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课堂 | 大学国文课堂实录

本文是本学期的核心通识课程“大学国文”的课堂实录。文中主要介绍了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的乡土文学，并对三位著名乡土文学作家与其代表作进行了描述与分析。通过观察中国文学最具传统性和基础性的乡土叙事发生的变革，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已然发生的内在的根本性的变异。

Vol.879.1

通识联播

大学国文课堂实录

在上周介绍完八十年代“先锋派小说家”的代表人物马原、苏同、余华等人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九十年代，我将为大家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文学流派——“乡土文学”，以及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陈忠实、贾平凹和刘震云。

90年代后期以来，乡土文学概念受到重视，这与现代性理论的兴起相关。乡土的概念可以视为现代性反思的概念，是以情感的及形象的方式表达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或反动。但它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现代性的思潮中，人们才会把乡土强调到重要的地步，才会试图关怀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市或现代对抗。

当然，90年代以来的被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并非都是在有意识地进行现代性反思。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与现代性相关的那些反思性要素融合在其表达的主题中。我们之所以试图用“乡土”来描述90年代描写农村的作品，是因为它比农村题材这一概念更宽广更多文化上的内涵，更少了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村的规定意义。正是因为表征着中国文学最具传统性和基础性的乡土叙事发生的变革，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已然发生的内在的根本性的变异。

一

陈忠实与《白鹿原》

在谈及九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时，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陈忠实（1942—2016），陕西西安人，高中学历，1962年9月参加工作，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以来发表《蓝袍先生》、《地窖》、《轱辘子客》等中短篇小说多部，已出版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夭折》，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曾任陕西省作协主席。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图为陈忠实

《白鹿原》以其宏伟的构架，讲述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历史风云。白鹿两家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明争暗斗，惊心动魄。两个家族的争斗又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冲突，使得整个故事更加雄浑奇崛。对《白鹿原》的评价几乎众口一词把它看成是民族的史诗。作者在卷首也引述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中国当代文学很久以来就没有可以脱离现实意识形态的直接支配而具有恢宏气象的历史叙事作品，它既具有历史的实在性，又不是简单直接演绎当下意识形态，这就是陈忠实这部作品在90年代初期让人惊喜的根本缘由。

在诸多的评论中，当时名重一时的评论家雷达的评论《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几乎一锤定音，该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雷达在文章开篇就饱含感情地说：

“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

雷达评价说：“《白鹿原》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说它是民族灵魂的一面镜子，并不过分。……《白鹿原》正是以这样凝重、浑厚的风范跻身于我国当代杰出的长篇小说的行列。”

雷达反复强调指出，《白鹿原》的思想意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雷达进一步指出：“《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现民族灵魂的书。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轩身上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这是发现；但更多的发现是，在白嘉轩们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压下呻吟着、反抗着的年轻一代。”

我个人认为，《白鹿原》是中国现实主义的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小说历史叙事达到高峰的作品。它在艺术上的创新性并不鲜明，何以它会有这么高的评价？这么高的艺术地位呢？

（1）其回撤性的思想切合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集体意识；

（2）它的平实朴素而虔诚的叙述，真实准确地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终结时的景象；

（3）怀着西北风土人情的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褒扬，反思20世纪的激进革命与暴力；

（4）它具有强大的历史感与文化意识，尤其是它回到历史中去的朴实方式，使它具有了深厚的悲剧感。

史诗式的结构贯穿着中国20世纪革命的发生、发展与命运悲剧，历史在白鹿两家几代人之间不同的政治选择中展开。白孝文和鹿兆鹏的矛盾，引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背景。革命的选择与斗争，使主人公们的命运在偶然性的环节中发生并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

《白鹿原》试图在历史文化和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上来揭示人性，或者说它力图在人性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的层面上折射出中国民族的文化蕴涵。很显然，小说中的核心意象“白鹿”就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虽然有些空灵或含混，但还是较为明确地指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白鹿原》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的态度，试图以宗法制的传统观念来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走向世界的民族性标记，它反映了90年代初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自我建构需要，当然也存在着明显的理想化倾向。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社会普遍有回归传统的倾向，80年代对传统的反思性批判几乎一夜之间转向了对民族本位文化的全盘认同。

图为秦腔剧《白鹿原》照片

概括而言，《白鹿原》的艺术特色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小说对农业社会逝去的客观化反映；

2，小说对20世纪现代到来的酷烈表现；

3，塑造了白嘉轩的形象，重新确认传统文化的价值；

4，祠堂和戏楼构成的传统与现代的强烈对比；

5，西北乡村的风土人情的细致刻画；

6，抗不过命运/风水的“自然史观念”。

二

贾平凹与《废都》

贾平凹和他的《废都》，也是谈及九十年代乡土文学作品时，所绕不开的。

贾平凹1952年2月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8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出版《废都》。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凭借《古炉》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2011年出版《古炉》，近年出版长篇小说有：《带灯》、《极花》、《老生》、《山本》等。 2018《极花》获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

在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引发的影响和争议都超出以往，重要的是知识界对这部作品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废都》一度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废都》讲述八九十年代当代文人的衰败史，这一衰败的历程贯穿着文人庄之蝶与多个女人的情爱史。小说倾注笔墨描写了庄之蝶与女人们的性爱经验，写出了庄之蝶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文人内心的痛楚和颓废的心绪。“废都”的命名显然有现实指向性。

图为贾平凹

九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彷徨的情绪，贾平凹试图表现这种情绪，但他并不熟悉现代知识分子，他熟悉的是传统的中国文人，那是他的文化修养和个人经验。

传统文人的形象被借喻到当代现实中，《废都》最早预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复活。这与八十年代崇尚现代派构成极大悖反。

时过境迁，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废都》在当时所具的预示性意义，那就是它率先复活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复活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象。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既才情横溢，又放纵不羁；既正直仁义，又男盗女娼；既感时忧国，又色欲颓废。这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士大夫文人的形象。

贾平凹也表达了他的绝望感。庄之蝶的形象里融入的批判性并不鲜明，但作者对这种文人的欣赏则是充分的。如果要说“废都”之题旨，这里的“都”只具有一个地理空间的意义，并无实际的“都市”或“城市”的意义，它依然是乡村中国的放大形式，居住于其中的文人，也是庄之蝶这样的传统型的中国文人，并不是思想性的现代知识分子。因此，“废都”只是在文化意义上来说才成立，而文化，在贾平凹的观念中，那就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庄之蝶这样的才情横溢的中国传统文人及其文化，在当今时代遭遇崩塌，那就是“废都”的全部景象。贾平凹后来寄望于“美文”，显然就是呼应他的潜在主题：只有传统精神文化价值、传统美学才可拯救当代文化的颓败。

图为《废都》封面

他在“后记”中写道：“……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轮轮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文章而我却不能呢？！”

有人考证，作者虚构的主人公“庄之蝶”以及他的四个女人都出自明抄本排印的《元典选外编》本《庄生梦蝶》杂剧，该剧写太白金星率风、花、雪、月四仙女在庄周出世成仙的故事。但就小说的韵致，尤其是人物的情趣意味，颇得《金瓶梅》的神韵。

贾平凹发掘的传统文化再也不可能充当当代精神的指针。他的历史敏感性在于，他意识到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但过于消沉无为贾平凹看不到，也不相信传统文化可以在当代起到精神性建构的作用。他的兴趣还只是在美学上，而美学上的趣味那就只有颓废。颓废美学如此顽强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美学趣味的主导特质。

小说在描写那些精彩的场面时，总是利用那些经典名作暗喻经典文化的符码，给男欢女爱的故事提供原始素材，给那些引人入胜的场景提供句式笔法；而且它们直接构成了那些场合的背景和道具。传统文化就这样向着性文化转化，它们无力建构一个缺失时期的精神价值，只能建构失败主义者的美学趣味。文化的废墟里，只有这些断简残篇留存下来。对于庄之蝶，只有以性欲的方式去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对于贾平凹，只有逃逸到古典美学趣味中去才能确立艺术的信念。

确实，在今天，我们评价贾平凹的这样的文化意图和美学追求，或许还有些困难，它不是在肯定和否定的意义上可以明确决断的选择。在90年代初，贾平凹的文化企图太没落，又太超前。现代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悲歌，实际上是古典文化及其美学复活的挽歌。它就站立在当下文化“废都”上，眺望古典时代的废墟。庄之蝶唱的仿佛是另一曲牡丹亭：原来数风浪人物，似这般早已付于断井残垣。未来多少年之后，谁能说贾平凹的想象不是神奇的预言呢？

因此，整个90年代上半期，人们对贾平凹的兴趣和攻击都有一定程度的错位，其主导势力是道德主义话语在起支配作用，那些批判试图恢复知识分子话语立场，而贾平凹的复古与怀旧的悲情，则是反现代性的另一种文化立场，直到今天我们才会开始认真对待。

三

刘震云与《一句顶一万句》

除了以上两位作家，刘震云也是我们谈及九十年代乡土文学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物。

刘震云，1958年5月出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1978年以河南省文科状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1982年，进入《农民日报》工作。1987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塔铺》、《一地鸡毛》等小说作品。198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92年，出版小说集《一地鸡毛》。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温故流传》。1999年，出版《刘震云精品文集》。2003年，出版小说《手机》。2007年，出版小说《我叫刘跃进》。2009年，出版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近年有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等。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农民生活历史的书写；这里是喊丧、说话与友爱的经验构成的奇特的中国现代性的乡村经验。

这部小说的故事难以概括，由无数不断转折、变异的故事缀合而成。所有的故事都那么简洁，那么生动有趣，乡土中国最为本真故事总汇。

故事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要找说话的知心朋友，生命存在的意义要有可以交心的朋友和爱人。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说话、交友和相爱（不可能）的故事。

图为《一句顶一万句》封面

小说以说话为叙述动机。话里有话，事里有事，人外有人——这就是构成乡村中国叙事的特殊形式，这与西方小说的套中套结构有着鲜明的差异。如阿特伍德的《盲刺客》四重结构；大江健三郎的《水死》的三重结构；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的多元叙述。

一边是喊丧；另一边是农民有着强烈的说话的愿望，相互交流的愿望。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书写中，他们总是以沉默寡言的方式表达现代性，实则是现代性的遗落。在《一句顶一万句》，他们却如此渴求交流，渴求能说话，渴求朋友间、情人间说心理话。

在回归贱民的生活本身时，刘震云或许惊人地写出了现代中国农民另一种醒觉意识。这一醒觉起源于要交流的愿望，即说话的愿望，而且是共同语言。内心的共同语言。友爱的来源与证明均属于说话。

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书写，农民作为沉默无语的人物。革命文学中他们成为主角，但他们说的是“大道理”。显然不一定是他们的真想说的和真能说的。

《一句顶一万句》农民源发自自己内心的交流愿望，要找个能说到一块的人。

以杨百顺为轴心的上下三代人：父辈的卖豆腐的老杨和赶车的老马，剃头的老裴和杀猪的老曾，他们要说出心里话。

杨百顺看到（或听到）了那些能说到一块的人，老高和吴香香；子辈的牛书道和冯文修，兄弟情谊的破损。

牛爱国看到的是庞丽娜和小蒋，还有他自己和章楚红……等等，他们都能说到一块。

友爱现代性的表征可以从以下几点概括：

其一，这是底层的贱民之间的交流，寻找朋友友爱，为的是说出心里话。而我们可以从这一行为中看到乡土中国自在生长的现代性，另类现代性含义。

其二，个体对自我有反思性的行动，他要把自己的内心独白对象化，要把心里话说出来。私塾先生老汪却说话不利索，要到野外走。

其三，个体身上体现的民间智慧的原生形态。 老杨与老马，这里再也没有“大真理”，只有小道理。他们有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其四，友爱伦理替代了家庭伦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因此过于依赖家庭伦理的肯定性表现，它几乎是真善美价值的全部资源。这一点也使中国的乡土的叙事表现的社会关系和人的自我意识，始终囿于家族的结构之内。

丹阳 编辑  /  文浩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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