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纨纨《芳雪轩词》

关于《诗经》中的风、雅、颂，首先是从十五国风开始，它可以说是平民的诗；至于平民的散文，则是从孔子开始。从其文体来说：“子者，史之流变也。”《论语》这部书就是记载孔子的言行。换言之，《论语》是记载私人的言行，记载平民的言行；而《尚书》和《左氏春秋》，虽亦是记载言行之书，却是具有政治性的，所以是“史”。但“子”亦可以说是由史演变而来。

从《论语》开始，我们又可将古代散文分成三个阶段，如下——

第一阶段：像《论语》这部书，可说是散的，是零星的，即是由许多章凑合在一起而编成一篇，但并无连贯的意义。

如《论语》第一篇名叫《学而篇》，因其篇首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故篇名是并无意义的。第二篇称为《为政篇》，因该篇首句是“为政以德”。因此，文中各条都可随便放置，可见当时之人并非要以文章传世，只是零星记载而已。

《孟子》这本书也是如此。如将“孟子见梁惠王”等凑合在一起而成一章，章名便称《梁惠王》；同例，以下有《万章》《公孙丑》《滕文公》等各章，亦无有意义的章名。只是《论语》的较短些，而《孟子》的较长些。这并不表示孔子的话说得少，只是当时记载简单了些。简的则较为难读，至《孟子》的文章，则已有进步了，读起来也较易些。

第二阶段：如《庄子》一书，已进一步成为假设的对话寓言体了。孔子和孟子都有学生记录他们的言行，庄子则没有，故庄子自己写作。且假设如二人对话般的问答寓言体，其中，河伯与海若讲话，实在等于“孟子见梁惠王”，故文体仍相同。从文学史看，《庄子》一书仍不能超出《论语》《孟子》的同一体裁，但《庄子》一书的进步是其内七篇之篇名都成为有意义的了，如《逍遥游》《养生主》《应帝王》和《人间世》等诸篇，所以与《论语》《孟子》已有所不同了。

而且《庄子》之每一篇均可分章。如《养生主》一篇，其中第一章叫作《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以下尚有第二章、第三章等，且不能将甲篇中之一章任意插入乙篇之中，各章均有其整体性，然而可以分章来读。不过《庄子》中亦有如用《论语》《孟子》之篇名方法的，如《秋水》篇，便是取其首句“秋水时至”之意。同时，《庄子》之由数章合成一篇，此法与《孟子》相似，但每篇中含有主要的几章。

第三阶段：至于《荀子》这本书，已再进一步发挥其个人整套有体系之思想与意见了。《荀子》中的《天论》《礼论》《正名》《正论》及《解蔽》等篇，都是整体的一篇，并不像《论语》《孟子》和《庄子》那样用零星的讲法了。

《孟子》书中讲到的性善论，是零星地散见于其全书各篇中；《荀子》书中叙述性恶论则是有一人发议论，有其整体性。这种文体比较像样而成了体统，故比较《庄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到了《荀子》的学生韩非，他的《韩非子》一书写有《五蠹》《六反》等篇，也已是整体的论文了。

与荀子同时的公孙龙子，在其书《公孙龙子》中，有《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及《名实论》等篇，也是一篇文论一题目，都是整体性的。（注：叶龙按：《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四篇，但宋时仅存六篇，除上述五篇为公孙龙亲撰外，另一篇《迹府》疑为后人所集录。）

至于《墨子》一书，经考证出于《论语》之后，而在《孟子》之前。其书有《兼爱》上、中、下三篇，《非攻》上、中、下三篇。所谓“是故子墨子言曰”，没有所谓“章”，是一篇文章讲一个理论。从文章体裁来看，此书应是晚出，可能出书于《荀子》左右之时。总之，《兼爱》《非攻》等篇是晚出的，但《墨子》中亦有早期的文章，如《鲁问》这篇文章，亦是用问答体的方式，与《论语》《孟子》相似。至于《墨子》一书中之大文章（注：叶龙按：当时某日课余，曾向钱师叩问，如读《墨子》，当读何家注解为佳。钱师答以：孙诒让之《墨子间诂》、王闿运之《校注墨子》以及曹耀湘之《墨子笺》均值得参考。曹耀湘谓《墨子》一书有三大要旨，曰兼爱，曰勤，曰俭，乃是墨学精神所在。继而问钱师道：“老师讲课时所谓‘《墨子》书中之大文章’是否指上述诸文？”师亦点首同意。谨附志于此，以便青年有志者参阅。），这是服膺墨子学派的人所谨守的。

唐代韩愈曾说：欲辨古书之真伪，当然应先详读该书。（注：编者按：韩愈《答李翊书》写道：“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读书要能辨别出该书系哪一时代的文章或诗，更要能察验出是清代人之诗却含有唐人之诗之风格，能如此，便是达到最高境界矣！

再谈《老子》一书，自其外表看来，好像是把零零碎碎的字句拼凑在一起，例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其字句犹如《论语》一般，但《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其词句是经过凝练的格言，有如西方尼采的作品，而且不是用问答体，境界提高了。故可说明《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当是在《论语》之后，《论语》是将各条凑合成为一篇，互不相干，而《老子》却是凝练的、有次序的，故可断定《老子》出书后于《论语》，是后期的作品。

到了秦代，吕不韦作《吕氏春秋》（注：编者按：《吕氏春秋》，吕不韦集门客所撰。），全书有十二纪、八览及六论，共二十六篇。全书共二十余万言。先说十二纪，每纪各有孟、仲、季三篇。如《春纪》为《孟春纪第一》《仲春纪第二》《季春纪第三》；依此类推，《夏纪》亦有孟、仲、季三篇；秋、冬各纪亦各有三篇。每纪下各分五组，如《孟春纪》下分《孟春》《本生》《重己》《贵公》及《去私》五组。以下十一纪亦各有分成五组之文。每一纪之下的五组文章，都是讨论同一科目或种类的有关内容。如《仲夏纪》的五组文章，首组《仲夏》是谈到以各种乐器祭祀君王、卿、士，以祈求五谷丰登；第二组的《大乐》谈到先王制定音乐是基于何种原理，说明音乐可反映天地间的和谐等；第三组的《侈乐》说明用不同的材料造出来的乐器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并说明古代圣王之所以重视音乐，目的在使人民快乐；第四组的《适音》（注：钱按：一作《和乐》。），说明快乐的心才能听到快乐的声音，而且特别说明这种快乐和心情都应有适中的原则。如人的本性喜好长寿、平安、尊荣和安逸，反对短命、危险、屈辱和辛劳，如果满足了所喜好的，消除了所厌恶的，心情就适中了。进而谈到音乐的适中，就指出乐器的大小轻重和声音的清与浊，都必须适中。

至于《仲夏纪》第五组的《古乐》，谈到古代圣王制造乐歌及乐曲的目的与过程；也谈及有的圣王还把先前所用的乐器加以改良，如舜帝时的乐官把十五弦的瑟，增加至二十三根弦；还谈及圣王征伐暴君胜利后命乐官制作新乐章以示庆祝等。

以上春、夏、秋、冬共十二纪，每一纪各有五组文章，所讲述的次序均不得先后调换。又如八览的每一览，各有八组；六论的每一论各有六组：都是各类叙述安排有序而不能调乱的。

所以说，以上诸子各家的古代散文，自孔子一直到吕不韦，时间已前后经历了两百多年，每一本子书的文件，都随着时代而有所演进。其中《庄子》和《吕氏春秋》简称《吕览》在文体上是较为精进的，但这并不是说《论语》这部书的思想不及其他诸子，这点是各位务必明白的。

汉代散文《史记》

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凡一百三十篇，计共五十二万余言。《史记》虽然是记载真实历史的史书，所谓“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俗语说：“千古文章两司马。”或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如有人问汉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

吾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等大文豪，无不有如此想法。自从《史记》面世以后，其书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却并不损害其文学价值，即如我国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于其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记》讲的是整个时代的大生活。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施耐庵的《水浒传》则是创造人物，所以肯定地说：《史记》的价值高于《水浒传》。

我国自古以来的散文，从《论语》以来，一直没有变，不如韵文那么多变。我国古代著名文学著作，如《庄子》是散文，后来演变为《离骚》，仍是文学的；又如《孟子》，是质朴的白描，是最佳的记言体文学作品。

太史公司马迁，陕西韩城县人，父为史官，名谈。司马迁少年时在韩城耕牧，后随父到长安，听董仲舒讲孔子《春秋》，曾住过昆明、浙江等地。太史公遵父命之嘱要继写史书，后因李陵事忤帝意，下狱，并判死刑。按法可以五十斤黄金赎罪，却无人愿资助。故为求免死，他只得自请宫刑做太监，武帝准之。后在宫中任中书令。太史公认为此乃奇耻大辱，但为的是要完成父亲遗命，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之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正而不偏私。

谈到《史记》中的“列传”，从上古到作者所处的时代，其所描写的各式各样人物之个性、思想与事态，都是惟妙惟肖的。《水浒传》之佳，其人物都是创造的，不过均属同一类型；至于《红楼梦》中的人物，亦是创造的，虽个性各有不同，但都是女性；而《史记》却是描写人物，且是多方面的，太史公把自己的感情也放了进去，却并不偏私。太史公有史才，有史识，兼有文学的情趣和史学的理智，他虽然喜爱项羽多过刘邦，但也阐述了刘邦的成功之长处和项羽的失败之短处。他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人生，批判时却只用寥寥数语，亦即是说：太史公描写人物分析得极为详尽，批判却极之简明。

又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而不是作“列传”，因为孔道之传比爵位更长，又特别为孔子作《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墨子、孟子、荀子等，太史公都没有为其弟子作列传，以表示对孔子的特别崇敬。这就是太史公具有卓越的史学眼光。他又替传讲孔学的写了一篇《孟子荀卿列传》；并且还将感兴趣的人物亦加入描写之列，如《刺客列传》等；他亦将“搜孤救孤”的传说加入《赵世家》中。“搜孤救孤”即“杵臼程婴”的故事，虽非真实，但太史公好奇而舍不得割爱，亦无伤大雅。

太史公写《项羽本纪》，认为项羽可做皇帝；他写《陈涉世家》，说陈涉是首先揭竿起兵以抗秦的发难者。世上无十全十美的著作，或许有些瑕疵，但正是表现其缺憾美，《史记》正是如此。天下没有不偏的事，亦绝无既不左又不右的事。撰写历史要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且太史公还具有史德，并不以感情意气用事，故其撰写《史记》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他在《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太史公写到项羽时说：“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认为项羽这样的说法并不对。

《史记》共分五部分，凡一百三十篇，计有“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及“书”八篇。吾人如只熟读“列传”，已经可以得益。

他的写作方法是将一人分述于各人之传记中，如写汉高祖刘邦之事迹，不集中在一篇中写，虽使人读来感到枯燥些，但却是公平的、客观的，并不重英雄观念。这也是科学态度，与西方的崇拜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此种写法，读来虽使人颇不感兴趣，不过却是严谨而公平的写法。

凡写历史，必须严格遵守两个条件，即是：

（一）不可以只着重于单一的领袖和以单一的团体为单位，须顾及其全面性。

（二）要着重于事件进展的过程，不能单看其结论。

此为太史公著史所能做到的，后人亦多能依循此种写法。《史记》中以列传的描写最为精彩。我们可留意其同一史实，作出如何不同之描写。如写二人合传，亦是太史公的杰作，例如两人在其间有分有合的廉颇与蔺相如合传；又如善始凶终的《张耳陈馀列传》。尚有一篇列传附记多人者，如《卫将军骠骑列传》后附入征匈奴的大将；甚至有相隔数百年的合传，如《屈原贾生列传》，虽然屈原与贾谊遭遇十分相似，且富有爱国思想的激情，但主要是，贾谊之赋乃师事屈原者；又如《刺客列传》中写入一大批人，把春秋战国时的刺客一并列入；再如《滑稽列传》亦由多人合成写一篇；《货殖列传》则是讲从春秋时期直到汉代的商业情况。所以说，太史公的《史记》是一部极严格的史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是能用文学眼光来看史学，又拿文学情调来描写人生。

事业成功并非单靠一个人。有的人却因失败而遭后人同情、敬仰，而传芳后世。如一成功，即大家都有功劳，而非个人了，就不会有英雄了。

我们读历史除要注意写的以外，须懂得不写进去的。不然，便不懂得如何取舍；要懂得何者不写，才懂得何者不应写。在《史记》中没有写进去的太多了。如历代丞相，有十分之六七，并不列入；但有的卜者与滑稽家亦有列入的。这就是公平客观。

太史公的《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史记》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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