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lair)提出的全球化研究的四种分类——世界体系研究、全球文化研究、全球社会研究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则更为明确和易于理解。马蒂亚斯·阿尔伯特(Mathias

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赫佳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条约，抑或更准确的谓之“不平等条约”，常被视为描述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的关键词。在有关“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叙事中，《尼布楚条约》是一个略显特殊，也颇具争议的条约。该条约并非甫一签订即天下周知，直至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在被重述、解释、宣传的过程中走出皇家王朝叙事，进入公众视野，卷入以现代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为核心的近代“不平等条约”叙事中。本文从20世纪上半叶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多样叙事切入，探讨该条约如何在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被各方书写、解释、宣传，说明当各方诉诸“不平等条约”这一称谓时究竟意在何处。笔者无意评判哪种叙事更“忠实”地反映了历史原貌，抑或秉持了更“客观”的立场，而意在说明不同主体如何在多种情境下通过叙述该条约来培育大众对于“条约”、“外交”等概念的认知，从而将国际法、外交学等西方理论植入中国现实。透过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多元叙事侧面，我们可由此管窥近代中国外交叙事的宏大场景和政治考量，亦可思考外交学和外交史学科在中国生成的脉络和大众面向。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官方叙事始于清代方略纂修和《实录》编写。总体而言，《方略》和《实录》皆更注重讲述“平定罗刹”的军事行动、清廷武备和康熙帝的军事方略，尼布楚谈判则被视为附属结果，往来细节亦未录入其中。至19世纪中叶，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局中，清代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叙事逐步由“皇家王朝叙事”转变为带有“治理外患”色彩的“条约叙事”以及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叙事”。书写者的视角逐步由渲染帝王武功转向关注清俄交往中的条约条款本身和各语种文本的记载。在对清俄边界的考据以及东北边疆治理的叙述中“国家边界”以及“国家边疆”的概念逐渐浮现。1901年，清廷颁诏始施“新政”。外交史学科知识通过“新式教育”中更为普及的学堂教育和识字教学走向一般民众，历史科目又特别承担着使学生知过去、明现实、养忠诚之心、振国民志气的任务。作为清廷对外关系史一部分的《尼布楚条约》叙事始终与晚清政权意图塑造的皇家形象及其维护统治权威的国内关切紧密相关，以期培养民众对政权的普遍忠诚之心。1912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前清王朝的“外交史”叙事思路再次转折，渐成为史家笔下的“失败史”、“失地史”、“丧权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不平等条约史”等等。民国时期相当一部分作者认为，清廷毫无领土意识，“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条款开启了中国割地之始，甚至是“失地最重的条约”。这些固然是对《尼布楚条约》的个案分析，但更是各派各界有关19世纪以来现实中两国势力进退变化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关系颇具针对性的反省，在中国国土风雨飘摇的整体背景下，通过强调边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地理和历史维度上重新在世界上定位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在面向大众的书写过程中，失地面积、划界原则、边界线走向和经纬信息被抽象为“获得”、“失去”或“割让”，简化成为了作者笔下的“事实”。这也成为建构大众对《尼布楚条约》认识的一种方式，“培育”大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和对主权的关切才是最突出的情感和意图。在普遍的以战败为线索的国耻叙事中，一些官定教材、史学著作、党派宣言、大众读物亦赋予《尼布楚条约》例外的、甚至唯一的荣誉地位。该条约不同于晚清王朝在战事和对外交往中的“着着失败”，而是在国力更强、军力占优的情境之下签订，它既是中俄交往的开端，更是“失败史”的对立面。不过，在以“国力”为线索的叙事中，也有声音批评《尼布楚条约》并非全胜，其关键在于清廷不知外交，在兵力占优时却在谈判中苟且、草率、退让。但争执双方的胜利和失败叙事看似迥异，其评价逻辑却相当一致，即更关注国力、军力、外交之间的关系，而对清俄早期交涉的多元面向却少有触及。

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莲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一、国际组织研究发展历程述评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议题-新方法-新理论”这一发展逻辑。实践的发展为研究者提出新的理论课题。19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实践的繁荣促进了经验研究的发展，学界的国际组织研究已经覆盖了包括国际组织的产生、结构、活动、功能在内的全部领域。知识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20世纪中期以后的国际组织研究在批判地继承早期纯经验主义和纯规范主义路径的基础之上，结合实证经验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功能等问题予以论证，这一时期兴起的功能主义路径、理性主义路径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都体现了这种实证主义理念。经验研究的发展也促进理论研究的升级。随着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和规律不断被发现和阐述，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日益显著，学界开始致力于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和功能予以统一解释。20世纪中后期基于多学科路径产生的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以及冷战后产生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理论都体现了这种理论动向。具体而言，可以依据时间线索，从初创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来观察国际组织研究实践推动议题、方法、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议题。国际组织的研究议题经历了从关注内部机制发展至覆盖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全理论领域的发展过程。初创期的国际组织实践表现为国际行政组织的涌现和国际联盟的诞生。国际行政组织具有自发性、灵活性、专业性、多样性，研究者可以运用经验数据对其做案例分析和分类研究，总结其机构、活动、功能的一般特征；国际联盟及相关机构具有显著的设计性、稳定性、规范性，学者常常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近代欧美宪政经验认识国际组织的目标、结构、活动和功能。整体上这一时期的学者深受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然法传统的影响，先验地规定了国际组织的“世界政府”属性，认为国际组织是国家同意并进行主权让渡的结果，未充分讨论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政治基础及其本质属性。发展期国际组织迅速增长扩容，国际组织生态网络逐步形成，为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际联盟的破产使学者认识到国际组织和“世界政府”存在本质差异，社会环境和政治基础对国际组织的产生和运行具有重要影响。为此学者就国际组织本质展开辩论，普遍加强了对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动力与政治基础的论证性研究。由于冷战这一大时代背景凸显了权力政治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研究普遍强调国家的能动作用，对组织的主体性关注较少。成熟期的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的载体，数量、结构、功能上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国际组织研究也从各个学科体系的边缘回到学界视野的中心。鉴于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动力、政治基础已得到充分论证，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转向国际组织的主体性，探讨其力量源泉、规范建构和扩散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僚化、滥用权力、腐败问题。方法。20世纪的国际组织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向实证主义转变、从多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转变的历程。初创期的研究者对国际行政组织、“世界政府”及其历史必然性的关注带动了经验主义、规范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种路径的产生，相关成果以描述性、规范性分析为主。20世纪中期后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科学化浪潮，学界开始注重实证主义研究。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变革和对理想主义的反思中迎来了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向，为作为其下游的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国际立宪主义和分析实证主义等多个相互并立的研究路径。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多学科路径在解释新兴的国际组织现象上难以为继，学界开始试图打破学科藩篱、互借互鉴，关于开展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和组织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理论。随着国际组织研究议题的拓展和经验研究的积累，国际组织作为社会现象的一般特征和规律逐步被揭示。然而归纳法所提供的知识在准确性上具有天然局限，必须置于关系之中检验调整，以形成关于对象精确、系统的认知。20世纪中后期，研究者试图通过功能主义、理性主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对国际组织现象予以系统的解释，并由此形成了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和国际组织法理论等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客体的研究门类。然而受制于自身的学术任务和学科概念体系，各个研究门类在解释国际组织现象时都暴露出不同程度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国际制度理论获得压倒性影响力，很多国际组织理论研究者放弃了原来的轨道，国际组织理论产出上进入了瓶颈期。冷战结束后，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构建意识逐渐兴起，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等新理论方向应运而生。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新理论并不以国际组织为直接研究对象，本质上属于国际组织的关联理论而非体系理论。二、国际组织理论动向展望国际组织研究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便不乏要求将国际组织研究视为政治科学新分支、发展国际组织学的呼声。然而受制于实践和学科范式的藩篱，20世纪学界在该方向上的进展始终乏善可陈。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以及此后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理论虽然都为国际组织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解释，但它们都不以国际组织为直接研究对象，国际组织概念在相关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处于边缘而非中心地位，是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下位概念以及国际法、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关联概念。相关理论本质上属于国际组织的关联理论而非国际组织理论本身，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等问题的阐述都不够精确和完整。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是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中心任务。冷战结束以来，学界在该方向上取得了以下重要进展：其一，国际组织研究再次迎来新的繁荣，成为众多理论著述的直接研究对象；其二，学界对国际组织特征和规律的探索已覆盖国际组织本体和活动的全领域；其三，理性主义路径、功能主义路径、法学的宪政主义路径和分析实证主义路径在变化的现实中不断自我革新和交融，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可，学界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有了显著的理论创新意识。然而既有国际组织研究存在三方面短板：一是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学术意识尚不充分；二是跨学科研究目标不清晰、深度不足；三是尚未形成理论目标趋同、方法共享的学术认知共同体。国际组织理论体系化这一目标还远未实现。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解决相关问题：第一，需要给予国际组织概念一个精确而逻辑完备的定义，进而确立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范畴。要完成这项工作一方面需要基于国际组织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社会性”来确定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所需知识的类别，进而确定概念内部特征的质料；另一方面需要基于其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科学性”来确定概念内部特征的秩序和形式。第二，需要确立跨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和着力点。跨学科研究不应止于学科间知识的互通互惠，而应着眼新理论范式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既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汇点”和“盲点”发力，打破学科边界，将相关变量关系置于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之中。第三，需要对既有理论成果进行再概念化和再术语化，使国际组织理论获得自身的逻辑与形式，以及独立于既有多学科路径的显著性。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梳理既有多学科路径理论成果，吸纳各路径贡献的有价值的变量关系，同时突破学科藩篱，对重要的理论关节进行概念移植和术语创新。第四，需要搭建理论争鸣平台，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离不开可供学术争鸣和知识传播的研究机制，以及理论目标趋同、方法共享的学术共同体。纵观西方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历程，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常常依托于各类组织机构，也离不开定期学术会议、专门期刊提供观点汇聚和理论争鸣的平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国际组织理论的深入发展也有待类似信息平台、知识汇聚与传播平台的助力。扫描二维码关注▼扫描二维码购买▲点击阅读原文，获得更多精彩

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周桂银：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斌美国隐蔽宣传行动与苏东剧变/白建才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赵学功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周桂银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牛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外交史是传统史学中非常显赫的领域。虽然在欧美各国，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冲击，传统外交史研究在冷战结束后逐渐走向衰落，但在我国，外交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非常繁荣，特别是美国外交史和民国外交史成为非常热门的领域，吸引众多研究者，佳作迭出，成果丰硕。不过，与国内热闹非凡的民国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则冷清得多，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的专著《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弥补了这一不足，该书对1949-1989年间中国对外战略决策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一这里所说的“战略决策”是指对中国内政和外交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影响的重大对外政策决定。牛军教授选择了冷战时期中国六个战略决策案例进行剖析，即与苏联结盟、抗美援朝、炮击金门、援越抗美、调整对美政策、中苏关系“正常化”。这六个案例涉及不同的战略决策类型，包括联盟、局部战争、危机管理、大规模对外军事援助、全面战备、国家安全战略转变和均势战略形成，涵盖了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的主要类型，因此有很强的代表性。牛军教授不仅细致地梳理了这些战略决策的过程，而且分析了影响各个战略决策的因素，以及这些战略决策产生的长远影响。

2013年下半年，作为联合国基金会的中国董事，袁明教授与来自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联合国基金会代表一行四人先后访问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莫斯科和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四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