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碎片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研究社会的苦难？
本文原发“人类学之滇”，经译者同意转发，文中增加了评注，少许句子有校对上的改动。作者马修·德蒙（Matthew Desmond）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也就是那本著名的《驱离》（Evicted）的作者，台版中文书名为《下一个家在何方？——驱离，卧底社会学家的居住直击报告》。本文系马修对华康德（Loic Wacquant）论文的回应，讨论了在智识碎片化的时代，智识上的狭隘主义和过度专业化导致社会苦难问题理解的乏力与禁锢，我们值得构建一种新的城市社会学。
马修·德蒙（Matthew Desmond）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社会的苦难？
作者：[美] 马修·德蒙
译者：王立秋
华康德（Loic Wacquant）的论文总结了他在三本书——《城市的无家可归者》（Urban Outcasts）、《惩罚穷人》（Pubishing the Poor）和《致命的共生》（Deadly Symbiosis）——里发展论证的动机和轨迹。这三本书中的每一本都有着全球的视野和远大的目标，也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放在一起来看，华康德的这个三部曲要求我们对城市的边缘化进行更多的、跨主题的、跨学科的综合分析。（“网结[nexus]”这个词在论文中出现了多次。）华康德希望把经济社会学和城市的贫困重新联系起来，希望（保守的）犯罪学和（自由主义的）社会工作之间进行更多的对话，希望联合当前正在朝相反方向加速发展的人类学和政治学。但这还不只是对日益增长的跨学科努力的呼吁。这个呼吁远远没有那么纯真，因为智识的碎片化本身就极不纯真。
阶级分析、种族研究和犯罪学的彼此孤立，削弱了我们的思想，也缩小了我们的视野，的确如此——但甚至更麻烦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孤立本身，也就是每个领域都在研究的那些问题的成因之一。在阶级分析那里，越来越高的专业化俘虏了人们的智识，这种俘虏使二十一世纪初的学者看不到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堵住了仅存的少数异见者的嘴，并且直到今天，都还在阻碍政府对金融的管制（Helleiner 2011）。当2006那年，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警告房市崩盘迫在眼前的时候，《纽约》杂志还精确地给他的意见打上了“极端看法”的标签（Robledo 2006）。
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只让自己研究一个单一的种族群体（或种族群体中属于特定阶级或性别的群体），他们具化了人为的区分，像“族群政治的企业家一样行动……不明智地通过在社会分析中具化这些群体，而加倍或强化了族群在族群政治实践中的具化”（Brubaaker 2003, 554; 亦见Emirbayer and Desmond 2012）。在一个激励不同学科、不同政见的学者聚集起来一起对一个问题发力的智识环境中，写一本像《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 Herrnstein and Murray 1994）这样的书不是更难吗——或者说，就眼下的问题而言，创造并巩固那个最近某个支持生物学与社会科学合作的编辑所谓的，社会学的“培养要塞（nurture fortress）”不是更难吗？
而在犯罪学那里，政治精英并非唯一在推动更加严苛的法律与秩序政策的人，要知道这些政策推动了监狱的“繁荣”。他们援引的是犯罪学家和法律学者的作品，这些人在那个繁荣开始的时候，大多团结在“没什么能”纠正情况的观念（Cullen and Gendreau 2001）周围，后来，又在推销詹姆斯·Q.威尔森的“破窗”理论。纽约市前任市长，鲁迪·朱利安尼(2003)就曾说过：
我非常信奉“破窗”理论，这个理论是威尔森教授和凯林教授大约在二十五年前提出的。这个理论说的是，你必须注意那些小事……街巷级别的毒品交易；卖淫；涂鸦。
注意那些小事——为非暴力的罪行而逮捕大多数穷苦的少数族裔市民并给他们定罪找到了依据——是美国监狱人口自1980年以来增长到原来的四倍多的一大原因。
智识上的狭隘主义和过度专业化是老问题了——“同一个主题我们谈了一千次”，米歇尔·德·蒙田（[1588]2003, 995）在四百多年前就这么抱怨过——但它们总是带来新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引发的回响，又远远地超出了大学的校门。反对智识的碎片化不是一剂万灵药，但它是一个好的开头，因为这种碎片化不但不利于对贫困、偏见和惩罚的理解，也不利于那些问题本身。华康德对一种新的，研究现代城市及其问题的社会科学（这门学问跟学院教条或学科边界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呼吁，不仅在智识上令人激动，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但确切来说，这样的研究计划该如何执行呢？华康德提供了一个模型。他围绕“政权、市场和公民权的网结”提出了一个理论蓝图。他的三部曲中的每一本，都不是孤立地，把政权、市场或公民权单独拎出来研究的，相反，每一本书都把它研究的问题，看作“阶级-种族-政权这个三角形的一面”：《城市的无家可归者》分析的是阶级-种族，《惩罚穷人》分析的是阶级-政权，而《致命的共生》分析的则是政权-族群。
注意，这一进路是多么地与众不同。大多数分析者，在着手研究社会的苦难时，总会以弱势人群（贫困劳动者、单亲妈妈、帮派领袖）、他们生活的地方（拖车式活动房屋集中地、族群飞地、贫困的街区）、或不平等的一个核心条件或动因（失业、脆弱的家庭结构、住房）为研究对象。华康德通过拒绝所有这三个选项，而选择研究城市贫困与种族不平等的再生产涉及的关键制度之间的那个空间，打破了成规。就此举而言，我们几乎以最清晰的方式，看到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 1982）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的技艺》（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68] 1911）的影响，他们都强调建构一个合理科学对象的根本重要性。在《社会学的技艺》中，布尔迪厄和他的同事们写道：
建构对象的任务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是任由研究屈从于预先构建好的对象了：那些为自发的社会学所界定、感知和命名的社会事实，或“社会问题”，对社会学的学科共同体来说，构成社会实在的程度越高，它们作为社会学问题的存在感也就越强。(345)
可以说，华康德研究社会问题的进路，是他的研究计划的最新、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贡献。但在这里，他发挥失常了，他既没有说清楚这一进路的动机，也没有说清楚它的优势（和局限）。那么，他的进路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其一便是，这一进路要求上文提出的那种智识的世界主义。如果你试图理解的那个东西，是“阶级的变化与政权的再造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只靠一群有选择的专家来研究了。如果你想拓展进路，那么就把拓展了的进路也置入科学的对象本身吧。
另一个后果是，华康德的分析目标基本上都是关系的。它们不是关乎某物（政权）而是关乎各种动态的进程（政权与种族划分之间的关系）（Emirbayer 1997）。关系的进路，对关于经济剥夺的研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迫使分析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关联的命运上：在相互依赖与相互斗争的状态中，被绑到一起的行动者和施动者（Desmond forthcoming）。比如说，与把内城街区看作去工业化和隔离的不幸的意外结果相反，你会开始把它们看作政权建设和土地资本的有意图的计划的一部分，看作居民、地主和城市规划者的行动与互动的结果。对种族不平等的研究来说，关系的进路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使你能够避免“分析的群体主义”的问题，即把“清晰界定、推定为同质的群体视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成分，社会冲突的主角，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Brubaker 2003, 553）。
第三个更加具体的后果是，华康德把政权或“官僚场域”放到了分析的核心。在大多数贫困研究中，政权只被赋予了次要的角色。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研究者开始承认政权的重要性（比如说，贷款保险等方面的歧视，社群的隔离），但出于一些原因，眼下学者们又不这么认为了。另一些学者主要把政权看作一系列决策（福利改革），或政府的代理人（社工，警察）。华康德的进路要更广泛的多，也相当的有趣。
对我来说，华康德对政治精英的分析最令人震惊的一面，与其意向性相关。他写道：
[政权]统治者把“对犯罪宣战”……当作一种官僚戏剧来使用，目的在于重申其权威，并在主权被资本不受管制的流动性、被司法-经济向超国家的政治体的整合破坏的时候，把政权的“主权”重新搬上舞台。
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一场十足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结果，而政治精英，则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演员。在给予政治精英这样的深思熟虑和狡诈上，我比华康德更迟疑。我也不愿意把政权行动者看作一个有统一目的的牢固阵营。监狱的繁荣，可以说在美国各个地方情况都不一样，为此，一大原因在于，政府领导人之间存在政治差异。美国五十个州的监禁率的差异，比美国和欧洲的监禁率差异要大得多：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德克萨斯——监禁率最高；许多北方州的监狱人口则相对较少（Western 2006, 66）。韦斯顿发现，监禁率在共和党州长的统治下上升的更快。
我也承认不太理解为什么华康德会觉得，监狱的繁荣作为政治戏剧，意味着对政权主权的重建。汉娜·阿伦特（1968）相信，政权的主权在驱逐问题上才最绝对。她说的是强化民族边界的工作，和身体政治中，被认为没有公民资格的、被驱逐的元素。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确直接与主权相关。但何以资本主义或全球化的发展，会像上面引文提到的那样，破坏政权的主权呢？在内城增加警察监控和强制最小审判又是如何修复对主权的损害的呢？难道贫穷的少数族裔社群的过度安保，不会削弱政权在这些居民眼中的合法性，种下法律上的犬儒主义的种子吗（Sampson and Bartusch 1998）？而今天，哪还有什么政客看起来对促进政权主权感兴趣啊？（挺不幸、挺可怜也挺可怕的是，还真有——评注）大多数政客致力于做的，不正是与此相反的事情吗：把政权隐藏或“埋入”日常生活，把它淡化到你得益于政府——比如说通过你赚来的所得税抵免或你的抵押贷款减免——时也不会觉得是那样的地步（Meteler 2011）。
最重要的是，华康德为面临新问题的城市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社会学。他的论证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着手研究社会的苦难（例如，我们一直维持的智识上的联合）以及从根本上说，首先，我们应该研究的东西是什么（如，我们的分析对象）。他发展出一些有利于提高分析的精确性概念——超-监禁、高级边缘化。他自上而下并自下而上地切入关于城市贫困、种族差异和高级的惩罚的复杂问题。现在，是到了继续探索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家庭、宗教、性别、中国、住房——并应用、挑战、辩论、和拓展他的想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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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虚拟的非正式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