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与理论

刘莲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一、国际组织研究发展历程述评

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议题-新方法-新理论”这一发展逻辑。实践的发展为研究者提出新的理论课题。19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实践的繁荣促进了经验研究的发展，学界的国际组织研究已经覆盖了包括国际组织的产生、结构、活动、功能在内的全部领域。知识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20世纪中期以后的国际组织研究在批判地继承早期纯经验主义和纯规范主义路径的基础之上，结合实证经验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功能等问题予以论证，这一时期兴起的功能主义路径、理性主义路径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都体现了这种实证主义理念。经验研究的发展也促进理论研究的升级。随着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和规律不断被发现和阐述，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日益显著，学界开始致力于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和功能予以统一解释。20世纪中后期基于多学科路径产生的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以及冷战后产生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理论都体现了这种理论动向。

具体而言，可以依据时间线索，从初创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来观察国际组织研究实践推动议题、方法、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

议题。国际组织的研究议题经历了从关注内部机制发展至覆盖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全理论领域的发展过程。初创期的国际组织实践表现为国际行政组织的涌现和国际联盟的诞生。国际行政组织具有自发性、灵活性、专业性、多样性，研究者可以运用经验数据对其做案例分析和分类研究，总结其机构、活动、功能的一般特征；国际联盟及相关机构具有显著的设计性、稳定性、规范性，学者常常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近代欧美宪政经验认识国际组织的目标、结构、活动和功能。整体上这一时期的学者深受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然法传统的影响，先验地规定了国际组织的“世界政府”属性，认为国际组织是国家同意并进行主权让渡的结果，未充分讨论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政治基础及其本质属性。发展期国际组织迅速增长扩容，国际组织生态网络逐步形成，为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际联盟的破产使学者认识到国际组织和“世界政府”存在本质差异，社会环境和政治基础对国际组织的产生和运行具有重要影响。为此学者就国际组织本质展开辩论，普遍加强了对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动力与政治基础的论证性研究。由于冷战这一大时代背景凸显了权力政治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研究普遍强调国家的能动作用，对组织的主体性关注较少。成熟期的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的载体，数量、结构、功能上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国际组织研究也从各个学科体系的边缘回到学界视野的中心。鉴于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动力、政治基础已得到充分论证，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转向国际组织的主体性，探讨其力量源泉、规范建构和扩散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僚化、滥用权力、腐败问题。

方法。20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向实证主义转变、从多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转变的历程。初创期的研究者对国际行政组织、“世界政府”及其历史必然性的关注带动了经验主义、规范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种路径的产生，相关成果以描述性、规范性分析为主。20世纪中期后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科学化浪潮，学界开始注重实证主义研究。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变革和对理想主义的反思中迎来了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向，为作为其下游的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国际立宪主义和分析实证主义等多个相互并立的研究路径。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多学科路径在解释新兴的国际组织现象上难以为继，学界开始试图打破学科藩篱、互借互鉴，关于开展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和组织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

理论。随着国际组织研究议题的拓展和经验研究的积累，国际组织作为社会现象的一般特征和规律逐步被揭示。然而归纳法所提供的知识在准确性上具有天然局限，必须置于关系之中检验调整，以形成关于对象精确、系统的认知。20世纪中后期，研究者试图通过功能主义、理性主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对国际组织现象予以系统的解释，并由此形成了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和国际组织法理论等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客体的研究门类。然而受制于自身的学术任务和学科概念体系，各个研究门类在解释国际组织现象时都暴露出不同程度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国际制度理论获得压倒性影响力，很多国际组织理论研究者放弃了原来的轨道，国际组织理论产出上进入了瓶颈期。冷战结束后，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构建意识逐渐兴起，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等新理论方向应运而生。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新理论并不以国际组织为直接研究对象，本质上属于国际组织的关联理论而非体系理论。

二、国际组织理论动向展望

国际组织研究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便不乏要求将国际组织研究视为政治科学新分支、发展国际组织学的呼声。然而受制于实践和学科范式的藩篱，20世纪学界在该方向上的进展始终乏善可陈。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以及此后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理论虽然都为国际组织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解释，但它们都不以国际组织为直接研究对象，国际组织概念在相关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处于边缘而非中心地位，是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下位概念以及国际法、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关联概念。相关理论本质上属于国际组织的关联理论而非国际组织理论本身，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等问题的阐述都不够精确和完整。

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是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中心任务。冷战结束以来，学界在该方向上取得了以下重要进展：其一，国际组织研究再次迎来新的繁荣，成为众多理论著述的直接研究对象；其二，学界对国际组织特征和规律的探索已覆盖国际组织本体和活动的全领域；其三，理性主义路径、功能主义路径、法学的宪政主义路径和分析实证主义路径在变化的现实中不断自我革新和交融，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可，学界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有了显著的理论创新意识。然而既有国际组织研究存在三方面短板：一是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学术意识尚不充分；二是跨学科研究目标不清晰、深度不足；三是尚未形成理论目标趋同、方法共享的学术认知共同体。国际组织理论体系化这一目标还远未实现。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解决相关问题：第一，需要给予国际组织概念一个精确而逻辑完备的定义，进而确立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范畴。要完成这项工作一方面需要基于国际组织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社会性”来确定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所需知识的类别，进而确定概念内部特征的质料；另一方面需要基于其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科学性”来确定概念内部特征的秩序和形式。第二，需要确立跨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和着力点。跨学科研究不应止于学科间知识的互通互惠，而应着眼新理论范式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既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汇点”和“盲点”发力，打破学科边界，将相关变量关系置于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之中。第三，需要对既有理论成果进行再概念化和再术语化，使国际组织理论获得自身的逻辑与形式，以及独立于既有多学科路径的显著性。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梳理既有多学科路径理论成果，吸纳各路径贡献的有价值的变量关系，同时突破学科藩篱，对重要的理论关节进行概念移植和术语创新。第四，需要搭建理论争鸣平台，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离不开可供学术争鸣和知识传播的研究机制，以及理论目标趋同、方法共享的学术共同体。纵观西方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历程，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常常依托于各类组织机构，也离不开定期学术会议、专门期刊提供观点汇聚和理论争鸣的平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国际组织理论的深入发展也有待类似信息平台、知识汇聚与传播平台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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