，那么将会贻误大学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
当前工业社会已接近尾声，即将到来的社会有三个核心支柱：一个是信息技术，一个是知识经济，另一个是创新创业。具体而言，从技术的角度切入，未来的社会将是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从资源的角度切入，未来的社会是知识社会；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切入，未来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创业社会。
但事实上，无论未来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还是创业社会，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它是一个“后工业社会”，原先适用于工业社会的技术与制度，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必须做出改变或调整。从技术的角度看，与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相比，信息技术遵循摩尔定律，更新的速度更快，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从资源的角度看，工业社会依赖于石油、煤炭和电力，稀缺性是难以克服的危机。
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工业社会中不同地区的产业政策经常是零和博弈，很少能够双赢。与之相比，知识社会以知识作为主要的资源，只要制度安排适当，人力以及智识资本的充裕性完全可以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制约。“世界上生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工作岗位也许是有限的，但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工作岗位却是无穷无尽的。”[19]
未来社会中，随着知识和创新经济的兴起，人力以及智识资本将变得和自然资源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最后，从动力机制看，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以扩大就业为基础，经济好坏通常反映在就业率和失业率上。在创业社会虽然就业人口仍然会存在，但将不再是经济活力的主要来源，创新创业的活跃度及其成败将取代就业率和失业率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好坏的核心指标。
由于工业社会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经济发展基本上以民族国家或地区为基本单位，即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虽然有国际贸易存在，但各经济体之间在资源、资金、劳动力以及相关制度安排都是相互区隔的，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壁垒。与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本质上就是世界经济。“知识没有国界。世界上没有‘国内知识’与‘国际知识’之分。有的只是知识。
随着知识成为关键性资源，即使个别组织的日常经营活动只局限于本国，本地区甚至当地，我们看到的也只有一个世界经济。”[20]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研究型大学也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工业社会中大学虽然追求“国际化”或“全球化”，但本质上仍是“国家大学”和“地方大学”。
基于国家的中心与边缘地位，大学也相应地被区分为中心与边缘。在一国之内中心与边缘的逻辑同样如此。随着知识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也必将被世界经济所取代。在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大学将像其他所有组织一样为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发展。此时，所有的大学都将成为世界的大学，需要以知识创造价值的程度为绩效标准展开合作与竞争。
在基于知识的社会里，除了关键性资源的差异，隐藏在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背后的还有组织形式和目标的变迁。工业社会中的组织是以有形的生产资料或设备为中心，而知识社会的组织主要以无形的知识为中心。在工业社会中，组织中的个人通常依附于生产资料，而在知识社会中，组织的关键性资源则依附于知识人身上。在工业社会中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效率，而在知识社会中组织的核心使命则是创新创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业社会中的组织不关心创新创业，也不意味着知识社会中的组织不注重效率，而只是表明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组织的中心任务有所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在工业社会中大学对于效率的追求似乎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与其他生产性组织相比，工业社会中的大学被认为是低效率组织；但另一方面从大学自身对于科学管理和量化考核的推崇来看，大学，尤其是那些研究型大学又分明是高效率的组织。
事实上，由于受工业化效率至上的制度逻辑的影响和制约，工业社会中的大学和工厂一样都是效率型组织。之所以产生大学是低效率的假象完全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用企业组织的生产效率来衡量大学。如果从大学自身的转型发展来看，中世纪大学和现代大学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效率的显著提升。
当前伴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大学对于规模和效率的追求要让位于创新创业。对基于知识的经济和社会来说，“质量是产出的精髓。在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我们首要的目的是取得质量，即取得最佳的质量，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取得最高的质量最好。然后，我们才能问：‘完成了多少工作量？’”[21]遗憾的是，当前以研究型为范式的大学仍然在按照效率逻辑在运行。
在以量化评价为主导的排行榜的影响下，全世界的大学正在卷入一场科研的竞赛，以争夺一流大学的锦标。其结果，虽然每一年度人才培养和科研论文发表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真正的创新性成果却没有同比增加。大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其所获得的巨额投入不成比例。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功能层面的管理和效率是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
但是，只有在完成了重要的用户目标，为用户创造出价值时，这样的效率才有价值。成功的企业不会为了追求运营效率而牺牲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22]。大学的发展也需要遵循同样的规律。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由于大学发展范式与经济发展范式不匹配，某个国家或地区还会出现大学发展好，经济发展差，抑或是经济发展好，大学发展差的窘境；那么在基于知识的创业社会里，一个国家或地区大学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究其原因，与工业社会中经济的命脉主要维系于制造业不同，在后工业社会里能够支撑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创业的只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某种意义上，后工业社会也是一个“教育社会”，即以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与工业社会里教育发展一直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决定性影响不同，在后工业社会里，教育本身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如德鲁克所言：“教育将成为知识社会的中心，学校将成为知识社会的关键性机构。每一个人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每一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组合？学习与教学的‘质量’是什么？所有这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知识社会关心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政治问题。正规知识的获得与传播在知识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同财产与收入的获得与分配在两三个世纪以来，即在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中的地位不相上下。”[23]
与自然资源的可交易性相比，知识资源具有人身依附性。“无论医学院的学生愿意给神经外科医生多少钱，神经外科医生都无法将知识卖给他，当然也不能将知识转让给他，而这种知识是神经外科医生创造出绩效和取得收入的基础。”[24]实践中某项具体的知识成果或许可以买卖，但知识本身只能随着知识人流动而流动。
因此，在知识社会中表面上看，知识是第一资源，实质上人才是第一资源，而人才的根本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因此，某种意义上，知识社会也是“教育社会”，知识经济也可谓“教育经济”。当然，知识社会中教育地位的“反转”并不意味着现有的教育机构在后工业社会必定会更加繁荣。
毕竟，主观的期待不等于客观的现实。理论上的可能要转变为现实还取决于现有教育机构是否可以提供适合后工业社会需要的合适的教育。知识社会中教育的地位既不取决于机构的身份，也不取决于教授的内容，而主要是看其能力，即能否为信息技术革命、知识和创新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社会的创新创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基于知识的社会中，由于技术、资源和动力机制的革新，知识工作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一百年前，韦伯曾将大学里那些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他认为，大学教师对于这些机构的依赖就像工厂的雇员对于经理的依赖[25]。韦伯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以研究为中心的第一次学术革命逐渐完成了使命，以创业为中心的第二次学术革命逐渐兴起。“相比在韦伯时代，现在科学家们对于自己并不拥有的大型研究工具的依赖更严重，但是结果却与韦伯时代相反：研究人员对于知识的运用能力已经取代了无产阶级的科学家。”[26]
同样的境况之所以出现相反的结果主要是研究者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工业社会，“产业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资本家对于产业工人的依赖程度，而在知识社会，所有组织对知识工作者的依赖程度远大于知识工作者对任何组织的依赖程度”[27]。
在知识社会中，“由于知识工作者掌握生产资料，因此他们是易于流动的。组织对他们的需要程度大于他们对组织的需要程度。对于大多数知识工作者和组织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28]。
作为高等教育新的合法性基础，知识和知识工作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反转”将对大学的发展产生颠覆性影响。面对挑战，大学只有顺应加速时代“技术-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型，引领创新创业才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成就新的卓越。作为知识和知识工作者的主要供给方，大学需要像创新者一样具有创新思维，像创业者一样具有创业精神，努力在持续失衡的技术环境中维持大学人才培养与技术更新之间的动态平衡。
无论在哪个国家，也无论哪个时代，同一时期创立的许多大学，后续的发展进程中总是很快会出现分化。有的大学迅速走向卓越，有的大学则长时间陷于平庸。有的平庸之后走向卓越，有的卓越之后又转向平庸。还有的则一直平庸。相比之下，一直卓越的大学总是比较少出现，甚至从未出现。
究其原因，“卓越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既难以达到，也难以维持。攀登卓越高峰的道路非常陡峭，一步没有踩稳就很容易迅速下滑，而一旦下滑，再往回攀登会变得更加困难”[29]。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伴随西学东渐，我国迅速建立起了第一批西式的大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那一批大学里，有的大学凭借初创时的创业精神迅速从平庸走向卓越，比如北大、清华经由蔡元培校长和梅贻琦校长的“经营”，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其显赫地位历百年而保持不变。除北大、清华之外，还有不少建立于清末民初的大学，命运各异。有的一直平庸，有的平庸之后转向卓越，也有的在卓越之后又趋于平庸。
大学世界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大学一直保持卓越呢？
那些卓越的大学与平庸的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到底有哪些根本区别呢？
吉姆·柯林斯和莫滕·汉森曾针对“卓越的公司的哪些共同点将它们同与之直接比较的公司区分开来”进行过深入研究。结论就是：“选择成就卓越”。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卓越的实现并不在于环境，而首先在于明智的选择和纪律。一家公司（即便它面临的是一个混乱的、充满不确实性的世界）能否真正走上卓越之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还是人。公司遇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创造了什么、做了什么，以及做得有多好”[30]。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也断言，帝国的崩溃必然是由“自我毁灭式的治国之道”所致[31]。
由此可见，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真正决定组织命运的往往不是“控制权”而是“选择权”。与公司、国家相比，大学更缺乏改变或控制环境的能力。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对于大学的成长而言，它所做的事情也要比它所遇到的事情更加重要；决定大学平庸还是卓越的关键，既不是时代的好坏，也不是环境的优劣，而是大学和大学人自己的选择，即他们“创造了什么、做了什么，以及做得有多好”。
比如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对于大学的发展均十分不利，但“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以8年多的时间成就了世界大学史上难以复制的传奇。实践证明，如果一所大学坚定地选择了卓越作为组织目标，那么他后来的所有行动都会围绕成就卓越来进行。如果一所大学放弃了对于卓越的追求，那么他所能成就的则只能是平庸。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对于卓越的追求是否一定可以成就卓越，但即便最终结果不如预期，大学仍应志存高远，止于至善。
“卓越并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追求，它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追求。”[32]如果一所大学一开始就不以卓越为目标，那么他永远不可能成就卓越。长时段来看，大学的卓越没有丝毫运气可言。稳态的社会如此，加速时代同样如此。无论何时，只有选择卓越、践行卓越才能成就卓越。
当然，对于卓越的追求和践行不意味着高调的口号、浮夸的动作，而是要将追求卓越的精神融入组织文化使之成为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成功的创业活动的本质在于创造性的想象力和行动力。”[33]大学追求卓越的实践同样如此。如果卓越目标背后没有踏实的办学行动作为支撑，那么也不可能成就卓越的大学。
加速时代由于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组织的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物理技术按照科学的速度快速进化，并且进化速度按指数级不断加速；而社会技术则是以人类改变的速度进化，相比之下速度慢许多。我们的物理技术的进化不会放慢脚步，摩尔定律会胜利，所以在这场赛跑中，我们的社会技术必须迎头赶上。我们需要更加深刻地理解个体心理、组织、体制以及社会运作的方式，并找到办法来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并加快进化速度。”[34]
具体而言，一方面组织之所以称之为组织的一个特性就在于其持续存在；但另一方面为了因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加速进步，所有的组织又需要持续变革，甚至是根本转型。面向未来，为了跟上信息技术的进步，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需要根据新的技术环境，重新定义自己的核心使命和发展范式。
大学作为历史悠久的专业性组织，素以保守著称，在加速时代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里，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都将发生长期而深远的变化，持续变革将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常态。当然，持续变革并非变动不居或为变革而变革，持续变革仍需要以组织制度的连续性为前提。
此外，持续变革也不只意味着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否有连续性，还意味着一旦政府的政策激励结束，大学的改革成果能否持续下去。无论何时，真正有效的变革一定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革和连续性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组织越接近变革的引导者，它就越需要保持内部和外部的连续性，越需要在快速的变革和保持连续性之间取得平衡。”[35]
任何一个组织，若无法在持续变革与连续性之间保持平衡都有可能失灵。为了建立一种追求卓越的自我驱动机制，在变化不断加速的时代里，大学需要通过创新和创业精神在变革与可持续性之间保持平衡。“任何事业，无论是公司、社会、国家、教堂、社会企业、学校、医院、军事单位、管弦乐队、团队，还是其他任何人类组织，都需要不断地在持续性和变革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没有任何一项人类事业能够在缺乏持续性的情况下取得巨大成功；如果你的努力中缺乏前后一致的概念和严格的方法论，那么环境的变化就会让你遭受重创，到时你的命运就不会再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同理，也没有任何一项人类事业能够在缺乏有效演变的情况下取得巨大成功。”[36]
历史上，近代早期的大学由于拒绝变革而遭遇冰河期。近代以来，大学的复兴则得益于在坚守传统的同时积极朝向现代化进行革新。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中世纪大学经由近代化转型而来，但现在又面临再次转型。未来“即使像大学、医院和政府机构这样长盛不衰的组织，在已经拉开帷幕的转型期也将面临急剧变革。即使它们能够继续存在，它们也需要改变它们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需要的知识和使用的人”[37]。
当前，面对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的快速变化，对于大学的变革有三种不同的选择或思考方法：
第一种是基于现有范式的思考，即在既有制度框架下追求持续性创新。基于这种方法，现代大学的主流范式是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最容易做的就是以世界一流为目标，持续建设研究型大学。
第二种是跳出现有范式之外进行思考，即通过引入一种新范式以实现某种破坏性创新。基于这种方法，可以引入创新创业这种新范式，促进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型。
第三种方法是“无范式”，即对于现代大学的发展不持特定的立场，对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持开放性态度。理论上，第三种方法具有优越性，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在特定情境下，无论个体还是组织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立场完全悬置起来，更不可能完全摆脱既有理论或范式的束缚。比较务实的做法仍是从现实出发，为旧范式寻找具有“可更进性的”备选方案。“卓越的创新者不是根据现况来预测未来的走向，而是逼着自己跳出既定的假设，去思考是否有更好的方式。”[38]
历史上，大学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稳定的环境造就了大学相对保守的文化性格和制度安排。保守的文化性格和制度安排也帮助大学更好地适应了稳态的社会环境。由于保守的文化性格以及相对稳定的技术与制度环境，长期以来无论大学内的个体还是大学组织本身对于创新和创业精神相对陌生。面对周遭环境的快速变化，相对企业、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大学的反应总是相对的迟缓。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因为习惯于一切从历史出发，“凡是已经做过的事情，总有着我们曾经看到的和经历过的一切事情的鲜明的现实性；而新的事情就只是我们想象中的虚构”[39]。在加速时代，无论对于组织还是个人，也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大学，创新与创业精神都是最佳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前校长施春风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及“优质大学重视教学，卓越大学重视转化”[40]。
但更准确点，或许应该说，优质大学重视教学科研，卓越大学重视创新创业。一方面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注入可以促使大学从教学型、研究型向创新创业型范式的转换，另一方面待创新创业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导范式后，创新与创业精神又会成为维持创新创业型大学持续发展的保障。
总之，加速时代里，大学要成就卓越需要成为变革的引导者；而要成为变革的引导者就必须具备驾驭“变革的变革”的能力；而要成功驾驭“变革的变革”就意味着必须具备创新与创业精神。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创造出的发展机遇，只有凭借创新和创业精神大学才可以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创造出有目的的、集中的变革”[41]，以展示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只有创新和创业精神能帮助个人和组织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有效识别出哪些是发展的机遇，哪些可能只是“噪音”[42]。
相反，如果大学缺乏创新和创业精神，没有选择创新创业这种新范式，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很容易陷入慌乱，倾向于将全部或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应对各种变化。其结果，由于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力，大学的变革就无法跟上环境的快速变化。所谓的改革经常沦为“折腾”。为在加速时代成就新的卓越，大学需要做出战略选择，即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创建创新创业型大学。与教学型、研究型大学相比，创新创业型大学可以为加速时代建立创新型经济和创业型社会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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