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 吴飞 | 从“御宅族”到“正气少年”:弹幕互动中的亚文化资本汇集与认同构建

作者︱王润 吴飞

摘要 

亚文化“御宅族”在文化历史类节目的弹幕互动中，在文化边界、资源调用、空间建构、价值观提升等方面形成亚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造，促进亚文化群体的认同构建。媒体行业的政策引导、传统节目转型和网络空间治理等因素成为“新”弹幕文化实现价值认同的形成机制。亚文化资本作为资源形式和媒体融合反向思维的运用，使弹幕亚文化群体由“御宅族”转变为“正气少年”，实现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联姻”，为今后影视艺术作品的传播与价值观的宣扬提供了可行的模式。

关键词

弹幕; 御宅族; 亚文化资本; 社会认同; 二次元

0引言

近年来，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国家级主流频道纷纷推出多档文化历史类节目《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朗读者》(2017)、《国家宝藏》(2017)，以富有感染力的方式讲述历史人文，推出平实的文化故事，以传递人文的情感体验的表现形式登陆荧屏。而更为引人关注的是2016年以来人文综艺节目的官方频频进驻代表青年网络亚文化社群的哔哩哔哩(Bilibili)弹幕网站(以下简称“B站”)，凭借弹幕互动和新颖的节目类型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这是自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节目爆红于B站后，文化历史类节目再度受到B站用户的欢迎，截至2019年11月，在B站纪录片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的《国家宝藏》节目第一季、第二季总播放量已分别达2151.1万、2559.3万，弹幕总数分别达124.4万、63.4万，追剧人数均达到79.3万人。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电视台是传统意义上主流文化和官方核心价值观的代表，而哔哩哔哩网站则是青年亚文化、二次元文化的象征，两者无论从媒介平台的属性，还是受众群体的特征，都有某种程度的反差。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联姻”，成为影视艺术发展领域值得关注的现象。

追溯弹幕网站的发展历史，弹幕现象最早源自日本弹幕视频分享网站，由于特别的互动评论方式，依靠特殊的程序和播放器，允许使用者在观看视频时发表评论并即时叠加在视频上而深受青年群体的喜爱。[1]这些群体对日本动漫、影视剧、游戏感兴趣，属于资深的“ACG”爱好者，被称为“御宅族”。随着国内追随日本动漫网站而相继出现“Ac Fun”和“Bilibili”网站，使早期国内弹幕用户也有类似于日本弹幕视频发展初期的相关特质，弹幕文化在国内也几乎被视为等同于御宅文化、二次元文化，具有诸多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青年亚文化特征。[2]然而，由于“御宅族”形成之初与其大量接触游戏动漫产业、互联网有关，这一亚文化群体逐渐被社会和媒体刻板印象化为孤独、自我封闭、不善交际、叛逆的青年群体。[3]随着新媒体和网络社交文化的普及，“御宅族”群体在媒介使用和网络互动中逃避现实压力、实现自我认同，形成更具多样性的青年亚文化体验[4]，御宅文化正在被自带科技感和未来感的“二次元”文化所替代，呈现相对积极的意涵。[5]可见，当前“御宅族”已不再是形成初期固化的存在，而是在现实情境和新媒介文化生态下发生了变化，具有新的群体特征和表现形式。

1弹幕互动与亚文化的重构

1. 弹幕互动与青年亚文化

弹幕文化是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青年亚文化，在弹幕互动的情境下弹幕文化体现为用户对原始文本的解构和二次创作，网络恶搞和弹幕互动的“仪式抵抗”特征，呈现趋于弱化的抵抗、自我宣泄和自我满足的文化形态。[6]以往的大量研究以巴赫金狂欢理论和消费社会理论来理解这种新型网络亚文化，揭示出弹幕解构式的互动、戏仿和拼贴背后的后现代文化本质，深层地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和新媒体环境下的符号消费特征[7]，或以鲍德里亚式的解读方式防范符号霸权和消费异化，进而警惕商业资本对弹幕亚文化的收编[8]。近年来，基于网络小粉红和“网络爆吧”现象的出现，网络互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亚文化的关联也成为关注的对象，青年亚文化群体互动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结合形成了爱国意识形态、网络民族主义、二次元民族主义，寻找到与主流话语有效对接的路径，提供了亚文化被权力良性收编的案例。[9]这正如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总结亚文化被整合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即商业收编与意识形态收编[10]，这两种收编方式也成为理解弹幕互动和网络亚文化的重要视角。

图1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当然，该分析视角依然有其局限性:总是将亚文化视为被宰制的对象，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抵抗/顺从、支配/从属、表达/镇压等的二元对立关系，甚至回溯亚文化研究衍变的历程也一直难以摆脱被污名化、被压制、被收编的命运。亚文化被宰制的困境在新媒体环境下是否会发生变化，或重构原有的亚文化形态是需要在新的技术环境下思考的问题。[11]同时，以弹幕互动为基础的御宅族群体，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类型，基于不同的社会情境和网络空间可能呈现出不同的亚文化特征。基于弹幕互动中的商业因素和权力因素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调整，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弹幕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界线是否会发生挪移。更进一步地，这些理论议题的探讨能否解释当下中国媒体实践过程中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联姻”、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融合共生现象，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2. 后亚文化与亚文化资本

20世纪90年代，随着锐舞文化和俱乐部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行，同时为摆脱伯明翰学派创立的传统文化理论的束缚，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安迪·班尼特(Andy Bennett)、布莱克曼(Blackman)等研究者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和理论来探究青年亚文化现象，形成了区别于传统亚文化研究的“后亚文化研究”(Post-Subcultural Studies)。[12]其中，萨拉·桑顿在《俱乐部文化:音乐、媒介和亚文化资本》一书中通过对英国俱乐部文化和锐舞文化的分析，提出的“亚文化资本”(Sub-Cultural Capital)概念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将俱乐部文化的“酷样”时尚视为趣味文化，形成基于青年群体对音乐的共同趣味和媒体消费的亚文化集合，并且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环绕在对亚文化资本的分析中。[13]就文化资本的形成过程而言，既体现具体化的个体长期浸染而成的社会习性的资本积累，又通过客观化的物质和文化商品形式的展现，并通过体制化的方式提供经久不变的合法性保障。[14]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亚文化资本被赋予拥有者一定的地位，实现身份的象征，通过客体化、亚文化元素的收集配置来消费和占有亚文化资本符号，最终建立自身的价值与社会认同。

新媒体语境下，互联网生产方式使传统被动的接受者成为主动的生产式受众，形成开放多义的媒介文本，模糊了亚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界线，亚文化资本更加凸显其价值。[15]有研究者基于网络游戏主播的考察关注到注意力经济的形成，并发现亚文化群体凭借新媒体平台获得在主流社会结构中的流动和社会资本，特别表现为通过流量变现向经济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转换[16]，然而亚文化资本除了在扩大自身的价值和身份认同外，是否能提供其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生产的可能性是以往的研究尚未讨论的。因此，本文将以伯明翰学派发展到后期的“后亚文化”研究和新媒体情境下的“亚文化资本”概念来考察当前文化历史类节目弹幕互动中的亚文化资本汇集过程，探究主流文化在亚文化生产过程中的重塑与再造。

2弹幕互动中的亚文化资本汇集

作为用户定位清晰的弹幕网站(入站注册有严格的门槛与审核流程)，青年亚文化群体自然是其核心的用户群体，热爱ACG的用户在弹幕互动中建立自身的身份认同，早期御宅族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也被视为弹幕网站文化本身。而随着央视文化历史类节目的进驻，改变了原有弹幕网站的内容旨趣，以官方频道节目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与弹幕互动方式的结合，开启了新的弹幕互动模式。弹幕互动是混杂拼贴的文化，既有无厘头的随性闲谈，又有对节目内容的实时交流讨论，青年亚文化群体在弹幕互动的不同碰撞中与主流文化节目的题材交织，提供了亚文化资本汇集的可能性，形塑起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认同。在文化历史类节目的弹幕互动中，亚文化资本的生产主要体现在文化边界、资源调用、空间建构、价值观提升等方面。

1. 模糊主流节目与青年亚文化的界线

弹幕网站中的文化历史类节目之所以受到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喜爱，与节目的主题定位不无关系。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通过对一件件文物的梳理与总结，演绎文物的背景与历史，讲述国宝文化的传奇经历，试图“让文物活起来”。与传统历史文化类节目对文物古迹平铺直叙的介绍不同，《国家宝藏》以新颖的动态方式来讲述和介绍文物，不仅有文物历史的纪录片介绍，还有小剧场演艺、文物守护宣誓、博物馆文物竞选等综艺形式，呈现多样、立体的文物故事，展现流动着的文物。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的定位是更具平民化和低门槛的“全民朗读”模式，“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开播第一期就以这句话圈粉，节目以平实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以个人成长、情感体验、背景故事与传世佳作相结合的方式，试图通过“朗读打动人心”。

弹幕互动的过程中模糊了主流频道节目和青年亚文化之间的界线，一方面，取决于主流节目主动放低姿态，以平民化、富有亲和力的方式呈现节目的内容;另一方面，主流节目嵌入于御宅族的弹幕互动之中，主流节目的内容、亚文化群体观影的情绪感染和弹幕的即时互动表达相互交织，以混杂多元的形式呈现，削弱了主流频道节目带给受众的距离感，弹幕互动和节目中的亲和元素汇集亚文化资本而引起弹幕互动群体持续抒发情感和弹幕表达。

2. 明星资源成为重要的亚文化资本来源

弹幕网站的ACG用户有着天然的追星潜质，明星资源无疑是亚文化资本的重要体现，成为吸引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一大法宝，他们以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受到粉丝们的喜爱和崇拜，不管是主持人、嘉宾，还是节目的参与者，只要是明星或重要的公众人物总会引起用户的持续关注，成为电视节目重构与再生产的来源。[17]《国家宝藏》和《朗读者》的主持人都是被公众熟知的演员、主持人，张国立的台词“我们的节目有多年轻，也不过上下五千年”，以幽默调侃的语调揭示节目的主旨，又体现其主持的风格;而《朗读者》的片头以董卿的独白“朗读者在最初酝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谁是未来的朗读者……”作为开端，展现其一贯端庄优雅的主持风格。

此外，节目中的明星嘉宾更能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力，《国家宝藏》每集三名“国宝守护人”邀请的梁家辉、王凯、刘涛、黄渤等艺人，本身都是当下影视娱乐圈的明星，具有很高的人气。明星嘉宾以轻松、戏剧化的方式讲述“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参与文物的守护和舞台剧演绎，使文物的介绍显得更加生动和有生命力。同时，文物的立体呈现和明星的现场介入使青年亚文化群体能更加近距离感受明星们的风采。《朗读者》节目尽管没有安排大量的娱乐明星，但邀请的是更具社会阅历的公众人物和各界精英，柳传志、刘震云、濮存昕、梅婷等通过朗读的方式分享自己的人生心得和社会经历，抒发情感体验、启迪人生思考，展现丰富多彩的人文生活和人生感悟。明星和公众人物成为节目吸引人气和注意力的重要资源，亚文化群体或为心目中的偶像而来，在弹幕互动中倾诉“为单院长和故宫而来”“小时候的记忆，男神啊”，或感叹明星的风采“演技太好了”“天呐!这段好投入”，观看节目的内心感受与弹幕互动相互交织，在追星的同时无形中积累亚文化资本，以提升主流节目的青年群体影响力，带动文化历史类节目主旨和社会内涵的营造。

3. 虚实交替中的亚文化空间构建

弹幕网站适应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网络互动形式与主流节目的转型，尝试构建出线上与线下、主体节目与网络互动之间虚实交替的亚文化空间。一方面，体现出在当下综艺节目遍地开花的时代，试图吸引亚文化群体对节目的持续关注需要依托于虚实相间的节目形式和空间场景。《朗读者》节目通过主持人对嘉宾的访谈外加作品朗读的形式设置节目形式，使观众真正地走进朗读作品，呈现出丰富的作品内涵和立体的嘉宾形象;《国家宝藏》节目巧妙地设置了小剧场舞台剧的形式来演绎国宝的“前世”传奇，基于史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方式赋予每个故事以现时化的重构，将国宝所属的历史年代与舞台剧的艺术化创作勾连起来，精妙的历史重构、演员间的吟诗对话和唯美的舞台效果，把原有一个个碎片式的历史片段通过舞台剧的形式组接起来。

另一方面，弹幕亚文化群体通过弹幕互动来表达对文化历史类节目的观影感受，在社交互动过程中减少了在屏幕外观看视频的孤独感，与其他弹幕用户产生情感共鸣，形成线下与线上不同空间的来回穿梭。比如对国宝《千里江山图》的介绍，以宋徽宗和太师蔡京之间的舞台剧演绎艺术化地讲述王希孟作画的背景和经过，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山水画巅峰之作的精妙之处。亦真亦假的剧本效果和文物当今的既视感不断激发出丰富的题材，让青年亚文化群体在弹幕互动中讨论、吐槽对话，在赞叹文物制作高明的同时夸赞国宝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品质。随着节目对国宝介绍的展开，逐渐引发亚文化群体的热议，弹幕互动出现小高潮，“果然是别人的18岁”“有种被吸入画中的感觉”“太美了真的感动的稀里哗啦的”，这些弹幕互动既是对作画者少年得志的艳羡，又是对国宝文化价值的高度称赞，在弹幕互动和虚实空间交替中吸引观众，推动亚文化群体深入主流节目内容，汇集起亚文化资本。

图2 《国家宝藏》

4. 亚文化资本提升价值认同

亚文化资本的汇集还体现在亚文化群体在弹幕互动和亚文化空间的长期浸润，逐渐形成的亚文化习性。长期参与弹幕互动，积极参与到主流节目内容的讨论，无形接受了节目渗透的理念和价值观，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交锋中提升了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认同。《朗读者》第一季的九期节目分别以遇见、陪伴、选择、礼物、第一次、眼泪、告别、勇气、家为主题词，串联起不同的作品。这些主题词所编织起来的朗读作品重拾最初的情感和记忆，在朗读氛围里搭建起一座沉淀心灵的人文殿堂。在贾平凹的作品《写给母亲》中，演员斯琴高娃深情地朗读诠释出母爱、亲情和陪伴的力量，引发观众心灵深处的思绪。朗读作品与弹幕互动打动了线上线下的观众，弹幕互动“最有感情的朗读”“当初看的时候都没哭，今天却哭了”“人在异地，想到我妈了”“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深情地说一句”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传递出节目浓浓的儿女情长和中华孝道理念，成为青年亚文化群体心灵的慰藉。

《国家宝藏》节目在体现娱乐综艺的同时也注重知识性和价值理念的提升，使亚文化群体对国宝的了解过渡到地域和社会的认同。弹幕互动中，大量弹幕用户以“为×××(某地)打Call”“南京江宁人在此”“表白故宫博物院”等重复性的话语来强化对某地的支持，强化地域的认同感。而主持人和嘉宾们的讲解将文物鉴赏与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结合起来，感情自然流露，不断调动和勾连观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很好地找到了主旋律与青年亚文化的契合点。在情感共振中激发青年亚文化群体弹幕互动的热情，发出“感谢这些人传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历史”“想哭!我大中华超棒!”等弹幕评论，表达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感叹和自豪感。长期浸润在以文化历史类为主体的弹幕互动场域中，亚文化资本的汇集促使青年亚文化群体和“御宅族”打破了原来仅仅固化于游戏、动漫的早期“二次元”文化，核心价值观伴随主流节目渗入“御宅族”的圈层，在历史文化与青年文化的互动中提升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精神文化追求和价值认同。

以上从文化历史类节目进驻弹幕空间而形成的弹幕互动中可以发现，弹幕文化一方面作为亚文化资本形成了青年亚文化群体互动、表达和情感宣泄的途径，建立起青年群体自身的价值与社会身份认同;而另一方面，作为主流文化平台与弹幕互动的结合又产生新的效应。此种亚文化已不再是受商业资本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被收编”者和被动的抵抗者，而是作为一种新的亚文化资本形式汇集到亚文化群体的网络互动中，形成对主流文化的软化与调和，实现“御宅族”群体主流价值观的提升，最终促进社会认同的建构和共识的凝聚。

3“新”弹幕文化实现价值认同的社会机制

以央视文化历史类节目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与弹幕互动的青年亚文化所形成的“联姻”，正在逐渐形成文化塑造和价值认同的“新”弹幕文化，改变了传统的“二次元”和御宅族文化，弹幕互动群体也正在由“御宅族”转变为“正气少年”。其实，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形塑和弹幕文化的发展有着复杂的社会机制。

首先，政策引导下文化历史类节目的社会引领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多次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对综艺娱乐、真人秀等节目的管理调控，俗称“限娱令”。2017年又继续提出“积极引领正向趣味能量，坚持高品位高格调;综艺娱乐节目要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坚决反对低俗媚俗和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等不良倾向;鼓励制作播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自主原创节目，黄金时段原则上不再播出引进境外模式的节目”的要求。这些通知精神的出台和提出，都促使传统的综艺娱乐节目不断做出调整和改进，推出弘扬社会主旋律和传承历史文化的节目。而央视相继推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华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文化历史类节目，从某种程度上引领着综艺娱乐节目向传播正能量、反映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发展。行业政策和节目转型背景推动着综艺节目人文历史化趋势的出现，改变了综艺节目原来纯粹综艺或明星娱乐式的节目形态，不断探索“综艺+人文”或“综艺+历史”的节目样式。主流节目和主流文化逐渐调用弹幕互动中的亚文化资源来克服各自的局限，形成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联姻”，以发挥节目的社会引领作用。

图3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其次，传统电视节目的转型和新媒体渠道延伸。当前传统电视媒体无论在收视率还是广告额方面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如何进行节目的转型发展成为传统电视节目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除了在节目主题和理念方面更加凸显人文和传统文化外，注重节目的资源开发和形式创新是文化历史类节目突破和转型的着力点。娱乐明星一直是传统综艺娱乐类节目吸引受众眼球和提高收视率的法宝，合理地将明星资源转化为亚文化资本和吸引青年群体的文化资源，又不过于娱乐化和商业化是节目创新和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当下，文化历史类节目并没有放弃对“明星”的运用，而是采用再开发和适度运用明星资源的方式，巧妙地将明星效应转化成文化传播和认同构建的有效方式，积极宣扬主流价值观。比如，节目中选择社会认可度高的流量明星和各界精英，他们本身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正面形象，又兼具道德品行与艺术成就，在尽可能降低节目的商业属性和娱乐成分的同时，能形成稀缺的注意力市场，成为激发受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兴趣的引爆点。此外，主流节目通过朗诵、访谈、剧场演绎等丰富的节目形式增添节目的内涵与表现力，将明星资源的“光环效应”与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嵌入其中，从而促进节目收视率的提高，通过亚文化资本的借用、挪移等软化策略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再造与重塑。与此同时，“网络世代”习惯直接通过网络新媒体的方式收看传统的电视节目，拓宽传统的受众人群，有效把握网络一代的受众群体是调整受众结构、提高电视节目收视率的主要方式。近年来传统媒体的优质节目纷纷进入爱奇艺、优酷网等综合类视频网站，直到近期以青年亚文化为特征的弹幕网站也成为传统媒体节目尝试进驻的空间，反映出在新媒体发展和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综艺节目加强节目自身的转型升级与在新媒体渠道的延伸。

再次，营造良好网络空间环境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国家网信部门为营造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秩序，开展网络空间的治理行动，主流媒体曝光了不少在弹幕网站存在的低俗、色情内容。在网络空间治理的背景下，弹幕网站纷纷加强对平台自身的监管防范和网站环境的优化，积极引导青年亚文化群体形成良好的用网习惯，提升网民的网络素养。而文化历史类节目的进驻，补充了弹幕网站以二次元为主体文化的相对单一的内容类型，探索出弹幕亚文化网站与主流价值观念相结合的有效资源，适应了网络空间治理的社会生态。同时，新媒体平台模糊了文化与政治、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区隔，将传统意义上文化历史类节目带入青年亚文化色彩更浓的弹幕空间，亚文化群体也由更具“二次元”属性的网络空间过渡到相对主流的文化内容接触，改变了以往社群固有的边界和隔阂，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可以轻松地转换和挪移，实现不同资源的调配和征用，使以往沉溺青年ACG文化的“御宅族”转变为充满正能量的“正气少年”，有助于青年亚文化群体参与网络空间治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4结语:对影视艺术发展的启示与展望

央视文化历史类节目爆红弹幕网站B站，传统电视媒体与新媒体形成“联姻”，成为影视艺术发展值得关注的现象。国家级频道的文化历史类节目非但没有引起青年群体的抵触，反而扩大了节目的接受度和参与度，逐步在弹幕互动中提升价值认同和积聚正能量，这为今后的影视艺术发展提供了启示。

首先，亚文化资本是一种独特的资源形式。以往将弹幕文化视为“二次元”、另类亚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受商业资本和政治权力影响的“被收编”者和被动抵抗者，而在当前的传统媒体转型和互联网治理的背景下，网络弹幕互动打破了传统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界限，模糊了原有社群的群体属性，亚文化从仪式抵抗、“被收编”转而成为“协助者”。亚文化已不再是伯明翰学派所固守的风格抵抗，也不是赫伯迪格所担忧的收编即死亡，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互存互依的关系场域和动态系统。[18]青年亚文化群体在弹幕互动中汇集亚文化资本，成为独特的资源形式，促进不同文化的共享与协同，既表现为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依附，通过主流文化和核心议题的调用来实现亚文化“合法性困境”的突围，又表现为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征用，以适应“御宅族”群体的媒介使用和社会互动习惯，实现影视艺术作品中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亚文化群体社会认同的构建作用，形成互利共赢的机制。

其次，加强媒体融合的反向思维运用。以往无论是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是影视艺术作品的传播，媒体融合战略均强调传统媒体向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转型，而本研究中在青年亚文化社群的弹幕网站中引入传统媒体的节目资源，则体现为“商业新媒体平台向传统媒体主动地寻求话语资源、合作路径、科层内社会网络资源”，是一种媒体融合的“反向融合”思维。[19]亚文化资本的汇集和运用，以反向媒体融合的方式改变了以往媒体转型的模式，提供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和核心价值认同的新方式，使日常生活的弹幕互动既满足亚文化群体身份认同的获得，又促进新媒体平台与亚文化社群的有机结合，是媒体融合反向思维在现实中应用的体现。

总之，文化历史类节目在弹幕互动中的重塑为今后影视艺术作品的传播与价值观宣扬提供了可行的模式。比如当前部分机关部门的政务新媒体入驻“抖音”“快手”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也是类似的方式，改变了以往机构传播和政务传播的沉稳形象，以“另类”媒体融合的方式来实现政府部门形象的扩散与传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传播。因此，在媒体融合和传媒转型的背景下，要调和与转变公众对亚文化固有的认知，合理运用亚文化资本，逐步接受新的网络亚文化形态与传统影视艺术的结合，探索出多样化的影视艺术表现形式，开展公共传播和政治沟通，促进开放互动的泛文化空间的形成，最终实现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联姻”。

参考文献

[1]陈一、曹圣琪、王彤:《透视弹幕网站与弹幕族:一个青年亚文化的视角》，《青年探索》，2013年第6期，第19页。

[2]徐媛:《新媒介青年亚文化:弹幕族文化现象研究》，《学理论》，2015年第12期，第166页。

[3]汪靖、顾晓晨:《“御宅族”现象---新一代媒介依存症》，《当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42页。

[4]易前良、王凌菲:《青年御宅族的媒介使用动机研究:以南京地区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4期，第76页。

[5]何威:《从御宅到二次元:关于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学术图景和知识考古》，《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第53页。

[6][18]马中红:《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195页。

[7]皇甫旭梅:《弹幕视频的解构与狂欢》，《新闻世界》，2015年第12期，第65页。

[8]付晶晶:《新媒体时代的弹幕文化现象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3页。

[9]林品:《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兴起》，《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第71页。

[10][英]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11]马中红:《商业逻辑与青年亚文化》，《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第67页。

[12]David Muggleton&Rupert Weinzierl(ed.),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New York:Press Oxford.2003.p.5．

[13]Sarah Thornton.Club Cultures:Music and Subcultural Capital.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p.1-13．

[14]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15]秦兰珺:《论青年亚文化与互联网生产方式的互动》，《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第85页。

[16]杨小柳、周源颖:《“亚文化资本”: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解释》，《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第97页。

[17]孙瑛:《跨界与流动: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明星形象的重构与再生产》，《新闻界》，2014年第1期，第30页。

[19]周逵:《反向融合:中国大陆媒体融合逻辑的另一种诠释》，《新闻记者》，2019年第3期，第46页。

本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20年02期

编辑︱安雯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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