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教心得丨追寻历史深处的那些身影——“现代中国的建立”课程回顾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门课程的助教——北京大学哲学系2015级博士生宫志翀重新回顾这门课程时的所思所想。从助教的角度,他对课程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同?
追寻历史深处的那些身影——“现代中国的建立”课程回顾
北京大学哲学系2015级博士生
宫志翀
在接受通识联播采访时,干春松老师指出通识教育的两个重要面向——大书与大问题,对此我深表服膺。这两“大”关涉着的是更为深处的文明问题。大书,也就是文明开端处的经典,源初性的奠定或者说形塑了文明的骨骼与面貌。毋庸置疑,文明的品性与经典的品格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大问题,恰恰也是文明开端与转折处发生的问题,对大问题回应的成功与否,同样会对文明的形态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而在大书与大问题之间,大书可视作对根本性问题的成熟回应,新的大问题的出现也呼唤着新经典文本的出世。故而,通识教育的眼光在于一种文明的抱负,舍二“大”而谁归?
当然,通识教育的推行也出于一种现实的焦虑。一则,现代生活已经决定将文明的经典丢进故纸堆。我们在进步、日新的快车上“骑虎难下”,连一路上的美景都无暇观赏,更何况一座座斑驳的文明的基石与界碑。无聊、戾气与恐惧是现代生活的主调,这样的境域中我们又怎能期待敦重典雅的灵魂?二则,现代大学的体制,即使像北大、清华、复旦、中大等,也日益将自己的使命矮化为职业技术学院和进入社会熔炉前的演练场。教育很少再将自己的目的聚焦在培养的明辨是非、勇毅审重的品性,或引导这些干净的灵魂去思索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
当然,通识教育也并未单薄的将自身局限在反现代性或反学术分科的形象中,毋宁说,他更多的是在思考古典文明与现代生活的洽接问题,是在古今中西的缝隙间,人类存在悬而未决的时刻前,重审人类美好生活的努力与尝试。是故,通识教育仔细的深入、触摸文明在古今中西各个向度上的形态、脉络与细节。而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的建立:人物、制度与思潮”恰恰面对的是这四个向度交汇、激荡的场景,观察风云际会的思想交锋及其背后丰富的背景与复杂的纽结,每一步都带着深重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怀。
个人认为,“现代中国的建立”这门课程旨在考察建国过程中的种种方案,成功的与未成功的,实现的与未实现的,在各个方案中体会历史深处的那些人物的考虑与忧思,借助他们的思考和努力,以更丰富的视角和审慎的态度面对中国近代以来延续到今天的文化、政制、伦理秩序等问题。所以说,课程的设置并不是为任何一个方案与人物正名或翻案,其一直是问题导向的,方案的意义在于为我们认清和反思相关问题提供了视角、资源和着力点。
一直以来,我们的近现代史叙述是以革命为导向的,其明确的解释框架和丰富的理论创造搭建起了一套完整而稳定的革命史观。这套历史叙述的模式,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建国60余年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观和思想形态。然而,一种解释的普遍接受和主流化伴随着的是其他解释方案的暗淡与喑默,自鸦片战争以来乃至到建国初期一百余年的忧思与深虑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进去了历史的深处。与此同时,革命的方案与革命史观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甚至挑战。
是故,我们有必要点亮思想的灯塔,照看历史深处的那些场景,将他们从流言、误解与沉寂中取出,铺平展开,抱着审慎的敬意和同情的理解,一点一点的勾勒出先哲的身影。康有为,张之洞,章太炎,遗民群体,孙中山,国民政府,梁漱溟,毛泽东,沿着历史的脉络,我们一次次的与这些人物对谈。
图为康有为
既然讨论现代中国的建立,建国和立国就是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也是本门课程的核心关怀。所谓“建国”,就是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是近代中国被抛入西方文明主导的“新世界”中所面临的最紧要的难题。古典中国,虽然有家国天下的秩序层次,但并非是在现代国家意义上理解“国”,就自身定位来说,中国一直将自己理解为“天下”,更通俗的说,是一个最高也最广大的文明体。而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乎无中生有的努力,本身就需要很多的理论创造来应对这一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幅员有多辽阔?人口有多少?如何处理与朝贡体系中周边国家的领土划分?种种问题,无不是全新的与关系重大的。况且,问题不是一个个的来,而是一下子涌到中国的面前,左支右绌,焦头烂额也是难免。康有为对《春秋》大义的某些挖掘、清末对宪政、刑律等虽然虚情假意但毕竟有所建立的尝试,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的清楚理解,都是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与回应。当然更不用说在行动方面,20世纪以来难以数计的为建国、保国而开展的运动、革命与战争。
建国使得中国保存了领土、主权和人民等基本因素,但问题并不就此解决。以人为喻,建国仅仅是赋予了人一副骨架或者一身皮囊,而真正的俊朗英姿还在于健美的体魄和勇毅深睿的灵魂。立国之道,如国家的政教形态、根本原则等,是更深层的问题。康有为建立以六经为核心的孔教,并主张立孔教为国教的努力,张之洞及其学人圈在中西体用问题上的辨析, 章太炎对历史民族的建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阐发及戴季陶的关联三民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努力,梁漱溟在《理性之国》中的思索,乃至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经典论述,无不是对立国问题的回答。
以建国和立国两个角度切入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那些前行者的身影与方案也有机会被重新排列到一起。通过重新比较这些方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处理,或者对各个问题间主次关系的不同认识,均有助于我们更准确的看清自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处境。同时,为重新解答他们打开了可能。
图为梁漱溟
在担任本门课程的助教之前,我已经有两次带学生研讨班的助教经验。因为之前读书在人民大学国学院,课程就是经典研读为主,故自己读书时感觉还不太明显,直到开始扮演老师的角色,才日益理解引导本科生学习经典文本和思考大问题的关键意义。
因为,对大部分的本科同学来说,他们之前的教育环节中,甚至即使是本科阶段的课程,如没有通识教育的补充,经典教育都是付之缺如的。北大的同学头脑活跃,也非常有激情和担当,但他们对问题思考的深入程度却是不足的。灵魂的深度和厚度需要经典的滋养与问题的催促,我们本科同学在这一方面恐怕还是有些苍白的。
对于之后的课程工作,我希望能够再多组织一些讨论活动,更近距离和深入的围绕具体话题和同学们进行探讨。也愿意带领同学们一起阅读经学注疏、史论等古典学术的菁华,为他们更好的理解和把握自己的时代,理解古今中西各个向度上的问题,提供一个经典的维度。最后,我愿意把胡瑗的话“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送给我的同学们,以及为通识教育做出贡献的各位老师助教,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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