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阿拉伯的梦幻宫殿

博雅哥说

本文转载自来《东方早报》， 2015-01-18。

本文是对如下这本书的书评：《阿拉伯的劳伦斯》，[美]斯科特·安德森著，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斯科特·安德森这本书的立意就是要告诉读者，当前中东的局势，是经由欧洲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塑造的，这其中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应负主要责任（美国在当时的作用仅局限于一系列的“如果”）。考虑到去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这本书以此作为问题意识，其意义就更不一般了。

Vol.503

通识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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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隶

在劳伦斯（T. E. Lawrence）的名著《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他曾如此描述自己在阿拉伯沙漠里的事业：“我本欲制造一个新的民族（make a new nation），复兴一种已逝的势力，赋予两千万闪米特人建造他们那被激发出来的民族理想的梦幻宫殿（dream palace）的基础。”美国资深战地记者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则更为客观地讲述了劳伦斯的事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行文中不断地考证《智慧七柱》里的真真假假，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

斯科特的这本书读到最后还是让人唏嘘不已，那些出卖阿拉伯人的家伙，一个个好像都没有得到善终。包括主观上想帮助阿拉伯人，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工具的悲情英雄—劳伦斯，不但在他并不漫长的余生都挣扎在难掩的抑郁之中，而且还在壮年死于摩托车祸。阿拉伯，这个神秘的古老民族，这个近代史上的悲情民族，她曾旋风般攻城略地，也曾咒语般散播经典，在被诅咒的历史命运中，也诅咒着历史……

图为《智慧七柱》

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书。如果有人要想了解当今中东阿拉伯地区格局的由来，且又不想读太枯燥的专业史书的话，斯科特这本书是个不错的选择。实际上，相较于现有的那些专业史书，它的资料性和学术性也毫不逊色。当然，若要说能够深刻理解作者所要讲述的全部内容，没有一定程度的历史背景知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是一部奇特的书。奇特主要是指它的叙事结构。一般情况下，讲故事的线索最好不要太多，否则，会显得过于凌乱，让读者抓不住重点。斯科特这本书围绕着四个间谍在同一时期的活动，有四条线索：英国人（“阿拉伯的”）劳伦斯、犹太人亚伦森、德国人普吕弗和美国人耶鲁。当然，劳伦斯是这里面的主线。实际上，这本书的线索比这四条还要多，阿拉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占有很大的篇幅。只是，无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在其中所占的篇幅有多大，他们都是作为背景和客体出现的。他们是“战争、谎言和帝国愚行”的对象与客体，而不是作为历史和叙事的主体出现的，尽管劳伦斯在其中的活动和努力，更多地是为了把阿拉伯人提升为历史的主体；更不用说，对土耳其人而言，这是一部大溃败的历史，是一部被驱逐、被杀戮的历史，是一部不堪回首的历史。

这是一部线索多而不显凌乱的书。上述这些线索之间，或者有明显的交集，或者并行前进，看起来分散，实际上又是有机的、内在关联的。尤其是把犹太人和美国人这两条线索加进来，就把问题指向了超越“一战”那个时代的未来，指向了后来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重大主题：阿以冲突、美国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如作者说，它不断重复的错误解读和判断）。这个未来恰恰就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劳伦斯传记，尽管它的主角毫无疑问是劳伦斯。它的副标题中有一个短语—“现代中东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这才是本书作者想传递给读者的最重要的信息和知识。“making”这个动名词，是“制造”的意思，有显然的人为之意，与“建构”、“创造”等是近义词。作者选用making这个词，其意图无非在于，现代中东是由很强的（主要还是外来的）人为力量塑造的，而不是一个历史地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个“深意”不是“形成”这个“弱”词所能传递和表达的。

图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阿拉伯人的故事并不好讲。相对于世界历史上很多古老的“民族”，比如波斯、华夏、印度、巴比伦、埃及，阿拉伯人在文明史上的出现是比较晚的。这个民族所被人记住的成就，主要是贡献了一个宗教（伊斯兰教）、一部经典（古兰经）和一位先知（穆罕默德）。当然，这个“记忆”是颇有选择性的，因为，伟大的阿拉伯帝国 / 文明在伊斯兰创教之后是不断地推陈出新、取得了长足进步的。比如，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九至十世纪的“百年翻译运动”，是古代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发展的巅峰，它广泛吸收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不但推动了中东文明的发展，而且因为阿拉伯帝国的时候翻译和保留了大量的古希腊经典文本，从而对后世的文艺复兴也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古典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人类文明史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阿拉伯人在政治上也曾取得巨大的成功。在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之后，“四大哈里发”（又称“正确引导的哈里发”，哈里发即先知的继承人）已经把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阿拉伯半岛（阿拉比亚）之外，推动了周边地区的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之后，阿拉伯人曾建立过两个非常了不起的帝国：倭玛亚（661-750年，即中国史书中的白衣大食）、阿巴斯（750-1258年，即黑衣大食）。此外，知名度略低的，是在909-1171年间的一个以今天埃及为根据地的法蒂玛王朝（即绿衣大食）。1258年蒙古人灭亡了阿巴斯王朝。“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似乎要灭亡了。”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功不可没。诚如阿拉伯史大家希提（Philip K. Hitti）所言，1258年之后，是蒙古人的“亲戚”—奥斯曼土耳其人—“恢复了伊斯兰教军事光荣，把伊斯兰教的旗帜胜利地竖立在广大的新地域”，奥斯曼土耳其人“是阿拉比亚宗教最后的捍卫者”。到了奥斯曼帝国晚期，本来并不具备多少宗教神圣性的帝国统治者，在内外交困之际，尤其强调自身作为穆斯林哈里发的身份。从这个大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不难理解：一战期间（1916年）的所谓阿拉伯大起义过程中，为什么那么需要外部势力的鼓动？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人甘愿做“墙头草”？在欧洲帝国主义牺牲阿拉伯人利益的阴谋被暴露后，为什么阿拉伯人也愿意与土耳其人“眉来眼去”？

我们需要警惕用后世的民族主义史观通览奥斯曼帝国的阿拉比亚历史。一方面，不能够夸大1916年这场起义的规模和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民族主义对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来说，同样都是新颖的事物。在奥斯曼帝国统治阿拉伯人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尽管逐渐出现了地方实力派，但这主要还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况且奥斯曼帝国本也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到了帝国晚期，随着帝国现代化改革的推进，它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与阿拉伯的地方实力派也逐渐产生了龃龉。但这仍然是各个不同地方的阿拉伯精英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典型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青年土耳其党人恢复了1876时被搁置的宪法，阿拉伯精英也曾幻想在新的宪政时代，与土耳其人一道重建穆斯林的光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主要还是在基督徒阿拉伯人占主导地位的黎巴嫩地区，由于宗教等原因，那儿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对近代欧洲的政治思潮更为熟悉，也更加了解西方）。一战期间，中东战场上那些惨绝人寰的杀戮，有多少是民族仇杀，又有多少是现代战争自身的逻辑？诚如作者在书的开头部分所强调的那样，欧洲的列强和有贵族气质的热血青年都没有预料到，由于战争技术的根本性改变，一战会如此旷日持久并造成空前规模的伤亡。

图为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海报

让我们回到阿拉伯本身。本书的故事主角是劳伦斯，但最重要的配角却是麦加的谢里夫，他是阿拉伯大起义的当地领导人。如果不了解这个人，对斯科特这本书的理解可能就比较困难。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麦加及其所在地区的重要性。在红海的东岸那一长条形的带状地区，被叫做汉志（或叫希贾兹）。在阿拉伯的历史上，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因为，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就位于这个地区。汉志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吉达。在历史上，汉志的崛起，跟一条重要的商道有关，这条商道从也门的港口往北抵达地中海港口，从南向北沿着红海的东岸。传统上，这条商道是由骆驼队主宰的。先知穆罕默德就出身于麦加的古莱氏部落的哈西姆家族。他们就是长期经营这条商道的。

先知穆罕默德没有留下儿子。先知二十五岁的时候迎娶了当时四十岁的富孀海迪彻（或译赫蒂彻）。在他们的孩子中，幼女法蒂玛（前面提到的法蒂玛王朝就因纪念她而得名）在十八岁时嫁给了阿里。阿里就是“四大哈里发”中的第四个，是伊斯兰教少数派什叶派的创始者。阿里首先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后来先知又收阿里为养子。阿里和法蒂玛有两个儿子，长子哈桑·伊本·阿里；次子侯赛因·伊本·阿里。可见，哈桑和侯赛因算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两人在政治和宗教斗争中先后遇害。哈希姆家族世代居住于麦加，拥有“谢里夫”（Sherif，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尊贵的”）称号，当然，作为地方上的统治者，他们又被称为“艾米尔”（王公）。哈西姆家族的不同强人，经常为了利益勾心斗角，甚至兵戎相见，王朝统治者需要甄别并利用这种矛盾。哈希姆家族就是先知后裔的家族，至今仍统治着约旦的就是这个家族。

历史地看，“谢里夫”的地位是逐渐上升的。十世纪的时候，曾有骚乱袭扰麦加，甚至天房（al-Kabah）中的玄石也一度被掠走。骚乱平息之后，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扶持、利用隐居麦加的谢里夫，欲借其威望来维持当地的安定。1171-1250年间，埃及和叙利亚由库尔德裔的萨拉丁所建立的阿尤布王朝所统治（这也部分地证实了当时阿巴斯王朝的没落）。与之前的法蒂玛王朝信奉什叶派不同，阿尤布王朝恢复了逊尼派的统治地位。阿尤布王朝大量引进来自中亚的突厥奴隶，并重用之，这些被称作马穆鲁克的奴隶逐渐坐大，掌握了实权，最终在1250年开创了所谓的马穆鲁克王朝。1260-1277年在位的马穆鲁克统治者拜伯尔斯获得了“两座圣城之仆”的头衔，直到1517年时马穆鲁克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1517年，麦加的谢里夫巴拉卡特·本·穆罕默德承认了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地位，奥斯曼帝国的皇帝就获得了“两座圣城之仆”的头衔，汉志正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麦加的谢里夫开始接受奥斯曼皇帝的册封，但他作为麦加的统治者，拥有极大的自治权。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前期。

为了维系帝国的稳定以及宗教上的合法性，奥斯曼帝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汉志的管理和支持，一方面是通过多种基金在财政上支持谢里夫；另一方面是加强对前往麦加朝觐的道路的保护，使其免于劫匪的袭击。直到十九世纪初期，麦加遭到来自内志地区沙特家族的巨大威胁。

图为汉志地区示意图

在阿拉伯半岛的汉志以东是所谓的内志地区（Nejd）。这里部落林立，是沙漠腹地，任何政权都难以建立有效的控制。麦加的谢里夫也曾利用手中有限的武装力量发动过几次针对内志部落的袭击，但都是收效甚微。现在为人所熟知的瓦哈比主义就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兴起于内志地区。这个宗教分支的创始人瓦哈卜（Muhammad ibn"Abd al-Wahhab）对周边地区的情况很熟悉，他有感于当时人宗教信仰的衰落和腐化，提出了纯洁信仰的主张，并直接针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瓦哈比派后来与内志的沙特家族实现了宗教与宝剑的联合，逐渐在内志地区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1802年时瓦哈比派的沙特家族势力攻占了麦加，并持续控制到1813年，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威信造成了极大威胁。最终，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奉命夺回了麦加。

1818年，瓦哈比派被穆罕默德·阿里重创、击溃。直到1840年，麦加都被置于埃及总督的控制之下。1872年奥斯曼帝国建立希贾兹省，该省与谢里夫的辖地范畴一致，从而在行政体制上造成了一种双元结构，省督和麦加的谢里夫权威经常发生冲突，引发了谢里夫的日益不满。

斯科特书中提到的1916年6月阿拉伯起义的领导者是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他曾被软禁在伊斯兰坦布尔十七年（1893-1910）。他的三个儿子—阿里、阿卜杜拉和费萨尔也被迫随乃父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侯赛因于1908年被奥斯曼政府选定为麦加的艾米尔，并承袭“谢里夫”的封号，于1910年回到麦加，次年就职。一战期间，谢里夫侯赛因发动起义，力图借助于英国的力量统一叙利亚地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的劳伦斯”对这一事业给予了大力协助。但由于英法帝国主义的干涉，加上阿拉伯人之间的部落和地区分歧，侯赛因的这个理想并没有实现。

由于与英国政府的矛盾，在1924年的麦加战役中，谢里夫侯赛因没有得到英国的帮助，反被卷土重来的瓦哈比派沙特家族推翻，麦加被并入沙特阿拉伯。侯赛因于1931年6月4日在阿曼去世。侯赛因的儿子当中，费萨尔于1920年被法国人赶出了大马士革，但后来被英国人安排成为伊拉克的国王（1921-1933年在位）；同样也是由于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的安排，阿卜杜拉先是成为外约旦的埃米尔（1921-1946年在位），后成为国王（1946-1951年在位）。可见，虽然侯赛义领导的起义和政治规划失败了，但他的后人还是在阿拉伯世界延续着巨大的影响力。

图为内志地区示意图

今天，借助于发达的新旧媒体，中东越来越多地被不同层次的人们谈论。不管形式和载体如何，主题大体都是围绕着战争、冲突、极端主义、骚乱与革命，等等；给人的总体印象，中东是一个不安定、不正常、不安全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个个失序的社会，一个个充满暴戾的人。中东这种“形象”的形成有一个传播学上塑造和散布的机制。然而，后殖民批评的解构并不足以复原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中东。我们更应该追问的不是残酷现实背后的一个个直接原因，而是这样一个现代中东的格局是怎么来的。斯科特·安德森这本书的立意就是要告诉读者，当前中东的局势，是经由欧洲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塑造的（尽管作为大战东线之一部分的中东在当时并非主要的战场），其中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应负主要责任（美国在当时的作用仅局限于一系列的“如果”）。考虑到去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这本书以此作为问题意识，其意义就更不一般了。

但是，若说有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被欧洲帝国主义毁掉了，也不尽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拉伯地区被分成大小不等的省份，两座圣城地位特殊，由谢里夫统治。部落制一直是阿拉伯社会的常态，至今犹然。统一的阿拉伯这个理念至今仍然是某种空想，历史上这也未曾成为现实。在奥斯曼帝国统治阿拉伯人之前，即阿巴斯时代，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情况是清晰可见的，就像著名历史学家希提所言：“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新穆斯林之间，穆斯林与顺民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阿拉比亚人自己当中，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就有的隔阂，继续存在，无论伊朗的波斯人、突兰的突厥人、含族的柏柏尔人，都没有跟闪族的阿拉比亚人结合成一个纯一的整体。”

回到这本书的主题—“现代中东的形成”，仅阿拉伯人显然不能代表中东。毕竟，在中东，有波斯、阿拉伯、库尔德、土耳其、犹太等多个民族。这本书因为是以劳伦斯为主线，所以，基本上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故事（顺便把以色列的由来也讲清楚了），而基本上没有讲奥斯曼-土耳其的故事（它只是作为必要的背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处理的对象），也没有提到埃及这个尤为重要的阿拉伯国家，更没有提到波斯-伊朗的故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将这个视为完整的“现代中东”的形成，是不太合适的。单就阿拉伯的现状来说，也有需要更多补充之处，比如作者偶尔提及了伊本·沙特家族，但语焉不详。其实，沙特家族与今天阿拉伯国家里最重要和最大的沙特阿拉伯王国（Kingdom of Saudi Arabia）的形成关系最为密切。当然，作者的取舍也可以理解，毕竟，沙特家族的故事与劳伦斯的联系比较弱。

图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示意图

此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问题，对现代欧洲帝国主义者来说，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东和巴尔干显然是动荡不安的地区。直到今天，这两个地方的局势也没有真的稳定下来。这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后果。当然，这么说不是为了缅怀已逝的帝国。帝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所推动的二十世纪历史，是我们今天仍在继承着的遗产。在今天的中东，伊斯兰国（ISIS）是“一战”以来形成的中东格局的挑战者。巧合的是，ISIS要征服和建立哈里发国的沙姆地区（大叙利亚），也正是麦加的谢里夫曾欲宣布建立（恢复）哈里发国的地区。

最后，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这书翻译质量属于上乘，而唯一的“缺憾”是它是个精装本，翻阅并不顺手，且印刷的质量“太好”了，过于厚重了。对于一个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来说，主要是用来阅读，而不是拿来收藏的。它的故事性很强，作者做过大量的档案工作，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行文也常有点睛之笔。这篇书评里故意忽略了主角劳伦斯，主要是因为想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补充一下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的历史背景。劳伦斯是这个大变奏之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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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怡 编辑  /  文浩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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