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经典｜罗炜： 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
博雅哥说
博雅哥今天为您推送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罗炜老师探讨《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一文。
布莱希特对老子及道家文化的借鉴研习贯穿一生。道家哲学的核心要义反复出现在布莱希特的各类文学作品之中，道家哲学创始人老子的生平经历和相关传说也一再被布莱希特当作文艺素材反复进行加工利用，其中，布莱希特尤其对老子出关典故情有独衷，在跨度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三次运用同一素材进行文艺创作和思想表达。理论上布莱希特获悉老子其人其事其思的途径众多，在迄今为止的考据研究实践中可以被初步认定为最重要途径的则是尉礼贤1911年《道德经》德译本。罗炜老师通过对比分析尉礼贤蓝本和布莱希特笔下老子出关文本，发现就作家和素材之间的交互关系而言，素材对作家创造性的激发作用似有被低估之嫌。此外，布莱希特的老子出关文本也不应孤立看待，需纳入布莱希特和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关系框架中进行考察。
Vol.623
通识经典
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
罗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
1920年9月15日，22岁的布莱希特（1898—1956）首先通过阅读德布林（Alfred Döblin, 1878–1957）的中国小说《王伦三跳》（1905）间接接触到道家哲学的“无为”思想，几天之后，即1920年9月15到21日期间他又通过朋友推荐的德译本得以直接领略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智慧断言，可谓心有灵犀，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 从此，布莱希特对老子其人其事其思的借鉴研习便从未中断，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不仅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要义反复出现在布莱希特的各类文学作品之中，道家哲学创始人老子的生平经历和相关传说也一再被布莱希特当作文艺素材反复进行加工利用。其中，布莱希特尤其对老子出关典故情有独衷，在跨度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三次运用同一素材进行文艺创作和思想表达。
1
1925年短篇故事《讲礼的中国人》
1925年布莱希特首次运用老子出关题材创作短文《讲礼的中国人》（Die höflichen Chinesen）。全文如下：
“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很少人知道，一件造福于黎民百姓的事情是多么需要辩解（Entschuldigung）。这不，讲礼的（höflich）中国人就非常敬重他们的伟大智者老子（Laotse），据我所知，他们的这种敬重要胜过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对自己老师（Lehrer）的敬重，而且还是通过虚构出下面这个故事。老子从青年时代起就向中国人传授生活的艺术，而当他白发苍苍寿登耄耋（Greis）之时，他却要离开这个国度，因为这里的人们愈演愈烈的失道之举（Unvernunft）令这位智者感到生活难以为继。要么忍受人们的失道之举，要么起而反之，面对这样的抉择，他决定离开这个国度。于是，他上路启程，抵达这个国度的边境，这时，一个关令（Zollwächter）向他迎面走来，请求他为他这个关令写下他的谆谆教诲（Lehren），老子见状，生怕失礼（unhöflich），遂顺从了他的心愿。他为关令逐一写下他的生活经验，写出一本薄书（in einem dünnen Buche），只待书写好之后，他方才离开他出生的这个国度。中国人就用这个故事来为《道德经》一书的产生进行辩解，而且他们至今都在遵循此书的教诲生活。”[2]
图为贝尔托·布莱希特
此文形成于1925年1至4月，同年5月9日首先发表于《柏林交易所信使报》，据该首发文前所配编者按可知，这则逸闻故事本是布莱希特专为广播电台所写，而布莱希特确实也如这家报纸所预告的那样于两天后，即1925年5月11日周一傍晚在柏林一家名为“柏林广播时刻”的电台所举办的朗诵会上为听众朗诵了这个短篇故事，从而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兴起的老子热潮增添一段佳话。[3]
这则微型短篇也引起研究界一定程度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布莱希特以此揭示出中德两国对待智者及其智慧乃至知识文化的不同态度，从而表达了对礼仪之邦中国的景仰并批判了文化没落的德国对诗人学者的轻慢；[4] 也有学者认为布莱希特对老子及其哲学的理解并不流俗，这个短篇用意颇深，其首尾两句均使用“辩解”一词看似怪异，实则影射的是老子哲学基本命题“无为而无不为”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内在矛盾和深度悖论。[5] 笔者以为，后一种看法更接近实情。
2
1933年给卡尔·克劳斯的一封信
1933年，已经逃离纳粹德国并流亡到丹麦的布莱希特数次写信给好友、奥地利文艺讽刺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1874—1936），鼓励后者放弃沉默和政治短见，继续发挥自己的语言批判优势，勇敢地向资产阶级和纳粹敌人宣战。[6] 为了更好地说服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火炬》杂志创办人，布莱希特又在1933年夏写给克劳斯的一封信中调动东方文化资源，让老子的出关故事和孔子的“春秋”笔法轮番上阵，以表明自己在大敌当前的非常时期有责任有义务给克劳斯，也给自己打气加油。[7] 其中涉及老子出关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您的那本语言论著，我们之前曾经谈论过的，我想再次催促您赶紧完成它。（您可知道，中国人就把《道德经》[Taoteking]一书的形成归结为一个关令[Zollbeamter]的请求，当时老子[Laotse]为避开其国人同胞的失道之举[Unvernunft]和卑劣行径即将离境去国，这位关令就恳请老子多少写点什么再走不迟，于是先哲老子便遂了他的心愿，从而一举为后世类似的请求永远开了绿灯。）”[8]
此段话的第一句指的是1933年3月布莱希特曾在维也纳和克劳斯见面谈过的一本后者准备撰写的题为《语言》的著作，但此书直到克劳斯去世后才发表。[9] 接下来的第二句话是括在圆括号里的，圆括号是原文自带，可以看出布莱希特对老子出关典故的借用意图。这里布莱希特把自己比作诚心诚意的恭请者关令，而把克劳斯比作当时已在西方备受仰慕的东方先贤老子，一来暗示对方要向古人看齐以答应自己的请求，二来也给对方戴高帽子，给足对方面子，其鞭策激励之用意和殷切期待之情谊跃然纸上，慷慨激昂的斗争要求以含蓄委婉的方式提出，既令自纳粹上台以来思想和行动均陷入困境的对方心理上容易接受，文字和意韵上又给人古雅风趣的印象，显得十分机灵巧妙 。
不过，不知是何原因，这封信最终没有能够发出。与此同时，克劳斯也于当年5月到9月间写出一部意欲揭露第三帝国恐怖的作品（即1952年才出版的《第三个瓦普几司之夜》）并将其纳入《火炬》杂志发表计划，但就在清样已出准备付印之时，却又突然决定撤稿，而代之以诗歌《别问》，以至于1933年10月出版的第888期《火炬》以仅仅四页篇幅成为其发行史上最短的一期。[10] 不管怎样，克劳斯面对纳粹统治的白色恐怖最终选择沉默的举动不仅令对他寄予厚望的布莱希特感到失望，同时也使他自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陷入孤独。[11]
3
1939年诗歌《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
1939年仍在丹麦流亡的布莱希特继续发表了叙事诗《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 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12] 这一次，老子出关典故在布莱希特笔下得到了别样的演绎。典故中的两个主角——老子和关令均一改素有的仙家风范，关令变化最大，改头换面为下层贫苦百姓中积极向上的一员，为改变命运而主动向智者索求智慧；与此同时，老子虽仍保留有 “隐君子”的基本特征，举手投足间却多了几分安贫乐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学者韵味，而他之所以最终愿意把自己的智谋写成《道德经》一书留给关令，完全是出于对这个关令所代表的穷人和弱者的同情与友善之心。全诗由十三个诗节组成，每个诗节又由五个诗行组成，语言素朴，格律舒缓，风格轻快诙谐，是中外文学中刻画老子和关令形象的独特之作。
《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一诗形成于1938年4、5月间，具体完稿日期为1938年5月7日。随后，布莱希特将该诗寄给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的《尺度与价值》杂志，却被拒绝发表。1939年初该诗首发于贝歇尔（Johannes Robert Becher, 1891–1958）在莫斯科主持的流亡杂志《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e Literatur）第一期上。同年该诗还被收入布莱希特出版的《斯文堡诗集》（Svendborger Gedichte）。[13] 而在同年4月23日，该诗又连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一篇评论一道再度发表在《瑞士星期天报》上。本雅明结合纳粹德国甚嚣尘上的时代政治背景，着重发掘了该诗的现实意义，指出诗中传递的“刚强居下”的讯息可以同“任何弥赛亚式的预言媲美比肩”。[14] 不久，这份载有老子出关诗和本雅明评论的报纸又被辗转带到法国关押德国流亡者的几家收容所，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65）当时正好也身在其中之一，事后她这样回忆说：“这首诗像野火一样在营地内蔓延，如同一个好消息被奔走相告，上帝知道，在这堆积如山的绝望之中还有什么是比这更被渴望的了！”[15]
布莱希特的这首老子出关诗在其诞生之初便肩负起伟大的历史重任，成为鼓舞人们顽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文学利器。然而，它又绝非一首简单的趋时性政治诗歌，斗转星移，随着时光的流逝，其超越时代的永恒性质亦日益凸显。如今，它跻身于20世纪最美德语诗行列，不仅为学界所推崇，也被指定为德国中学生普及读物，受到广泛传诵。
二
由于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布莱希特的这首老子出关诗受到了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研究布氏老子出关诗的创作与向他提供这一素材的资料来源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布莱希特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汉字，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入了解肯定必须借助“精神漫游”[16]，即以阅读研习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的西文资料为主。具体就他熟悉知晓老子其人其思的途径而言，理论上讲，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德国形成和出现的老子热应该使得客观上可供布莱希特选择的相关译介资料众多。不过，由于实证性研究方法受历史条件限制较多，存在各种实际困难，因而相关的考据研究还不是很理想，尚需进一步发掘。当然，经过布莱希特研究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所展开的不懈探寻，目前可以初步确定的一点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尉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1911年《道德经》德译本为布莱希特吸收借鉴包括老子出关典故在内的道家思想文化资源的最重要途径。可是，由于忽略尉礼贤1911年《道德经》德译本版本史的发展变化情况，即尉礼贤这个译本在以后多次再版时与1911年的首版并不完全相同，且有的变化对于我们研究布氏老子出关文本后果尤其严重，所以几乎所有此类研究[17]所引用的都是1925年及其之后再版的版本，从而无法取得关键性突破，而只能满足于猜测。可喜的是，这种局面在2008年通过德国学者戴特林发表的专著《布莱希特与老子》得到一定程度改观，因为此书首次注意到尉礼贤1911年《道德经》德译本首版与后续再版版本之间的不同并强调指出了此首版内一幅老子出关图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因侧重点不同，此书并未就版本史以及作家与素材之间关系继续展开探讨。[18] 有鉴于此，也限于篇幅，笔者在此想专门关注一下布氏的老子出关文本，而非老子出关诗一个文本，与尉礼贤《道德经》德译本首版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具体联系。布氏的三个老子出关文本前面已作勾勒，为了方便下文的比对和分析，笔者也先把尉礼贤《道德经》德译本首版的结构再作一个简要介绍。
图为1911年尉礼贤译《道德经》封面
尉礼贤1911年《道德经》德译本首版，如果从封面开始翻起的话，要翻十来页才能翻到标有罗马数字“I”的“前言”部分，而这没有页码的十来页，姑且就称作“内封扉页”吧，按照先后次序，刨去空白页不算，这些“内封扉页”上依次出现的是：德国迪德里希（尉礼贤译作“德得利”）出版社狮子侧身坐像社徽；覆盖有透明宣纸的中文书名木刻“老子道德经”、译者和出版社及出版年，大概为内封第5页的样子；德文书名、译者和出版社及出版年，大概为内封第7页的样子；两幅取材于老子出关说的中国画：前一幅占一页篇幅，呈现的是老子、书童及关令在一起其乐融融交谈的情景；后一幅占两页篇幅，大概为“内封扉页”第10到11页的样子，呈现的是穿戴考究的关令向由一书童陪伴、骑一头青牛出关的老子作揖行礼的场面。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多的“内封扉页”在一般的图书中是十分少见的。这些“内封扉页”之后便出现用罗马数字标明页码的“前言”和“导论”：“前言”占据第I到III页，为尉礼贤写于1910年12月；“导论”为尉礼贤给译本所写，用罗马数字标明为从第IV到XXV页。“导论”之后紧接着的是用罗马数字标明为第XXVI到XXXII页的文章《论老子哲学的社会层面》，作者为与尉礼贤熟识的、当时新成立的青岛德华大学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哈拉尔德·古特赫尔茨（Harald Gutherz, 生卒年不详），尉礼贤在“前言”末尾就已提到过古特赫尔茨的这篇“关于老子对于人类社会的思考”的文章并在译本的注释部分里引用了他的一篇较长的《桃花源记》的德语译文。古特赫尔茨的文章之后，正文开始。自正文起全用阿拉伯数字标页码，正文上部为“道”，下部为“德”，上下部页码横跨第1到86页；正文之后为“注疏”，从第87到113页；再后面就是“所用文献”，从第114到115页；最后压轴的是“目录”，从第116到118页。
尉礼贤在前面“导言”中强调自己使用中文文献和自己占有文献的丰富并重点介绍了先秦至六朝时期的王弼《道德真经注》和河上公《老子道德经》，而在后面的“所用文献”中尉礼贤也列出了重要的中外文参考文献：中文方面有初唐至五代时期陆德明《老子音义》（依照王弼本注音），明代薛蕙《老子集解》和从儒家观点去看老子的洪应绍《道德经测》，清代王夫之有关老子的文章等；外国近代则有十八世纪日本太宰春台的《老子特解》以及英法德三国已有的对老子哲学的代表性译介等。
三
通过借鉴现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分析、梳理、比对和整理，笔者现将尉礼贤1911年《道德经》德译本之所以为布莱希特创作老子出关文本最重要蓝本的具体例证总结如下：
1
“老子”（Laotse）、“《道德经》”（Taoteking）和“道”（Vernunft）
大家知道，在众多《道德经》注本中流传最广的是王弼本《道德真经注》和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王弼本为一般学者所推崇，河上本则为普通民间所通用，河上本使用非常广泛。[1] 尉礼贤1911年德译本用的是河上本，所以他把《老子道德经》这一书名译作德文时既用了直译“Laotse Taoteking”，也用了意译“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其中“das Buch” 对应“经”，“des Alten”（德文der Alte 的第二格）对应“老子”，“Sinn”对应“道”，而“Leben”则对应“德”。这个书名的原文木刻版还专门设在大概为“内封扉页”的第5页上，此页上面还覆盖一张透明的丝质宣纸，宣纸上用直译的德文对应标明中文词义，显得十分精致、古老而珍贵，给人印象极为深刻。
图为附有德文解释的《道德经》原文木刻板封面
经过前面十来张“内封扉页”的渲染造势而令人过目难忘之后，尉礼贤又在正文之前的“导言”中对老子其人其作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根据布莱希特创作老子出关文本所受影响大小，以下仅有针对性地聚焦尉礼贤对老子姓氏、《道德经》书名由来和老子哲学核心概念“道”的阐述。
尉礼贤撰写的长篇“导言”由四节组成。在第一节“作者其人”里，尉礼贤依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特别详细地介绍了老子的姓氏情况：“老子在欧洲为大家所熟悉的‘Laotse’这个名字，根本不是本名，而是一个称号，最好译作‘der Alte’。他的家族姓氏是李，这在中国是个大姓，其使用频率甚至超过了德国的大姓麦耶；他的乳名叫耳（耳朵），学名叫伯阳（伯爵+太阳），他去世后的谥号为聃，即老聃（字面意思为：老的长耳朵，意译为：老的先生）。”这里“老的先生”对应的德文是“alter Lehrer”，按照尉礼贤的处理，这就是老聃的德文意译。［20］而关于老子姓名问题，中国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说“老”是尊称，“老子”即后人所谓老先生的意思；其二说“老”是姓氏，当时称“子”的都在氏族下面加“子”字。[21] 由此看来，尉礼贤接受了第一种说法。而布莱希特又从尉礼贤，如此一来，在其相关文本中出现的“Lehrer”指的就是“先生”、“老师”，出现的动词“lehren”（教书，教导）和名词“Lehre”（学说，教诲）则是由此生发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合理联想。
在“导言”第二节“老子其作”里，尉礼贤勾勒了《道德经》在中国受到重视和研究的历史脉络。当进一步谈及历代老子注疏解说时，尉礼贤特别推介了王弼《道德真经注》和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指出汉代“文景之治”便是老子学说运用于国家政治治理的直接成果，汉文帝研究老子学说据说用的就是河上注本，而《道德经》这一书名也是最终确定于汉文帝之子汉景帝统治时期。介绍到这里时，尉礼贤还赶紧随后便用括号标明《道德经》（按当时标准）的汉语拼音拼法“Dao De Ging”及其对应的德文“das klassische Buch vom Sinn und Leben”。[22] 尉礼贤在此节末尾还专门声明说，他这个德译本所沿用的上部“道”37章及下部“德”44章的划分方法据说也可以追溯到河上公，而其中又以宋（代木）刻本最为古老。[23] 以此与前面内封扉页中所插入的同样也是刻意强调的中文原文木刻标题“老子道德经”相呼应。
接下来，在“导言”第三节“《道德经》的内容”里，尉礼贤详尽地说明了他对“道”这个核心概念的翻译方法。尉礼贤首先介绍迄今为止西方对 “道” 的各种译法：“就这个词的正确译法而言，从一开始就存在非常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些人建议译作‘上帝’、 ‘道路’、 ‘理性’、 ‘言’、 ‘（希腊文的）Logos’，又有一部分译者不翻译，而是将‘道’的音译‘Tao’直接收入欧洲语言。”尉礼贤还专门指出“道”这一中文词的初始意思为“道路”并“由此衍生出‘方向’、‘状况’之意，而后再衍生出‘理性’、‘真理’之意”。[24] 尉礼贤继而将中文词“道”和德文词“Sinn”进行词义探源和对比，又引歌德诗剧《浮士德》第三场《书斋》中翻译《新约》的浮士德将《约翰福音》第1章第一句译作“太初有思”[25]以及圣经多种中译本中此句大都被译作“太初有道”为据，力证其将“道”译作“思”（Sinn）的合理性。[26] 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特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接受尉礼贤的译法，反倒是对尉礼贤所介绍的其他译法中的一种，即将“道”译作“Vernunft”（理性）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在1925年《讲礼的中国人》和1933年给克劳斯的信中他都用了“Unvernunft”这个词，这也是笔者为何在前面翻译这两个相关文本时对应使用中文“失道”或“大道废”来表达的一个依据。当然，也不排除布莱希特受尉礼贤介绍启发去专门查阅了将“道”译作“Vernunft”的那种《道德经》德译本的可能性。
2
“海关税吏”（Zöllner）、“海关管理者”（Zollverwalter）、“海关官员”（Zollbeamte）、“海关守卫”（Zollwächter）
“关令”一词中的“令”为古代官名，指主管某个方面的官员；[27] “关”的含义则要复杂一些。按照《古代汉语词典》，“关”可指关口、关卡，设在边界上以稽查商旅；[28]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关”既指古代在交通险要或边境出入地方设置的守卫处所，也指货物出口或进口查验收税的地方，如海关等；另关卡则是为收税或警备而在交通要道设立的检查站、岗哨。[29]
尉礼贤将“关令”译作“Grenzbeamter”（边境官员）或“Grenzwächter”（边境守卫），布莱希特虽在三个文本中都提到“关令”，但没有直接沿用尉译，而是用了与之意义相近的四个不同近义词“der Zöllner”、“Zollverwalter”、“Zollbeamter”、“Zollwächter”，[30] 从而把中文“关” 中所包含的用以稽查商旅或收税的类似于海关这类的“关卡”之意特别渲染出来，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关令这个人物要老子“上缴关税”和“呵斥走私犯”的情节，从侧面烘托出老子的物质生活的清贫和精神生活的富有以及关令对他的景仰。
3
“薄书”（das dünne Buch）和 “小书”（das Büchlein）
尉礼贤1911年德译本多次提及《道德经》是一本意义重大、但却篇幅短小的著作。在其所写“前言”中，尉礼贤先是称《道德经》为影响巨大的“小薄书”（das kleine Büchlein）[31]，然后又说研习这本“薄薄的中国小册子”（das kleine chinesische Werkchen）令他享受到“美妙的静观时光”[32]。在接下来的“导言”中，尉礼贤在阐述《道德经》为公元前的古代经典名家如列子、庄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广泛引用从而表明其非后世伪作时，再一次强调了《道德经》是“一本简短的小册子”（ein Werkchen von der Kürze）[33]。这里，尉礼贤后两次所用 “Werkchen”一词同他第一次所用的“Büchlein”在德文中均是小化词，分别源自名词“Werk”和“Buch”，而“Werk”的常用释义之一便是“Buch”[34]，另在近义词词典中也可发现它们互为近义词[35]。总之，尉氏对“小书”、“小册子”的这种强调应是令布莱希特印象深刻的，因为1925年文本中出现“das dünne Buch”字样，而1933年老子出关诗第2诗节则原封不动地用了“Büchlein”一词。
老子出关诗的这个第2诗节描述了老子为出关而准备的简单行囊，其中包括烟斗、面包和小书一本。有学者认为这三样东西恰好是老子所处春秋时期所没有，这种有悖历史真实的“时代错误”布莱希特想必是故意为之，借以暗示躲在老子身后的诗人自己，用老子出关来影射作者逃离纳粹德国、被迫流亡的经历，从而达到借古喻今之目的。[36] 笔者认为，这种细致的解读总的说来可以令人信服，只是对“小书”的分析似有诠释过度之嫌，值得商榷，理由如下：首先，如前所述，尉礼贤1911德译本已使用该词且布莱希特从尉礼贤，在两次相关创作中均使用该词及其变种；其次，从词源上讲，德文词“Buch”本身就包含有“木简”的意思，查阅十卷本杜登字典可知，此词在古高地和中古高地德语中最初指的是“捆扎在一起的用于写字的山毛榉木片”，只是后来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这个词才被用来表示所有种类的被装订起来的一叠纸，如今尤其被用来指称印刷出来的书籍。[37] 第三，尉礼贤1911德译本多页“内封扉页”中还插有一幅以老子骑青牛出关为内容的中国画，画中人物之一的书童右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粗的一头向其身后上方翘起，竹竿正中部位则挂着一个用带子捆扎成一叠的简牍，细数一下，这个简牍大概由五六块竹简或木简组成，算得上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简册，即古代的“小书”呢！按照这幅图所给出的画面和传递的信息，老子倒的确也是带着一本小书才踏上西去的路途的。
图为1911年德译本《道德经》扉页插画
4
“辩解”（Entschuldigung）
1925年《讲礼的中国人》中多次出现的“辩解”一词，同样也可从尉译本中找到，这应该不是巧合。在“前言”一开头，尉礼贤就为自己为何在已有许多译本的情况下仍坚持再译《道德经》进行辩护：“如果今天有谁要翻译老子，那么这件事情在全体专业汉学家们看来就需要一个特别的辩解，因为近百年以来没有哪一本中国典籍像《道德经》一样如此吸引翻译家们蜂拥而至。”[38] 接下来尉礼贤提出三个理由来力证自己再译的合理性：第一，《道德经》内容的奇特性、神秘性和晦涩性留给读者巨大阐释空间，使得各种个性化解读成为可能；第二，作为迪德里希出版社重点出版计划——“中国宗教和哲学原典”系列丛书不可缺少《道德经》这样影响巨大的著作；第三，这个具有新意的译本在翻译和注释方面都以中国原始文献为主，欧洲文献只起辅助作用。[39] 尉礼贤这里的“辩解”是德文词“Entschuldigung”，其释义相当于中文的“辩解”、“申辩”、“借口”、“托辞”等，而尉礼贤所用的动词“需要”是要求搭配第二格的“bedürfen”的第三人称单数，时态为现在时，而《讲礼的中国人》开头第一句用的就是 “Entschuldigung bedarf” 这个搭配，语言层面的模仿痕迹一目了然；而在《讲礼的中国人》的最后布莱希特则使用了“Entschuldigung”的动词式“entschuldigen”。[40]
5
“牛儿”（Ochse）、“小童”（Knabe）和“青松”（schwarze Föhre）
尉礼贤1911年德译本首版最大的特点是对老子出关说所进行的图文并茂的介绍。
尉礼贤在“导言”第一节第一自然段，除叙述的顺序有所改变外，基本上是依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前三个自然段的内容来依次介绍了老子的个性、姓氏、籍贯、出生日期、从事职业、与孔子的相遇（适周问礼）以及去国出关的情况。
具体就老子出关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样记载的：“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41]
尉礼贤的描述则是这样的：“当公共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以至于建立秩序的希望完全化为泡影时，据说老子就归隐了。据说，当他，按照后来的流传是骑着一头青牛（请参阅插图），来到函谷关时，边境官员（der Grenzbeamte）尹喜便请求他，写点什么东西留下来给他。于是他就写下共计五千多汉字的《道德经》交给他。然后他就向西而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42]
如果将尉礼贤的这段描述和司马迁原段进行对比的话，很容易发现两个不同之处：第一个是尉礼贤在此去掉了原文的第一句：“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不过，这个对老子出关说的内容影响倒不大，何况尉礼贤也并没有真的略掉它，而是把它挪到“导言”第一节第一自然段开头部分用作说明老子的性格特征去了。对于我们研究布莱希特运用老子出关素材详情意义重大的是第二个变化，即尉礼贤在用第一虚拟式客观转述司马迁相关内容时所插入的一个第一分词扩展词组“按照后来的流传是骑着一头青牛”，德文原文为：“nach späterer Tradition auf einem schwarzen Ochsen reitend (vgl. Abbildung)”。至此，事情就很清楚了：尉礼贤在此所介绍的是老子乘青牛出关说，但这种说法并不见载于《史记》，而是见载于《列仙传》、《太平御览》等，属秦汉神仙家的附会之谈。不过，这个老子乘青牛出关说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可小觑，仅就其对中国绘画领域的作用而言，自古以来便是最受欢迎的绘画题材之一，历代都有大小名家据此作画，一般画师就更多了。在层出不穷的老子出关图中，老子大都是大耳垂肩、白发白须、飘逸达观、老成持重的得道仙人形象。[43] 尉礼贤看来对中国绘画也有相当了解，因为他也相得益彰地在他的这个译本中附了一个老子骑青牛出关图，并在前述介绍中专门用提醒读者去看图。尉礼贤所配的这个老子出关图也很特别，因为出现在这个图上的老子完全不是模式化的仙风道骨，没有被神话，而是一个态度亲和、身体瘦弱、物质生活清贫的小老头。这个另类的老子形象应该说对布莱希特出关诗中的老子形象的塑造影响强烈。另外，布氏出关诗中出现的“小童”、“青松”也是来源于这个图，因为在别处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文字介绍。
6
“柔弱之水”（Weiches Wasser）和“刚强”（das Harte）
布莱希特对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吸收接受集中体现在老子出关诗第5诗节书童对关令询问老子学说奥秘的回答上：“柔弱之水，奔流不息，日复一日，战胜强石。刚强居下，你定懂得。”这里的“柔弱”、“水”、“刚强”所对应的德文原文是“weich”、“Wasser”、“das Harte”，这三个词均同时出现在尉礼贤1911德译本第78章中，如“天下莫柔弱于水”一句尉礼贤译为“Auf der ganzen Welt gibt es nichts Weicheres und Schwächeres als das Wasser” [44]，用直译法回译为中文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比水更柔和更弱的了”；又如“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一句尉礼贤译为“Daß Schwaches das Starke besiegt, und Weiches das Harte besiegt, weiß jedermann auf Erden”[45]，用直译法回译为中文是“弱战胜强，而柔战胜刚，世人皆知”。此外，“weich”和“hart”这对反义词还可见于尉译老子第43章，此章中“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句被尉礼贤译为“Das Allerweichste auf Erden überholt das Allerhärteste auf Erden”[46]，用直译法回译为中文则是“世上最柔的东西超过世上最刚的东西”。
四
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可知，无论是在语言层面、思想层面，还是在外在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乃至写景状物等的细节处理上，布莱希特老子出关文本和尉礼贤1911年《道德经》德译本首版之间都具有高度关联性。由此可以窥见，虽然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文艺创造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选题材和素材自身的惯性和特性，素材对作家创造性灵感的激发和推动，也是一个复杂微妙有趣的系统工程，也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具体就布莱希特老子出关文本及其素材之间的交互关系而言，素材对作家创造性的激发作用在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相关研究中似有被低估之嫌。不过，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却应该是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的，否则，姑且先将他的世界观偏见撇开，否则他便不会这样酸溜溜地眼红布莱希特说：“他对人评价不高……他尊敬那些对他持久有用的人，另外那些人，只要他们能够强化他那有些乏味的世界观，也能够得到他的重视。他的这种世界观越来越多地决定着他的戏剧的性质，但他在诗歌上……后来……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种智慧。”[47]
图为德国汉学家尉礼贤
当然，最后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尉礼贤1911年《道德经》德译本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仅籍此来诠释布氏老子出关文本，仍会有一些深层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如贯穿和渗透在布氏老子出关文本中的“礼”的问题、道家和道教及农民起义关系问题等。总之，布莱希特对中国的研究理解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布莱希特也开始同时对孔子及儒家、墨子及墨家等进行深入研究和化用，因而，布氏的老子出关文本也不可孤立看待，需要纳入布莱希特和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关系框架中进行立体考察。
注释：
[1] 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26. Journale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4. S. 167-168.
[2] 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19. Prosa 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7. S. 200. 为后文考据研究方便，此段中文译文中重要语汇的德文原文系笔者自加括号标出。
[3] 请参阅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Prosa 4. Band 19. Suhrkamp Verlag 1997. S. 616.
[4] 请参阅Tatlaw, Antony: 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In: Brecht-Handbuch in fünf Bänden, hg. von Jan
Knopf, Bd. 2: Gedichte. Stuttgart 2001. S. 299-302. 此处为第300页。请参阅谭渊：《从流亡到寻求真理之路——布莱希特笔
下的“老子出关”》。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11月第6期第120—124页。此处为第121页。
[5] 请参阅Detering, Heinrich: 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08. S. 61.
[6] 请参阅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28. Briefe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8. S. 368-369, S. 697-698.
[7] 请参阅张黎：《布莱希特与孔子》。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15日第18版。
[8] Bertolt Brech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28. Briefe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8. S. 369. 为后文考据研究方便，此段中文译文中重要语汇的德文原文系笔者自加方括号标出，以与原文自带的圆括号相区别。
[9] 请参阅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28. Briefe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8. S. 697-698.
[10] 请参阅http://de.wikipedia.org/wiki/Karl_Kraus，读取于2014年11月19日。
[11] 请参阅Meyers Enzyklopädisches Lexikon in 25 Bänden. Neunte,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Band 14: Ko–Les. Mannheim, Wien, Zürich: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75. S. 307-308.
[12] 德文原诗详见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18. Prosa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5. S. 433-435。 该诗已有多个版本的中文翻译，最值得推荐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谭渊教授的译诗，详见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137－140页。
[13] 请参阅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18. Prosa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5. S. 663-664.
[14] 请参阅Benjamin, Walt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I·2. Aufsätze,Essays,Vorträge. Hrs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2.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9. S. 572.
[15] 转引自Wizisla, Erdmut: Benjamin und Brecht. Die Geschichte einer Freund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4. S. 220-221.
[16] 请参阅叶隽著：《变创与渐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9—20页。
[17] 请参阅Tatlow, Antony: The Mask of Evil. Brecht’s Response to the Poetry, Theatre and Thought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Evaluation. Bern: Peter Lang Verlag 1977. P.84-87, P. 190, P. 373-376, P. 482. 请参阅Song, Yun-Yeop:
Bertolt Brecht und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Bonn: Bouvier 1978. S. 116, S. 296. 请参阅Dscheng, Fang-hsiung: Alfred Döblins Roman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als Spiegel des Interesses moderner deutscher Autoren an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1979.S. 88-92. 请参阅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12. Gedichte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 366-367.
[18] 请参阅Detering, Heinrich: 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08. S. 96.
[19]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12月第1版（2004年8月北京第2 次印刷）第369页。
[20] 请参阅Wilhelm, Richard: Einleitung.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IV.-S.XXV. 此处为S. IV.
[21] 陈鼓应：修订版序。载：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12月第1版（2004年8月北京第2 次印刷）第7—13页。此处为第8页。
[22] Wilhelm, Richard: Einleitung.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S.IV.-S.XXV. 此处为S.VII.
[23] Wilhelm, Richard: Einleitung.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S.IV.-S.XXV. 此处为S.VII.
[24] Wilhelm, Richard: Einleitung.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IV.-S.XXV. 此处为S.XV.
[25] 歌德著:《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2008年10月第2次印刷第35—36页。
[26] Wilhelm, Richard: Einleitung.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IV.-S.XXV. 此处为S.XV.
[27] 《古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12月第1版第995页。
[28] 《古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12月第1版第498页。
[29] 《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年6月第6版第476—477 。
[30] Vgl. Der Duden in 10 Bänden. Das Standardwerk zur deutschen Sprache. Hrsg. vom Wissenschaftlichen Rat der Dudenredaktion. Band 8. Sinn- und sachverwandete Wörter. Hrsg. u. bearb. von Wolfgang Müller.2., neu bearb., erw. u. aktualisierte Auflage. Mannheim, Wien, Zürich: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86. S.301 u. S. 789.
[31] Wilhelm, Richard: Vorwort.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I-S.III.此处为S.I.
[32] Wilhelm, Richard: Vorwort.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I-S.III.此处为S.II.
[33] Wilhelm, Richard: Einleitung.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S.IV.-S.XXV.此处为S.VI.
[34]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Hrsg. von Gerhard Wahrig.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S. 886.
[35] Grosses Wörterbuch. Synonyme. Köln:Buch und Zeit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2000. S. 88 u. S. 426.
[36] 请参阅Detering, Heinrich: Bertolt Brecht und Laotse.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08. S. 70. 请参阅谭渊：《从流亡到寻求真理之路——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11月第6期第120—124页，此处为第121—122页。
[37] Vgl. Der Duden in 10 Bänden. Das Standardwerk zur deutschen Sprache. Hrsg. vom Wissenschaftlichen Rat der Dudenredaktion. Band 7. Etymologie. Herkunfts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Mannheim: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63. S.86.
[38] Wilhelm, Richard: Vorwort. In: Laotse Taoteking. 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I-S.III. 此处为S.I.
[39] 请参阅Wilhelm, Richard: Vorwort.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I-S.III.此处为S.I.-S.II.
[40] Brecht, Bertol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Prosa 4. Band 19. Suhrkamp Verlag 1997. S. 200.
[41] 司马迁：《史记》。七传（一）。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本第二一三九—二一四三页。此处为第二一四一页。
[42] Wilhelm, Richard: Einleitung. In: Laotse Taoteking.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IV.-S.XXV. 此处为S.V. 为考据研究方便，此段中文译文中重要语汇的德文原文系笔者自加括号标出。
[43] 请参阅彭永捷：《龙、凤、青牛与老子》。载：《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2期第90—93页。此处为93页。
[44] Laotse Taoteking. 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 83.
[45] Laotse Taoteking. 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 83.
[46] Laotse Taoteking. 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1911. Verlegt bei Eugen Diederichs. S. 48.
[47] Elias Canetti: Die Fackel im Ohr. Lebensgeschichte 1921-1931. München und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1980. S. 257.
文浩 祁箫 编辑 / 秋阳 钰涵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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