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胜败之争：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叙事中的《尼布楚条约》

赫佳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条约，抑或更准确的谓之“不平等条约”，常被视为描述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的关键词。在有关“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叙事中，《尼布楚条约》是一个略显特殊，也颇具争议的条约。该条约并非甫一签订即天下周知，直至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在被重述、解释、宣传的过程中走出皇家王朝叙事，进入公众视野，卷入以现代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为核心的近代“不平等条约”叙事中。

本文从20世纪上半叶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多样叙事切入，探讨该条约如何在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被各方书写、解释、宣传，说明当各方诉诸“不平等条约”这一称谓时究竟意在何处。笔者无意评判哪种叙事更“忠实”地反映了历史原貌，抑或秉持了更“客观”的立场，而意在说明不同主体如何在多种情境下通过叙述该条约来培育大众对于“条约”、“外交”等概念的认知，从而将国际法、外交学等西方理论植入中国现实。透过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多元叙事侧面，我们可由此管窥近代中国外交叙事的宏大场景和政治考量，亦可思考外交学和外交史学科在中国生成的脉络和大众面向。

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官方叙事始于清代方略纂修和《实录》编写。总体而言，《方略》和《实录》皆更注重讲述“平定罗刹”的军事行动、清廷武备和康熙帝的军事方略，尼布楚谈判则被视为附属结果，往来细节亦未录入其中。至19世纪中叶，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局中，清代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叙事逐步由“皇家王朝叙事”转变为带有“治理外患”色彩的“条约叙事”以及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叙事”。书写者的视角逐步由渲染帝王武功转向关注清俄交往中的条约条款本身和各语种文本的记载。在对清俄边界的考据以及东北边疆治理的叙述中“国家边界”以及“国家边疆”的概念逐渐浮现。

1901年，清廷颁诏始施“新政”。外交史学科知识通过“新式教育”中更为普及的学堂教育和识字教学走向一般民众，历史科目又特别承担着使学生知过去、明现实、养忠诚之心、振国民志气的任务。作为清廷对外关系史一部分的《尼布楚条约》叙事始终与晚清政权意图塑造的皇家形象及其维护统治权威的国内关切紧密相关，以期培养民众对政权的普遍忠诚之心。

1912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前清王朝的“外交史”叙事思路再次转折，渐成为史家笔下的“失败史”、“失地史”、“丧权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不平等条约史”等等。民国时期相当一部分作者认为，清廷毫无领土意识，“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条款开启了中国割地之始，甚至是“失地最重的条约”。这些固然是对《尼布楚条约》的个案分析，但更是各派各界有关19世纪以来现实中两国势力进退变化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关系颇具针对性的反省，在中国国土风雨飘摇的整体背景下，通过强调边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地理和历史维度上重新在世界上定位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在面向大众的书写过程中，失地面积、划界原则、边界线走向和经纬信息被抽象为“获得”、“失去”或“割让”，简化成为了作者笔下的“事实”。这也成为建构大众对《尼布楚条约》认识的一种方式，“培育”大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和对主权的关切才是最突出的情感和意图。

在普遍的以战败为线索的国耻叙事中，一些官定教材、史学著作、党派宣言、大众读物亦赋予《尼布楚条约》例外的、甚至唯一的荣誉地位。该条约不同于晚清王朝在战事和对外交往中的“着着失败”，而是在国力更强、军力占优的情境之下签订，它既是中俄交往的开端，更是“失败史”的对立面。不过，在以“国力”为线索的叙事中，也有声音批评《尼布楚条约》并非全胜，其关键在于清廷不知外交，在兵力占优时却在谈判中苟且、草率、退让。但争执双方的胜利和失败叙事看似迥异，其评价逻辑却相当一致，即更关注国力、军力、外交之间的关系，而对清俄早期交涉的多元面向却少有触及。

    有关《尼布楚条约》究竟“还算平等”还是“不平等之始”的争论正是在上述关注领土范围、以兵力为线索的“胜败”叙事基础上展开的，这种多元叙事也是中国现代外交学科产生并走向公众的缩影。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民族主义呼声渐高以及国共两党有关“外交革命”和“废约运动”声势浩大的宣传，“外交”不再是职业外交官的专门业务，而是普通国民、人人都应掌握的知识和拥有的情操。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叙事不仅是史事的梳理，更带有道德和情感上的期冀。在这个过程中，外交和条约也被附丽了诸多功能和现实政治诉求，被视为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衰败的根源，也被当作改变中国命运的良方。有关该条约的解释层出不穷，但并非对过去的单纯追溯，而是将有关条约知识的再次创造，融入中国对“不平等条约”的诉说和实践中。

     回顾有关《尼布楚条约》的种种讨论，其中对于所谓的“平等”或者“不平等”并无真正的探讨，有关“外交”的含义也极为模糊，而是以民族主义话语所追求的“国富兵强”为评价标准，对“强弱”与“胜败”的情感成为动员革命的巨大力量，也化作历届政府建立强大国家的政治诉求。似乎“胜利与否”和“有利与否”要比“平等与否”更为关键。20世纪上半叶，各方有关《尼布楚条约》“平等”与否的探讨越来愈趋向神圣化和道义化。在冲突的叙事中，对该条约的评价渐渐转变成一种话语、符号、象征，甚至“武器”。在现代外交学科走向中国公众的过程中，所谓“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含义在被层层简化，“条约”“国际法”“外交”这些词汇的本来面目反而模糊不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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