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ylum——政治庇护权。
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在我们的早期《宪法》里，它被译成居留权。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二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一错三十年。直到一九八五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千禧年入世前夕，中美两方数次谈判陷入僵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法律专有名词翻译不通，鸡同鸭讲。
早在一九五七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这不太合适。”
两个月后，杨兆龙被打成极右，投入监狱。
放眼望去，和杨兆龙先生同等遭遇的东吴法学人比比皆是，而名声在外，且能在大陆得以善终的，竟只有倪征燠先生一人。
他的一生，对当今法律人来说，具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倪征燠晚年出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
1946年秋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中国检查官的向哲浚回国求助，称土肥原贤二和板恒征四郎似乎要脱罪。南京政府闻讯震怒，急召刚回国月余的倪征燠先生前去增援，任中国检查组首席顾问。原来，南京政府并没有重视东京审判，以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理，不过走个过场而已。此次审判，参战仅一周的苏联，派出检察官70余人，经盟军总部劝说，才降至40人。反观抗战14年之久的我国，最初前去办理检务者，仅五六人而已。审判中，中方证人（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将军强势指出：“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方的美国代理律师当即反问：“日军如何杀人，杀几人，证据何在“？面对质询，前去走过场的中国检方无言以对，持续这样几轮下来，中方竟然未能做出一条有效控诉。
倪征燠接到任务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日本，而是先行赶往北平。在陶然亭监狱，他找到了在伪政府任职过的重要汉奸，设法让他们写下文书，作为证词。听到此言，三个人中的两个立刻佯装不省人事，另一个人写后又将其焚毁，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即，日本还会东山再起。北平无功而返后，倪征燠又计划前往东北取证，但当时东北战事已起，火车都在运兵，无路可走，只得放弃。1947年2月，两手空空的倪征燠到达东京，他没有被国内的取证挫折过多影响，很快赶到日本陆军省和外交部档案库取证。经过几个多月不遗余力地查找翻阅，第三阶段开审后，倪征燠提出了70多条详实准确、有理有据的控告，并在庭上和日方律师进行了激烈的交叉辩论。一年之后，法庭宣判，包括土肥原和板恒在内的七名日本战犯被判绞刑。他克服了重重阻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捍卫了整个民族的正义。倪征燠出生在江苏吴江，因为从小喜看公案戏，选择了到东吴大学学习法律，随后到斯坦福法学院深造，回国后成为一名律师。1949年，刚刚结束东京审判的他回到国内，备受追捧。民国司法行政部欲任命他为上海市高院首检，他辞而不受。旋即回到东吴大学任教，不久之后全国解放，他放弃南迁机票，选择留在东吴，做教务长。两年之后，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大学。倪征燠被调到没有法学专业的同济，任图书馆主任。这个时候，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政治风向，迅速开始自学俄语，一年后进入俄语系教书。1969年，全国知识分子尽数下放之际，倪征燠全家开始准备下乡。正在此时，苏联人来到北京，就珍宝岛问题谈判，急需法律专业人才。放眼全国，懂俄语，通法律，又没有“严重问题“的知识分子，就只有倪征燠。就这样，他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临时掌握的俄语技能，得以留任外交部条法司，在纷乱中保全了自己和家人。
1979年后，大量知识分子被平反，倪征燠的生活更加顺风顺水。很多人提到他，会自然想到”那个运气特别好“的东吴法律人。
可是只有细读他的经历才知道，他的所有运气，都是自己拼尽全力争取来的。
作为一个法律人，专业技能，是第一道护身符，不同寻常的专业技能，则是最后一道。
先生百年之后，我们遍寻其以往著作讲稿，除了实务探讨和生平纪录，没有意见、没有看法，也没有关于任何主义的只言片语。看起来，他仿佛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法学家，不知究竟是沉默选择了他，还是他选择了沉默。希望知识分子要靠闭嘴换安稳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永远不会怀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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