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40首

就《世说》本身而言，历史文献价值不如正史。其编纂过程乃采撷汉、晋以来往事佳话、逸闻小说，加上刘义庆的创作综合而成。鲁迅先生说：“《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幽明录》、《宣验记》然。”P61裴、郭二家，指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鲁迅先生将《世说》与《幽明录》、《宣验记》等小说视为同流。《隋志》将《世说新语》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与《笑林》、《笑苑》、《语林》同，并谓：“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唐刘知几曰：“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卷八他还在《史通·杂说》卷十七批评《晋书》采《世说》作为史料：“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

再者，《世说》载曹丕难东阿遂有《七步诗》，与史实不符。曹植封东阿王是在曹丕去世后的魏明帝太和三年。清宝香山人认为：“《世说新语》亦《齐谐》之余，小说之祖，因此诗同根相煎，似对其兄语，以七步附会之耳。”

今天，去古已远，传世文献较少，把《世说》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文献，为众多学者广为采信，但其在隋唐时期确实不被作为重要的史料采用。

二、从《曹植集》的版本流传证《七步诗》之托名

曹魏时期曹植作品有两个本子，一是曹植亲自编次的。《前录自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荒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二是景初中魏明帝曹叡诏令编辑的。《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曹植亲自编定作品目录，又有皇家宝藏之本，晋时其作品保存比较完整。《晋书·曹志传》载，晋武帝尝阅《六代论》，问曹植子曹志：“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从这则记载来看，晋时已有人假托曹植之名作文。晋时，司马氏解除汉宗室禁锢以制衡曹氏，但有晋一代不利于曹氏的《七步诗》未见任何文献记载。

曹植集的散佚，赵幼文先生考证“疑散佚于五代兵燹之中”前言。韩国学者朴现圭先生认为，曹植集“拟佚于南宋中期”。考《隋志》著录《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旧唐书·艺文志》著录一说二十卷，一说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仍之。南宋郑樵《通志》并载二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述《曹植集》版本时曰：“盖三十卷者隋时旧本，二十卷者为后来合并重编，实无两集。”南宋建国于1127年，存国150余年。郑樵生于1104年，卒于1162年，应属南宋早期，其时曹植集仍存。郑卒后一年，宋孝宗登基，在位27年，属于南宋中期。据此，可推论曹植集或散佚于南宋早期。

隋唐时期，《曹植集》易得。李善为《文选》作注时多次引《曹植集》，如《责躬诗》注“植集曰”云云。但在为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句注时引《世说》而不用《曹植集》，盖“七步”之事当源于《世说》，可知当时行世的《曹植集》并无此诗。

北宋初编成的《广记》所录《七步诗》出自《世说》，并非采自曹植本集。北宋末期的《漫叟诗话》载，“曹子建《七步诗》，世传‘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中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深浅，必有辨之者”。漫叟用“世传”发论，本身就对此诗存疑。

宋室南渡，《曹植集》散佚后，有人辑录《七步诗》入本集。此时《曹植集》刊刻和流传应有多个本子，现存最早的南宋孝宗年间江西大字刊本《曹子建文集》十卷本不载。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南宋宁宗时《曹子建集》十卷本刊有。

明清时期，《七步诗》逐渐真假难辨。信其真者对《七步诗》多有赞许。王世贞曰：“《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卷八明正德舒贞刊本《陈思王集》收录此诗，云散见诸书，但未言出自何书；万历休阳程氏刊本收录四句诗。此时亦有诸多怀疑者，冯惟讷《古诗纪》自《世说》辑此诗，注云“本集不载，疑出附会”，并附录四句诗。冯氏所见《曹植集》未录此诗。张溥辑《陈思王集》从《世说》以六句诗作为正文，“又以四句者为附注”，亦云“本集不载”。清丁晏收罗曹植佚文，苦心校勘，编成《曹集诠评》，对待《七步诗》仍冯惟讷氏之说。

建安时期正是“五言腾越”之时，检逯钦立先生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知，五言六句或四句并非当时的创作主流，风格相去甚远。郭沫若先生说：“过细考察起来，恐怕傅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

三、《七步诗》创作场景与黄初中曹丕兄弟会面的情景不符

《七步诗》的创作场景，是曹丕践祚后兄弟二人会面之时。延康元年，曹丕即王位，遣诸侯皆就国，“申著诸侯不朝之令”卷二十。考《三国志》等文献，黄初年间，兄弟二人见面仅有三次：

一是黄初二年。此年，曹植在封地临菑不仅“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还“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被监国谒者灌均告发。大概酒醒之后，曹植对这些“举挂时纲，动乱国经”之举感到后怕，“自念有过，宜当谢帝”，无诏而私往京师。曹丕得报后令关吏阻其前行。曹植把大批人马留在关外，带着“两三人微行”。当发现留下的人中没有曹植时，卞太后以为曹植自杀，“对帝泣”。不久，曹植“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卷十九

到京之后，曹植“待罪南宫”。卷二十汉宫殿建筑分南、北宫，经过董卓之变和连年战争，焚毁严重。曹丕都洛后居北宫，祭祀和议政皆用建始殿，此时南宫当更残破不堪。魏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卷十九博士等议定对曹植的处罚是“削爵土，免为庶人”卷二十。曹植所犯错误，足以使曹丕能用公开的理由和礼法对其治罪，绝对没有必要用作诗来“行大法”。

二是黄初四年。黄初二年后，曹植返回封地开始自我砥砺。《写灌均上事令》曰：“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也。”

本传曰：“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应诏诗》写得很明白，“肃承明诏，应会皇都”，“前驱举燧，后乘抗旌”。曹植还写自己的心情，“将朝圣皇，匪敢宴宁”。在京师洛阳期间，所居之处为“西墉”并非二年时“待罪南宫”。在京期间，他对自己错误进行深刻检讨，上《责躬》诗和表：“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纲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曹丕诏答曰：“所献诗二篇，微显成章。”卷六曹彰因“问玺绶”一事，没有允许觐见，曹植有幸被召。曹植言辞和行为如此卑躬，本次会面曹丕不会用作诗惩罚他。

三是黄初六年。曹植屡受政治打击变得循规蹈矩，他将曹操赏赐的许多宝物献给曹丕。赵幼文先生说：“曹植诚恳剖白自己对丕之态度，更以献铠献马、缴纳战具的实际行动，表达绝无使用武力之企图，换取曹丕之谅解。”曹植的谦抑也赢得曹丕的好感，赏赐“鼓吹”，以增其王者威仪。

黄初六年，曹丕东征孙权。回师途中，经过曹植封地雍丘，“幸植宫”。此次曹丕除增曹植五百户外，赏赐“訾重千金，损乘舆之副，竭中黄之府，名马充厩，驱牛塞路”，“欣笑和乐以欢孤，陨涕咨嗟以悼孤”。兄弟相见气氛十分融洽，《七步诗》亦非此年所为。再者，曹丕对曹植的文学才华，尤其对其“才捷”多次领教过。若用作诗“为难”曹植，岂不是自取其辱？《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十万言，“善属文”。曹操每次召见他们兄弟，曹植均表现不俗，“进见难问，应声而对”，“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故“以才捷爱幸”。叶嘉莹先生说：“我以为这个传闻并不可靠。因为以魏文帝这个人，从他的文章来看，从他的作风来看，他不会做这样的事。这还不是说他仁慈不仁慈，以他的智慧才略，就是要杀死曹植，也有别的办法，绝不会用这种笨办法。”

四、《七步诗》的诞生和传播与两次反曹高峰有关

《七步诗》的出现和传播与曹氏父子在历史上的形象变化互为因果。

第一，刘宋时期，反曹之风出现一个小的高潮。晋室东渡后，北方为少数民族统治，隅居江南的中原人心怀不满。东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首倡曹操“篡逆”之说。他论道：“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他不仅以蜀为正统，还提出将曹魏清除出中华帝统承续之列。张作耀先生分析习氏所论说：“因为东晋与以后的南宋一样，地处一隅，情势同于蜀汉而殊于曹魏。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观点的确对后世发生了深刻影响。”

刘宋王朝的创始人刘裕乃“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曹氏从刘家手中取得天下，刘裕对曹氏心存怨恨可以理解。刘义庆为叔父刘裕所爱，著《世说》对曹操父子多有贬损。除《七步诗》之外，《世说》还记载曹操、曹丕争夺甄氏等事。再有，为《世说》作注者刘孝标乃“汉胶东康王寄之后也”。《七步诗》疑为刘义庆所作，或经刘孝标加工而成。王季思先生对曹操在刘宋时期的形象变化作过梳理，他说：“《曹瞒传》是东吴人写的，吴魏世仇，因此在传说中把他写得十分奸诈刻毒”；“到了刘义庆作《世说新语》时情况又有了改变，那就是形容曹操奸诈的传说已占了压倒的优势，而称赞他的才能的却越来越少了。”P66—67刘宋王朝的贬曹，对其时代文化发展和文学创作起了导向作用。

第二，赵宋时期的反曹之风。两宋时期，曹氏父子的功绩渐渐无人提起，并被乱臣贼子的形象遮掩，南宋时尤甚。欧阳修读《魏公卿上尊号表》后曰：“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岂以后世为可欺欤？不然，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

朱熹作《通鉴纲目》，径改《资治通鉴》以黄初承建安的纪年而以刘备章武代之。南宋朝廷指称曹操是“当今女真、蒙古胡虏也”。南宋末年，萧常因为父亲不满《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乃以蜀为正统撰《续后汉书》。郝经为之序曰：“号曰《续后汉书》，奋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曹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有宋一朝既然如此贬低曹氏，那么有利于污蔑曹丕父子的故事和诗作大行其道，亦无足为怪。正是在南宋时期，《七步诗》开始被一些曹植本集收录，加之《三国演义》的逐步成熟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国演义》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郑振铎先生说：“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宋元时期，流传有不同的三国话本。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当时有专门说三分及说五代史的。不仅如此，普通民众对三国故事的接受也开始出现倾向性，这应与统治者的好恶有关。《东坡志林》载，民间听闻三国故事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皱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最早的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三国志平话》真实记录了创作者对曹操的态度，“以刘、关、张故事为主线，十分之九讲蜀汉兴衰始末。其所以如此，基于对蜀汉的尊重、对曹操的贬抑。‘说三分’全部故事的倾向性与苏轼《志林》所叙述的人心向背是完全一致的。”

统治阶层的反曹倾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使《三国演义》崇刘抑曹成为作品的思想基调和主题。罗贯中将《七步诗》和《死牛诗》融在《三国演义》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侄陷叔刘封伏法”，并评论道：“刘、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悬殊乎！玄德以异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则痛义弟之死，而不顾养子之恩；一则欲亲弟之亡，而不顾其生母之爱。君子于此，有天伦之感焉。”有关《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何满子先生说：“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它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这就使这部小说获得了远远超过其自身艺术成就的社会影响。”序言正是由于《三国演义》特殊的艺术影响力使《七步诗》的真实性大为提高。

一件事情去古愈远，真相愈难辨，加之被后人不断重复，又会进一步强化它的真实性，颇有些“三言成虎”的意味。当历史渐渐远去之后，往日的血腥也随时光流逝成为记忆，文学作品的接受历程与阅读者的重复欣赏和推崇密切相连，一代又一代的选本更是诱导着阅读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曹氏兄弟确有争夺权位之事，《七步诗》所吟透射着权斗的冷酷无情，契合曹植的身份。今人且不管作者是否真为曹植，多从欣赏的角度信其真。郭沫若先生曾反其意为之：“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 宋战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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