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阳刚的隳沉 中国父性之忧

这个世界失去了深沉，就如同一辆脱去缰绳的野马，在自由的平原恣意驰骋，殊不知潜在的威胁正环伺它的左右......

——题记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感官被“快男”、“伪娘”、“正太”等字眼充塞着，世界仿佛一下子堕入了中性时代。那忸怩作态的小女人样、甜得发腻的娃娃腔上了骨瘦如柴、弱柳扶风的男儿身，咋看咋怪戾！不说那韩、港、台吹来的“男色风”，单是那本山老板的高徒小沈阳就狠狠娱乐了国人一把，“小沈阳腔”和“小沈阳样”一时成为各种“秀”节目艺人竞相逐仿的招牌。

“没一个男人样！中国人的雄性都哪儿去了?”被“秀逗”得腻歪了的人和一直冷眼旁观的人发问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古往今来。

　　人类史上，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开始，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男人终于翻身解放了（呵呵 真是几千年河东几千年河西哦！），自此，“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男性屈辱时代结束，人类走向秩序化和制度化时期。

　　西方人还在丛林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人已经住上房屋喂起了猪。从奴隶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中后期，中国和东方文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因此这里暂且先讨论中国的父性和阳刚。

根据隶定字形解释，“父”的本义是继父、继爹。引申义为父辈。（如伯父、叔父、姑父、姨父等）古代丈夫多因服役、战争而早夭，故继父大量出现。古代匈奴族、蒙古族、满族等都规定，只要把死难战友的尸体背回来，就可以把他的妻、子收为自己的家属。《五帝本纪》描述舜弟象与父母合谋把舜活埋在了水井里，然后象就说舜的家就是我的家，舜的两个妻子就是我的妻子。古文献也谈到寒浞杀死了后羿，把嫦娥当作了自己妻子。类似情景现在也能见到：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遇袭倒塌，不少消防队员牺牲。活下来的消防队员奉命对死难战友的家属进行“一对一”的帮助照顾，结果出现了许多婚变，这些奉命照顾的消防队员同死难战友的妻子们产生了感情，并设法同她们结了婚。这种进入丧夫家庭当丈夫和父亲的消防队员，就是“父”。（看官对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很意外？）

　　不管作何种解释，“父”本身就含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即具承担抚养、照顾孤弱的义务。父性也就包含了爱抚子女、无私无畏、勇于承担和富于牺牲精神等内涵。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中国，作为社会性别的主导，父性统治一直是主流。不过这里的“父性”是有阶级性的。

　　最高表现就是皇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三纲五常”等将父性置于“宪法”的高度，皇帝就是最大的、最高的父性，为编造出其合理性，还臆造出一个“天子”的称谓，皇帝自然就成了“人”父，其他父性、父权则按纲常依次而列，不可僭越，否则视为忤逆、谋反，会遭到“天谴”和法治。在君权这个强大的父性系统中，中国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几千年，直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妇女迎来解放，国人的自主性才从“忠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时期，父性和随之对应的“阳刚”属性几经隳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主导心理因素。

其一，“中性”、“母系”干政，父性、阳刚沉匿。但凡开国之君，大多都属勤政恤民、宵衣旰食、戎马倥匆之辈，其建章立制、破旧立新、治国教子都足以成父性楷模，而起继任者及后世子孙个性懦弱或气质偏中性者每每被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堕为傀儡，丧失了治国理政的主动权，因此失去了实际上的“父权”，于是，良臣不能见容于朝，大隐隐于野而不致仕，坚兵利甲掩质埋光，一遇外侮，国家每每随之受难，或被灭于敌手。究其竟也，盖父权、君权的合法系统受抑而不得伸。

　　这里之所以不提武则天，是因为，她实际上是维护了唐朝的“父系”统治，她只不过是一个李氏后人的启蒙“父辈”，阳刚与阴柔并济，创造性地发挥了一个女人的作用。当李隆基夺权的时候，她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

　　其二，“父性”统治者自毁根基，不自觉堕入“中性”。最典型者当属唐明皇李隆基、宋徽宗赵佶、南唐后主李煜之流。李隆基乃唐朝中兴之君，又是著名的音乐家，这两种身份交织在一起，就是此人的悲剧之源。音乐家的洒脱不羁和多情气质，使他为“笑纳”儿媳瑁王妃杨玉环煞费心机，甚至不惜搬出《孝经》来对其子李瑁进行捆绑道德，殊不知自己就已丧失父伦；再加之此君宠幸伶人，大兴梨园之风，美人伴于左右，小人置于股肱，终于酿成”天宝危机”。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其处理“马嵬之变”、“赐死玉环”、“迫立嗣君”时的中性性格终于自食其果。赵佶、李煜之流本质仅为文人，中性之人，却担当一国之主之任，只知书画侬词、笙歌艳舞当前，哪管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府库空虚，国力渐至萎靡困顿，一遇外侮便束手将国拱手相让。

　　其三，“父性”多旺，兵戈常见，乱世争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2000年前一名中国农民放下锄头后发出的一声反问鼓舞了多少富于反抗精神的草根？最高“父性”不再威严，我有理由取而代之！更嚣张的一句话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记不清是哪个乱世的谁说的了。他们胆敢叫板乱世中的不公秩序，勇于重建自我的“父权”秩序，这真是何等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豪气干云啊！每逢朝代的更迭和乱世的纷争天下，都是“父性”蓬勃，阳刚旺盛的年代，“舍我其谁”、“我主天下”的阳刚霸气和对至高“父权”的渴望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波峰和波谷。

　　其四，治世一统，崇尚奢靡，耽于清谈，渐至阳刚之气沉匿不起。最典型的当属东晋、北宋中后期。东晋也许是诞生帅哥、靓女最多的时代，那个时代流行“造星运动”，而且主流审美观点与当下颇有相似之处。美男子当是弱柳扶风、唇红齿白、温文尔雅之辈，如果再加之文采和游历相雕饰，如潘安仁、谢灵运等，就是时人趋之若鹜的对象，“掷果盈车”的追星狂热丝毫不输于现在的“X粉们”；而且当时人们都流行薄、露、透，争相服食“五石散”（很类似今日的K粉或摇头丸哦！）等药物，吃了以后可以迅速High起来！那个时候的人还流行说废话、辩论，美其名曰“清谈”，有史家考证说是时人对当时的政治失望而为了消遣解闷所发明的消磨时光的方法，但不管怎么说，这种集体心理素质直接导致了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国民长期陷于兵燹之乱的恶果。在战火纷争和性命朝不保夕之时，娘娘腔和帅哥就灰飞烟灭了。

　　其五，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父性”和阳刚之气隳沉得更是厉害，主要源于自闭和自大。两次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统治阶层本该振奋阳刚，发挥“父性”的最强作用，兴起救中华之任，可事实上不仅担当不了这一重任，而且还陷入贫弱挨打、处处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

首先，中国在近代错过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时机，自乾隆朝有外邦抛出橄榄枝之始，外国不时对泱泱中华抛媚眼，可皇帝陛下偏偏不领情，自诩天朝“物华天宝”、“物力阜盛”，对外邦蛮夷不屑一顾，这直接导致了对方的又妒又恨，要知道，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迎来了工业革命时代，正对原材料和劳工虎视眈眈，中国完全可以靠中央集权制和当时的资源、海运优势来发展自己，可是上国的君主们却玩起了“夜郎自大”，于是乎，高鼻子、蓝眼睛下次再来就不再客气了，直接炮火相向。

在一个世纪的岁月里，抵抗外侮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变法和革命纷纷失败，彰显了慈禧老佛爷的统治威武强大，同时也暴露了当时的中国再无阳刚可言，中国的“父性”则更是颜面尽失。光绪皇帝的懦弱不当家，从“奈掣肘何？”一句哀叹足以显露；书生、文人的单枪匹马救国失败变成了临刑台前麻木的国人看客的笑料和谈资。仅有的血性阳刚也被淹没在菜市口的淤泥当中。

　　到了现代，国民革命和共产党人领导的斗争才算有了阳刚的一次大振作，并结出了胜利的果实，最终有了今天。

　　阶级社会已成历史，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中国的“父性”和阳刚如何振奋，并最终迎来和平崛起，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讨论的问题。文化娱乐其实是政治经济的一个侧面反映，“男色时代”和“中性时代”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思潮的兴盛，这似乎也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显像。难道社会又要返回到母系社会时期？呵呵，不得而知。

　　最后，我不得不用这样的话来表示我对中华“父性”的根基和阳刚的隳沉表示担忧，并作为本文的结尾：

　　秦始皇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却在培养接班人的关键事上未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终至秦帝国延至二世戛然而止；

　　朱元璋大肆屠戮开国功臣达到丧心病狂程度，为的是给皇孙扫除一切皇权上的障碍，让他当个太平皇帝，可没想皇孙建文帝却被逼出朝下落不明；

　　而与秦始皇基本处于同时代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对儿子亚历山大的严厉教育中却透出慈爱和期望，他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一个石洞，举起火把照亮了壁画上的家族英雄，让小亚历山大对建功立业的渴望顿时萌发，最终成就了震铄古今、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帝国；

　　我们对“武则天式”刚柔并济的女强人治国模式始终保持敏感、警惕和打压、抑制，可谁又能否定得了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盖世功绩对世界史的影响?

　　我们不是韩国、日本，我们有独立的联合国席位和大国主权，我们有自己的核武器和远洋军舰，我们自古就输出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我们不是叫喊着要“崛起”吗？那就从振奋年青一代的精气神开始，摒弃哈韩、哈日之风，改革教育理念，重塑我们的阳刚和深沉的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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