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

新年伊始，面对当下疫情危机和多种应急需求，世界各大城市陷入非常状态，管理者制定有效对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急剧增加，人们对城市的未来、城市间国际协作以及城市吸引力等问题充满困惑，如何增加城市适应性更成为讨论重点。

疫情持续影响着世界格局和秩序，无疑已经打破许多常态，人们必须超越以往经验，在后疫情时代全力提高城市发展活力和韧性，赢得发展先机。

在科尔尼看来，中国城市正在快速追赶欧洲和北美城市，若能持续聚焦于“包容性增长”，建立真正的“市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或将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经验和范本。

21世纪商业评论——21  

科尔尼政府与区域发展业务负责人王宇、周鹏远——Kearney

城市群效应

21:根据2020年《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中国入榜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哪些城市动向值得关注？新增的两项指标（独角兽企业数量和医学院校数量）整体表现如何？

Kearney：从全球城市综合排名的榜单中我们发现，排名主要受商业活动、文化体验驱动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影响，中国城市动向有两个角度值得关注：

一方面是“综合实力”，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城市整体得分与上榜数量持续增长，而这要归因于持续的城市化发展以及中国独特的城市体制。在商业活动和人力资本这两个最关键的维度上，中国27个上榜城市平均分都仅次于北美与欧洲，位居第三位，在得分增速上，中国城市也是最快。

另一方面，近年来更明显的变化是“增长动力”的切换，五年前主要由“经济状况”维度的提升，切换到主要由“创新”和“治理”两个维度的提升，这与中国在创新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领域持续发力的事实吻合。

新增两项指标中，独角兽企业反映中国的商业活动与创新层面的实力，普遍是中国城市的得分项目；疫情背景下，我们专门引入“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数量”的指标，反映城市公共卫生水平，中国城市表现也优于全球平均表现。

21：上海排名大幅跃升至全球第12名，排名上升7名的原因是什么？

Kearney：首先，在商业活动领域，以GDP计算，上海经济体量2019年位列全球第六、中国第一，上海海运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在独角兽企业数量也进入全球前十；其次，上海大力在艺术、创意等领域发力，助力在文化体验层面持续提升影响力与城市品牌；再次，上海在人才吸引政策方面持续努力，带来人力资本层面的跃升，而领先的商业机会叠加具有创造力的城市氛围，又成为持续吸引人才的重要抓手。

21:在排名101-150名的区间，哈尔滨、沈阳、烟台、唐山等大量北方城市进入，其排名确是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

Kearney：数据显示，在中国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之外，其他国内上榜城市的得分均有一定提高，排名下降只是由于城市样本量的扩大（样本增加 21个全球新兴区域中心城市，从130个扩充到151个）。譬如郑州、宁波、烟台、东莞等城市，2020年得分较往年都有明显增长，但排名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位次下移，如果依据2019年130个城市样本评价，其排名至少会上升5名。

究其本质原因，在经济发展与商业活动等维度，国内城市有明显优势，但和国外区域中心城市相比，在国际政治交往与文化体验等全球软实力的维度上，得分偏低，这也反映中国城市需要更加系统地提升国际竞争力，强化区域层面的国际联系。国内部分地区已具备良好区域协作机制（如”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尤其应该协同发挥其区域关键节点的作用。

21：如何客观看待北方城市的竞争力？有哪些建议？

Kearney: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关于南北方城市发展的讨论颇为热烈，就流行的观点，我持保留意见。

首先，南北方发展不均质的概念早已有之，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胡焕庸线”即指出，中国东南地区在人口、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方面具备优势，北方地区其能支撑的高能级城市及其形成的都市圈与城市群本来偏少；将城市简单划分为南北方两个区域，过于简化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

举例来说，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理论上都处于南方，其地理格局、产业特质与城市集聚都具备相当大差异。

当今中国城市已进入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关注于各个大型城市群的发展结构。因为城市从来都不是独立发展的，尤其大城市之间，由于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个个的城市群。

中国东南地区坐拥长三角、大湾区两个超级城市群，另有成渝等重要城市群，今年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均进入榜单前100，超过4个同一城市群的城市进入前100榜单，为全球城市指数报告2008年发布以来的第一次，加上同样入榜的无锡和宁波，是全球入围数量最多的城市群。

对于北方地区而言，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国际竞争力分化，需要进一步提升协同性，尤其京津两地的互相促进，另外山东地区，应该快速整合形成重量级城市群，利于充分联系与协作。

包容性增长

21:当下疫情依然严峻，全球范围内，有哪些城市的应对经验值得借鉴？如何预判明年全球城市排名的变化趋势？

Kearney：许多城市都承受着财政、贫富差距、逆全球化和环境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疫情加剧了危机，各地的城市领导者都要采取措施，更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例如，加强城市互联互通。国际商品流通、思想交流、人员流动和资金融通，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这些要素的流动已受到双重威胁，有疫情短期影响，也有国际秩序逆全球化长期趋势，城市必须竭力恢复和扩大与全球其他城市的联系，维持关键要素的流动。

此外，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城市物理空间不足，政府需要处理包括如何在满足社交距离的前提下安全重启经济，如何缓解造成低收入社区健康问题的环境不平等现象。在空间转型过程中，城市应以重新思考城市规划为总体目标，打造更可持续、更有韧性、更包容的生存环境。

展望明年城市排名变化，由于中国率先实现疫情有力控制，且快速重启经济，我认为，明年中国城市得分应有进一步的提高。相应的，欧洲、北美不仅因疫情带来经济停滞，贫富差距加剧、政治分歧、移民问题等挑战巨大，为明年发展带来更多的风险敞口。

21：欧美的部分城市，城市治理等问题重重，主要原因都有哪些？哪些地方可引以为戒？

Kearney：欧美很多城市的问题，一部分是跟其本身的特点关联的，例如移民、种族等问题，这些对我们的参考性不大；不过，大量弊病其实来自于逐步加大的贫富差距，不仅带来城市空间割裂、社区沦陷、城市治安变差、弱势群体增多等问题，甚至造成民粹主义的兴起。

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城市需重点关注“包容性增长”的课题，真正建立“市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关注市民的幸福感水平。在这里运用 “市民”概念，是希望更准确地定义城市服务对象，“市民”不仅仅包括本城市的户籍人口，还有常住人口，甚至是城市都市圈内其它小城市的居民，也应该被纳入考虑。

21：从降低焦虑感，提升幸福度角度看，城市当局有哪些可为的地方？有哪些不依赖财政资源的可选举措？

Kearney：为保持竞争力，宏观层面上，中国城市应拥有吸纳、留存和发展人力资本的能力，其目的不是为盲目增加人口基数，而是致力于保持健康的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程度结构等。

微观层面上，平衡人口整体需求和个人发展需求将成为关键，要知道，世界上最领先的城市也是最宜居的城市，这并非巧合，我们可着力打造宜居生活环境，维持合理生活成本，鼓励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打造多元包容的城市氛围等。

至于不依赖财政资源的举措，关键是在有效管理前提下，充分赋权给私营部门、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探讨多方共赢的举措。

譬如，如疫情期间，为鼓励消费，很多城市政府有序放开城市市集活动，大型零售企业、小微企业甚至普通市民快速参与其中，大幅度提升了城市活力。

21: 因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对于全球城市的发展方向，是否会造成哪些影响？比如，有的预测称，人们会更倾向于居家或者就近工作等，更多人会倾向于在郊区生活，你个人会有哪些预期？

Kearney：的确，疫情在短期内会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商业活力层面与国际联系层面；如果拉长时间线来观察，并不能动摇城市化发展的趋势。

从中世纪的黑死病到18年前的“非典”，城市作为集聚最多智力、资本与资源的区域，都能很好地应对与恢复。美国圣塔菲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有一个所谓的“15%法则”，在城市发展领域经常被引用，其研究了不同规模城市的资源投入与产出效率，他们发现，城市人口规模每增加一倍，将带来15%的资源节约和效益提升。就是说，城市发展符合规模效应递增的规律。

从这个角度说，城市（尤其是核心区）先天具备的高密度，能提供最多的就业岗位、商业机会和多样化的生活体验，居民还是会选择住在大城市和中心城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大城市纷纷出现所谓“中产阶级回归中心城区”现象。

当然，新冠带来的居家办公趋势，着实会对中心城区的市民活动带来新影响。例如，即便住在城市中心，许多人也会选择居家和灵活办公，这会对CBD等商务办公区的形态带来不小冲击。

21:国内已掀起“人才争夺大战”，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你们有怎样的“择城”建议？哪几个因素因会重点考虑？

Kearney：这两年，我们公司发起一个很有趣的内部调研，起因是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选择在不同国家、不同办公室之间借调或转岗。在对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做了调研后，发现95后一代，其在职业生涯早期愿意轮换不同国家与城市的比例，是75后和85后的2.5倍以上，超过一半的95后员工表示，愿先选择城市，再选择公司。

我们认为，个人不妨跳开家乡或者大学所在的城市，甚至没必要过分关注某个公司，采取“行业——城市——公司”的顺序，选择工作与生活的目的地。另外，在职业生涯早期，可以多在几个城市（尤其领先的大城市）工作，城市带来的个人成长经验是全方位、沉浸式的，不仅仅是工作体验。

如果谈及具体因素，在经济竞争力之外，人力资本水平（如持续的人口增长、良好的受教育比例等）、房价水平、商业活力和文化体验等维度，会相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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