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正兰｜《音乐·媒介·符号——音乐符号学文集》译者序
这是一本音乐符号学-传媒学论文集。
符号学给人文-社科各学科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尤其在文化研究上，符号学是一个犀利的武器，在传媒研究中，更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分析方法。
音乐作为符号学课题，尤其特殊。虽然音乐几乎是最“纯粹”的符号，是符号表意中各种规律的最后试金石，但由于音乐表意的特殊品质，音乐符号学也是符号学各科中最令初学者望而生畏的。至今，中国的音乐研究中，符号学很寂寞，有不少朋友对此课题有热情，却感到无从下手。
2008年11月，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语言符号学年会暨国际符号学会议，发言课题各有千秋，课题丰富多彩，但只有两位的发言和音乐符号学有关，一位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另一位是我本人。塔拉斯蒂先生是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在2009年西班牙柯露纳召开的第十届国际符号学会议上，他又被选为连任会长，可见音乐符号学的重要性）。他就职的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是当今音乐符号学的研究中心，塔拉斯蒂本人一系列著作已经成为当今音乐符号学理论代表，例如《符号与声音》（Sign and Sound），而他的《存在符号学》继承法国符号学的富厚传统，接过胡塞尔、梅洛-庞迪、格雷马斯等大师的衣钵，推进了现象学与符号学两大潮流的结合。
而我，只是音乐符号学的入门者。因为音乐，我和塔拉斯蒂先生详谈了几次，他对中国音乐符号学的发展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且给了我他带到会上来参展的几本书。其中的这本文集马上吸引了我，仔细阅读，发觉此书在符号学理论上扎实，在分析上具体而生动，内容融学术和案例分析一体，新颖、深刻、实在，而且紧跟媒介技术发展的步伐。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可以激发我国研究者对音乐符号学的热情！
读完此书后，我致信塔拉斯蒂先生，因为这本书的版权，归赫尔辛基大学的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拥有。塔拉斯蒂先生非常热情，答应沟通此事，很快，我就得到本书的主编之一，塔拉斯蒂先生的同事，赫尔辛基大学的埃尔基·佩基莱（Erkki Pekkila）教授的回信，他对此书中文翻译热情支持，还不辞繁难，从一位位作者那里代我们取得了翻译允许。不仅如此，因为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需要，佩基莱教授还特地认真为本书中文版写了一篇“音乐符号学简明导论”作为序言。他的慷慨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这篇近万字的长文，把音乐符号学这个难题讨论得简单明了，却又不失深刻，非常值得一读。
这本论文集，出版于2006年，内容相当新。所选篇目选自赫尔辛基大学每两年召开一次的音乐符号学国际讨论会，它反映出较前沿的音乐、符号以及传媒领域的研究思想和成果。全书的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大学，他们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当代传媒迅速发展，尤其是电子技术与网络的普及，造成的新的音乐符号学课题。这是符号学和传媒学一个新的前沿领域。
本书原名Music, Meaning and Media(《音乐，意义，媒介》)，“意义”指的是符号学，符号是用来传达意义的，符号学就是意义学；传媒研究则是符号学当前进展最迅猛的领域。原书名是西方式的押头韵，把“and Media”放在最后是为了音节匀称节奏分明。中译无法传达音韵，只能按其论述步骤，改成《音乐-媒介-符号》。
全书收集了16篇论文。编成四个部分。
第一辑“电影故事片中的音乐”，收录5篇文章。电影是现代传媒的核心体裁，音乐在电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音乐在电影故事编码中的作用一直似乎是个谜，在众多电影学著作中，始终没有能说清，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本辑的文章试图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这个难题。
《动与静：摄影，“电影”，音乐》，是本书精彩的开门篇章，作者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美术教授戴维·诺伊迈耶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劳拉·诺伊迈耶。20世纪视觉艺术严重挑战了书面文字，图像和声音在各自的范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摄影技术的发明使图像得以保存，电影的出现使摄影动了起来。论文讨论了电影中音乐与画面之间的动静关系及艺术效果。在这篇论文中，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知面与刺点”理论，被新颖地用来分析电影音乐中的运动与静止，由此得出电影音乐是如何得到一种秩序与断裂相间表意效果的结论。此论文对电影《带珍珠耳环的女孩》《傲慢与偏见》中的镜头和音乐演进作了堪为范例的“细读”，应当让所有粗枝大叶听电影音乐的人大为惊喜。
《美国恐怖电影音乐中的“邪恶中世纪”传统主题》，作者是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音乐教授詹姆斯·多维尔。恐怖电影“援引”格里高利圣咏——这是20世纪电影常用的表现方式。1970年以来，不管是美国恐怖电影还是电视剧，也无论是中世纪的创作还是现代作品，都把拉丁圣咏与邪恶主题联系了起来，这样的趋势还愈演愈烈。这篇论文探讨了美国恐怖电影音乐中的“邪恶中世纪”主题的发展历程，说明一个时代神圣的音乐，如何转化为另一个时代地狱般的恐怖音乐，音乐符号文本的意图，在当代得到了一个彻底的颠覆。
《<海上钢琴师>叙事，音乐和电影》，作者罗莎·斯特拉·卡索蒂是意大利巴里大学音乐教授。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海上钢琴师》以其华丽的场景和浪漫诗意的情节被人注目。影片产生的巨大反响，证明了人类叙述能力的成功，同时，其中人生哲理思索与电影叙述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也堪称经典。影片独特的叙事，丰富的音源，更是让人津津乐道，巴赫金符号学的“外在立场”理论在此有恰到好处的运用。透过这一着重以音乐为视角和体验的影片，我们可以洞悉一种媒介解读另一种媒介的能力，看到语言、音乐和形象之间的巧妙融合，从而看到电影文本无限的表达潜能。
《阿斯·考里斯梅基电影<火柴厂女工>中的音乐》，此文作者即本书的第一主编，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音乐教授埃尔基·佩基莱。阿基·考里斯梅基是芬兰影坛的重量级人物，他导演过的很多作品在世界电影史上都享有极高的艺术口碑。其中《火柴厂女工》以独具特色的电影音乐，吸引了众多电影评论家的目光。论文以《火柴厂女工》中的电影音乐作为切入点，按照时间顺序，从音乐曲风、伴奏乐器、演唱歌手、经典曲目、歌曲歌词等多个角度加以阐发，详细地分析了流行音乐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芬兰摇滚乐在电影叙述这种多媒体文本中的巨大作用。
《这真有点可笑:对<红磨坊>五颜六色的后现代批判》，作者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文部教授苏珊·伊格雷姆。充满后现代风格、炫人眼目的音乐电影《红磨坊》的出现，再次引起了音乐电影的研究热潮，并出现了各种纷争。论文通过《红磨坊》异常的表现手法，剖析各种音乐层次，将音乐背后的历史语境层层剥开，一展电影和音乐编码的魔力。论文指出，《红磨坊》是一种新的音乐电影美学尝试，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时，互文性成为符号文本解读的主要因素。
第二辑“音乐和电视”，收录3篇论文。电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电视研究者众多，但音乐在电视中的作用，一直不甚了了。本辑的文章大胆地处理这个课题，分析了不同音乐风格在电视及电视教育中的重大意义。
《美国警匪电视剧中主题音乐的风格和描述》，此文作者罗纳尔德·罗德曼，是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斯菲尔卡尔顿学院的音乐教授，他把莫里斯的四种符号表意模式，尤其是识别模式，应用于通俗电视连续剧的分析。透过此表意模式，可以看到《M特工队》《迈阿密风云》及《纽约重组案》这几部不同时期美国警匪剧中的主题变迁，以及与之配合步步变化的符号表意模式。作者由此指出，任何电视主题或风格的变换，必然需要多媒体的配合。
《用属和弦和延留音来拯救地球》，作者达里奥·马丁奈里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音乐学和符号学教授，他讨论的是意大利电视中的动画片主题音乐，各种音乐策略蕴藏的多层符号涵义，展示了动画音乐的丰富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篇文章探讨了动画电视中音乐符号及其复杂内涵暗示，如何使貌似简单的儿童电影与教育意图配合，对儿童观赏者起到心理塑造作用的。
《建立一种“音乐赏析即拥有”的符号学：伯恩斯坦“青年音乐会”和“教育性”音乐电视》，作者迈克尔·塞弗尔为美国布拉克堡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音乐与人文教授。论文认为，对把音乐欣赏能力看成是美国国民独特素质的伯恩斯坦来说，他不仅是个音乐家，还是个教育家，他在电视和电台中连续53场的音乐会，几乎改变了美国人的音乐口味。论文对音乐教育问题，以及当代音乐普及问题，从文化符号学角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第三辑“音乐与技术”，收录了4篇论文。网络对音乐发展的巨大影响已有目共睹，新媒介与通讯技术促使了新音乐形式的出现。一般人认为网络导致音乐流行化与媚俗化，本辑的作者们观点不同，他们探讨音乐的符号学元素如何与网络配合，在这些崭新的媒介中，产生了新的音乐形态。
《虚拟性和元设计：网络时代的声音艺术》，作者保罗·C·查加斯，是美国肯塔基大学音乐理论教授，分析了网络时代音乐艺术的最近发展。作者分别从设计的认识、虚拟化理念、声音艺术的空间、声音艺术的理解、声音的模拟与数字复制技术、设计实践、连接性智能个体与元设计等各个方面探讨了新音乐的特性。并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从音乐主题、音乐分支领域、音乐与相关领域的联系三个角度对现代声音艺术进行了系统地分类。网络技术为声音艺术敞开了一道新的大门。在这里，传统的声音已经落寞，代之以新的声音艺术的产生。虚拟性，元设计，会把声音艺术带多远，这篇文章至少让我们的想象有了一个出发点。
《“当新媒介是个大事儿”：网络与流行音乐语言的再思考》，作者詹尼·西比拉，来自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文章提出，网络时代对音乐传播带来的变革不可忽视，“流行”将突破传统音乐产业，比如唱片公司、演唱组织机构的控制，而走向一种更自由、更广阔的流行。当代传媒对音乐的改造，使人眼花缭乱，但变化已经无可挽回。
《媒体出明星，构建出形象：流行音乐中原创者的价值与功能》，作者劳拉·阿霍宁，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论文指出，歌星是一首流行音乐的肉身面孔，也是一个复杂的身份符号，如何把流行音乐中原创者的价值和功能在商业和艺术双重压力下，整合到明星机制中，是文化符号学理论与音乐商业配合的难题，也是所有流行音乐文化生产者都无法躲避的难题。
《家庭录音室美学：追踪流行音乐制作的文化进程》，作者阿诺·塞佩涅姆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论文指出，流行音乐的制作已经不再握在文化生产权力者手中，家庭录音技术，是一道裂口，它不仅创造出更多元的流行音乐，更从新的美学观点，推动整个音乐文化进程。流行音乐的制作依赖于一系列录音与机械复制技术，而这些技术的发展起始于20世纪早中期麦克风、扬声器和录音机的发明，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数字合成器、采样器等设备的创新。除了它们的实际功用，这些技术还融入了与流行音乐制作、市场及消费相关的社会文化进程。论文细致地追踪了这些技术带来的文化进程，集中探讨家庭录音室中音乐技术的混合与铭刻现象，以及各种相关机构，还有社会大众对新兴音乐技术的接受问题。
最后一辑“迁移与音乐中介”，收录了4篇文章。这里集中探讨了新的传媒时代各个民族的音乐形式，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符号变迁，从而获得更大的影响。
《不愿死亡的歌曲：流牧探戈》，作者爱洛依萨·德·阿若霍·杜阿特·瓦伦特，来自巴西圣保罗大学。作者认为，探戈这种起源于拉丁美洲民间的舞蹈音乐形式一直长盛不衰，原因在于它特殊的“游牧机制”和不断吸纳吐新的“流动性”，这使它成为一种在全球许多民族扩散并且变化的舞蹈音乐。多民族化的变迁，把这种音乐符号的意指能力一步步扩大，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全球化中的巴赫：在理想主义和商业之间推广古典音乐》，作者科妮莉亚·萨博-克洛特克是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音乐教授。巴赫作品从十八世纪一直风行，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却遇到挑战。本文仔细分析了马友友的专辑《来自巴赫的灵感》和音乐专辑《岚巴瑞：巴赫在非洲》巨大成功的原因，指出在艺术和当代音乐商业的双重压力下，巴赫如何在当代艺术家手中蜕变再生，在这过程中也卷入了东西方文化元素的冲突，以及欧洲与非洲的殖民历史，把巴赫保持成一个永恒的符号，并非易事。
《告诉穆索尔斯基这个消息：作为开放作品的爱默生，莱克及帕默的<图画展览会>》,作者凯文·霍尔姆-哈德孙是美国中密执安大学音乐理论与文学教授，论文着重分析了“进步摇滚”对《图画展览会》的改编，以及古典音乐与摇滚结合的其他努力。作者认为艾柯的“开放文本”理论可能被用过头了，现在出现的是情况更适合艾柯的“封闭漂流”理论：或许穆索尔斯基还魂也不会想到，他的《图画展览会》，竟被先锋摇滚改编成如此模样，不过，他还是会安然闭上眼：毕竟，一部好的作品才有无限的开放性，才可以被后人折腾，折腾比被遗忘幸福。
《<人民音乐>在中国：五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符号学解读》，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音乐学杨汉伦教授，符号学中的“所指”和“能指”这两个概念的复杂性，在本文中讨论得淋漓尽致。《人民音乐》与“人民音乐”，一个是杂志，一个是意识形态。在新中国创立不久，如何以一本杂志推动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符号的积极操作则是成功的秘诀。
本译作是中国第一本音乐符号学论文集，翻译者大多来自我指导的音乐文学方向研究团队。他们积极而认真地翻译了论文的初稿，并不厌其烦地在和我的讨论中多次修改每个字句。在此，我真诚地感谢大家。
本译作翻译与校订得到赵毅衡教授领导的四川大学“符号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全力支持，其中涉及符号学专业知识的部分，都经过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仔细校读，大量术语也用他主持编订的《符号学术语译名表》（第四讨论稿）加以统一。在国内符号学术语尚处于混乱情况时，专家的指导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本书的个别篇目曾发表于赵毅衡教授主持的《符号学论坛》网站[www.semiotics.net.cn]上，或发表于他主编的刊物《符号与传媒》上。
本译作涉及到电影、电视、音乐、传播、符号学、文艺学、文学等许多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术语，为翻译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所以译文中难免会有一些疏漏，敬请各位方家指正。但诸多的困难，并没有熄灭我们对翻译此书的热情，因为我们坚信这份工作的意义，也坚信本书的音乐符号学研究范例，会在中国的同行中得到热烈反响。
对音乐学同行、符号学同行、传播学同行来说，这是我们一起来观察国外同行表演的机会。然后，我们能互相打量，携手配合，跳出更为精美的舞步。
2009年12月 成都望江阁
本文出自《音乐·媒介·符号——音乐符号学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6月版，文章有删改。
编辑︱郭家杰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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