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偷拍”出的电影，现在封神
上海解封有一段时间了，随着正常生活逐步恢复，可能很多人、很多事也开始渐渐模糊了。
大家是多么渴望回归“正常”，所以会做选择性遗忘，就好像中国人喜欢说的几句话：
算了，别提了。
有时在想，那段日子里，有没有人去认真记录下这座城里发生的一件件真实故事。
或者一年后几年后，会不会有某部纪录片、某部电影能带我们严肃、冷静地回望这段特殊时期。
这让我想起了70多年前，一批老一辈中国电影人做的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们在内战结束前夕的上海，顶着当局的重重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拍出了一部至今都堪称杰作的电影。
它还原了旧上海解放前夜的混乱与疯狂，记录下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更演活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市民百姓。
这里面有光明有阴暗，有笑声有泪水，有懦弱与忍让，也有愤怒跟觉醒。
它就是1949年上映的电影：
《乌鸦与麻雀》。
影片的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上海，彼时风雨飘摇，人心惶惶。
眼看就要溃败的国民政府，内部也开始乱了阵脚。
他们开始四处变现敛财，顺便再多搜刮点民脂民膏，为最后的跑路做准备。
其中，任职国民党国防部的侯义伯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他想把自己霸占别人的一栋弄堂卖掉套现。
这座二层弄堂里，二楼住的是他的姘头，一楼和亭子间里还有三户租客：
房子的原主人孔先生、贩卖美国货的小广播夫妇以及教书的华先生一家。
所以，怎么尽快赶走这些房客们成了一个难题。
虽然平日里，大家对行事奸诈的贪官侯义伯是各种不满，连小娃娃们的童谣里也是对姓侯的嘲讽：猴子猴，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
可终归寄人篱下，他们敢怒不敢言。
面对突如其来的驱逐，三户人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孔先生被大家称为“孔老夫子”，性格软弱，多年来一直忍气吞声，甘愿挤在一间狭小的格子间里，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才是房子主人。
做了半辈子报社校对员的他自认为看清了世道：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
因此，面对驱逐，他竟然一边叹着气一边接受了。
华先生虽是教书人，但小知识分子的他图安稳不想惹事，因此一开始就拒绝了做带头人，还说自己根本就不想与侯义伯这样的小人说话。
外号“小广播”的萧老板是个喜欢打探和分享小道消息的小商贩，心直口快，带点江湖气。
眼见孔先生和华先生都无意出头，小广播脱口而出说只要大家做后盾，他愿意打头阵。
结果回到家就被老婆骂傻瓜：读书人心眼才多呢，让你打前锋，他躲在后头享现成。
总之，在现实利益面前，各家各有顾忌各怀私心，第一次“联盟”就在一片尴尬的氛围里解体了......
随后，三户人家便开始各谋出路。
孔先生来到报馆，哀求着馆长能给他腾出个几尺地方，能放下一张床铺就行。
可遭到了婉拒。
华先生回校找校长商量，校长表示房子不是问题，但交换条件是帮忙盯着学校里的学生运动。
这让华先生犯了难。
做生意的小广播则在得知上海房价大跌后，想趁机杀价，从侯义伯手里盘下这栋弄堂自己做房东。
从此过上收租的舒服日子。
为此他与妻子把家里的货抵押给侯义伯并向他借金圆券，开始了每天晚上排队去“轧金子”（黄金投机买卖）的日子，做起美美的发财梦。
这些举动，其实都被精明狡诈的侯义伯看在眼里，他还故意从中挑拨离间，劝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事。
最终，没有利用价值的孔先生最先受难，他的小屋子被砸、东西被扔出，强制限期搬家。
本不想惹事的华先生阴差阳错地卷入学潮运动，被当成学生领袖抓走，妻子华夫人为了托关系救他，还差点被侯义伯侮辱。
小广播的白日梦碎，抵押贷出来的金圆券大幅贬值，不仅房子买不来，连抵押的货都白白地给了侯义伯，半生积蓄血本无归。
三户人家被逼得投无路之时，他们才终于看透了侯义伯的嘴脸和社会事态的发展。
于是，决定联合起来反抗。
此时，传来南京解放的消息，侯义伯顾不得卖房套现而连夜逃走，弄堂保住了，三户人家喜笑颜开，过上了新生活......
现在来看，《乌鸦与麻雀》的出现恰逢其时。
它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完成拍摄并上映，有对过去黑暗的鞭挞和新生活的向往，有悲有喜，大团圆结局，是一部迎接新时代的电影。
但它又与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片不同。
五六十年代的国营制片厂电影，主角大多是光伟正高大全，虽然类型上也有喜剧、谍战等元素，可还是以英雄形象为主。
等到后期甚至发展出了僵硬的“三突出”原则，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就是这样来的。
而《乌鸦与麻雀》还没有受到这种僵化理念的侵蚀。
由于解放前上海的地域和文化特殊性，当时的上海电影人依旧保留了三四十年代民族电影的好传统。
比如，首先兼顾观赏性，以喜剧为底，以小市民为本，不做一味歌颂，而是把主题渗透到每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细节中。
这就要谈到《乌鸦与麻雀》里的角色塑造。
一栋弄堂，上下楼区分，四户人家，身份阶层各异，《乌鸦与麻雀》刻画出了生动的小市民底层群像。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真实的国民性。
导演编剧以动物做喻，霸占房子的侯义伯是乌鸦，黑恶欺人，只手遮天。
房客们是麻雀，叽叽喳喳，虽然看似成群，但有私心，不团结，犹如一盘散沙。
关于侯义伯的猥琐与奸诈，电影里其实是扁平化漫画式处理的，这从演员外形和夸张的神情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真正能引起深思的，还是那些既可怜、同时又不可避免带着人性缺点的小市民百姓。
孔先生是旧时文人，他心地善良，待人友善，可对社会完全悲观。
他说自己做了几十年的报刊校对，别的不懂，几十年的历史倒是看懂了。
“一会儿北伐了，一会剿匪了，一会和平了，一会又什么戡乱了，搞来搞去，我们老百姓，还是受罪的老百姓。”
华先生代表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影片对他的塑造也很有多面性。
华先生，本名华洁之，洁身自好之意。但有时候洁身自好，也可以理解为清高，或者推脱责任。
在所有邻居都推荐他这个读书最多的人出来主事时，他在话语间绕来绕去，转而推给了小广播。
家里经济困难，妻子想联合大家一起向侯义伯要一笔搬家费时，他反而批评妻子，说：小广播是做生意的，就知道钱，我们怎么能跟他一样？
妻子只能小声回道：
我也就知道钱，柴米油盐哪样不要钱，今天买菜钱又不够了。
在家里是谈钱色变，在外，华先生则是想明哲保身。
他不想与同事一起参与学生抗议和罢工罢教，但受良心谴责，也不敢做校长的走狗，总之，心理十分矛盾。
而赵丹饰演的小广播，可以称得上是影片里最出彩的小市民形象，也是此后的三十年里几乎没再出现过的私营小商贩角色。
小广播身上，最能体现乱世下顽强求存的的小市民生存之道，就算是只蝼蚁，也志在青天。
他那投机取巧的门道，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晃着摇椅幻想着自己发财的场景，既让人笑又让人心酸。
即使夫妻俩在排队买黄金时被黄牛党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床上时嘴里还念叨着：
金子金子，三十二两金子……
也是在表现小广播发财梦碎的戏份里，当年旧上海“轧金子”的疯狂场景也被还原出来。
乌泱泱的市民堵在外滩的银行门口，拿着每天都在贬值的金圆券，人贴人地从半夜排队到凌晨，甚至连瞎子也加入其中。
电影里，是小广播被黄牛党暴打，而真实的历史上，是发生了多次严重的踩踏死亡事件。
轧金子之外，当时的上海市民还要为了日常生活而囤货抢购，生怕第二天买不到米面等生活必需品。
同时，这里还处处特务横行，他们不需要理由就可以任意抓人，好端端的人无缘无故就会失踪，就像华先生被特务秘密带走那样。
经济恐慌和白色恐怖，这就是那时的旧上海。
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本片的导演郑君里、编剧陈白尘和主演赵丹等主创有感而发不得不发。
他们偷偷写剧本，一页页脚本写好后藏在摄影棚的顶梁上；白天假装在片场打麻将，晚上开工拍摄。
中途遭遇禁拍，很多人退出了剧组，但核心主创们坚持到了上海解放，影片后半段终于顺利完成。
只不过，《乌鸦与麻雀》上映后虽然被认可，也被评为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
可随着动荡时代的到来，这群有良心有勇气的上海电影人也受到了波及......
那些不规避人性弱点的鲜活小人物角色和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也在很长时间里难以在大银幕再现。
兜转70多年，相信很多人都在期盼，能再有这么一批人、再有那么一个“乌鸦与麻雀”的故事，来记录刚刚过去的特殊日子。
它有那么多的故事可以讲，它绝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不是一句句口号，更不是一串串数字。
但愿我们不要像电影前段里的孔老夫子那样，总是将“算了算了”挂在嘴边。
那不叫豁达，而是避重就轻，甚至叫是非不分。
电影从来不是用来歌颂的，同样，电影从来也不是用来诋毁的，电影就是要把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让人们在残酷的现实里看见希望，在美好的现实中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