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纪实 | 帝国理由五百年：批判与反思

本文是通识核心课程“公法与思想史”的沙龙纪实。在本次沙龙中，章永乐教授为同学们分析了“帝国理由”这一概念的来源、发展与应用，其后，现场的20余位同学就这一主题与老师展开讨论，讨论内容涉及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现场气氛热烈。

Vol.1178

博雅沙龙

帝国理由五百年：批判与反思

本文是通识核心课程“公法与思想史”的沙龙纪实。在本次沙龙中，章永乐教授为同学们分析了“帝国理由”这一概念的来源、发展与应用，其后，现场的20余位同学就这一主题与老师展开讨论，讨论内容涉及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现场气氛热烈。

图为沙龙现场

沙龙回顾

首先，章永乐老师对于沙龙的主题进行了介绍。老师指出，“帝国理由”（Les raisons de l‘Empire）是参照“国家理由/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概念发明。西方已经有作者将这一概念用于分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对其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章老师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对于近代殖民帝国扩张过程的研究中，指出殖民者会使用种种“帝国理由”对扩张与统治的行为进行正当化，重点在于论证相关行为合乎神意、自然法则、人类的普遍利益，或被统治者的利益，等等。  

章老师举了若干例子，在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诗歌《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就是将殖民统治论证为教化万邦、促进世界进步的事业，纵使殖民者的努力得不到被统治者感激也无怨无悔。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诉诸文明等级论，为美国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警察”权力作论证。而晚近也有发达国家政治精英以地球环境为由，认为中国人、印度人不该过上和欧美国家同样的生活，他们的发展权应该受到限制，这或许是以地球为名义给出的某种“帝国理由”。

图为对诗歌《白种人的负担》和其作者吉卜林的介绍

围绕“帝国”的定义，章老师指出，帝国是其中心扩张所形成的大型的政治单位，在治理的过程中保持着区分和等级，其治下的民众并不具有一种单一的公民身份，用不同的法，治不同的人，是帝国的常态。帝国中心实行何种政治体制不影响帝国的定义。“公法与思想史”课程讨论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帝国，就是近代殖民帝国。殖民帝国的“帝国理由”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如海洋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可以由某些国家占有？欧洲之外的土地，哪些可以被界定为“无主地”？对于已经有主的土地，可以以何种方式获取？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是什么？非欧洲族群的文明程度与其法律地位有何关系？为何不能拒绝自由贸易？等等。

在一战之前，中国被东西方列强视为“半文明国家”，不配享有完整的主权。中国之所以未遭瓜分，除了中国民众的反抗带来的威慑之外，还有列强在华势力的相互冲突、相互牵制因素发挥作用。但这种相互冲突和相互牵制，也使得近代中国很难产生对地方武装力量具有强大控制力的中央政府。而这正为中国革命力量提供了从局部的“红色割据”，不断发展壮大，最后走向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在此过程中，中国基层社会经历了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革命者从人力、财力、物力上都能够依靠基层民众而非外力，这使得他们在对外能够表现出坚强的斗争意志。深刻的社会革命造就了新中国强大的主权与独立自主的品格。而由于这是一场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发生的革命，它对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在很多方面比俄国革命更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章老师指出，研究近代殖民帝国的“帝国理由”，最终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历程。

“帝国理由”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交流与讨论

Q：在思想史和当下发展的过程中，“帝国理由”对于帝国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什么需要这些理由？

A：帝国（empire）是经历过空间扩张，其政治中心以不同的法和制度治理不同的族群的政治单位，它在扩张中还有可能和其他的政治单位发生冲突。帝国的统治中心需要回应三方面的需求：（1）让它的统治机器本身保持自信；（2）使被统治的族群自觉接受它的统治；（3）在与其他政治单位的竞争中胜出。像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那样直接诉诸“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反而对雅典帝国是有害的。历史上能够长治久安的帝国，总是会作一些理论建设，诉诸被统治者的利益或普遍利益，而非仅仅诉诸统治者的理由，如果没有正当性论证，统治的成本就会非常高。近代殖民帝国面临一个更为动态的世界，对理论建设的需求更大。作为近代殖民帝国的受害者，中国领教了许多“帝国理由”，作一些总结工作是必要的。

图为“公法与思想史”课程内容的介绍

Q：“帝国理由”讲述的对象是谁？比如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可能更多是争取具有海上优势的列强，而吉卜林的诗所争取的对象则也是同样在基督教背景下的欧洲人，而不是印第安人？应当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种话语的调和与争取是否具有限度？

A：有不同情况。有一些是帝国的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帝国理由”遂成为内部辩论的一部分，比如西班牙的Vitoria，Las Casas与Sepulveda等人的辩论，传教士指责世俗殖民者胡作非为，是殖民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还有帝国之间发生辩论的，比如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具有与当时西班牙主导的葡萄牙殖民者辩论的意图，当然也回应了荷兰内部反对暴力的门诺派教徒。殖民者很少会与被他们界定为“野蛮”等级的原住民辩论，因为力量差距实在太大。但在遭遇到中国、日本、奥斯曼土耳其这样的被归入“半文明”等级的非西方国家后，殖民者的一些“帝国理由”也是说给后者的精英听的，比如说要建立领事裁判权，就要论证后者的法律存在“文明程度”上的根本缺陷。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情绪的逐渐兴起，殖民者更要做许多说服工作，如英国在印度、美国在菲律宾，都有不少针对当地精英的话语建构。一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领土型殖民帝国的“帝国理由”就日益丧失说服力，随着一系列领土型帝国转型为“非正式帝国”，他们的理由也就会发生变化。

Q：一个国家内部的政体和对外政策的选择是否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律？

A：如果一个政体自身的运作是被资本的力量所主导的，平时也不怎么节制资本，在国力足够强大的情况下，资本就会对外扩张，在很多时候还会拉上国家权力为它的狭隘利益背书。比如英国的鸦片商人，就忽悠了英国议会下议院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从霍布森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都分析过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制度、政治博弈之间的关系。只是霍布森过于乐观地认为，帝国主义就是一个政策问题，可以通过改变国内政策来避免，而列宁看到了，如果不问国家政权掌握在谁在手里，谈政策改革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相反，一个有能力在国内政治中节制资本的政权，在对外政策中，也会更有能力避免被少数资本利益绑架。

图为与同学们交流中的章永乐老师

Q：帝国理由的选择和帝国扩张过程中具体统治技艺的选择有着什么关系？

A：“帝国理由”是对帝国扩张后遭遇到的具体实践问题的回应。不同殖民帝国遇到的问题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比如荷兰人首先要解决和葡萄牙人的海上贸易冲突问题，英国人迫切需要夺取原住民土地，不同的紧迫需要，导致他们在“帝国理由”上的核心创新有所不同。但殖民帝国毕竟具有类似的统治需要，所以许多“帝国理由”具有传染性，比如说“文明等级”“教化的使命”这样的话语，19世纪的殖民帝国都在用。洛克通过“劳动”的理由来证成英国殖民者对于印第安人土地的夺取，后来美国人继续用，法国人也用了。

Q：我们一般认为国际法主要是争夺话语权的问题，那么是否存在超越国家和民族特定利益的国际法？

A：法律规则就有分配利益的功能，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强势的力量，把自己的利益论证为普遍利益，打着“普遍”的旗号多吃多占。而利益受损方就会批评，这不是普遍利益，而只不过是你的私利罢了。但这里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掀桌子，论证大家没必要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大空间理论”和日本的“广域国际法”，就有“掀桌子”的味道；另外一种是继续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谁吃得多谁吃得少，还要争一争。只要大家还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就需要“共同利益”的话语，哪怕是把自己的私利包装成为“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话语还是少不了的，必须从话语功能上把它设想为超越个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当然，现实中的博弈非常复杂。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单极霸权，国际法规则会比较多的反映它的利益，但它也会有动力推动对其他国家执行这套规则；如果存在若干势均力敌的国家一起制定规则，私利相互抵消之后，规则定下的利益分配模式可能更能反映客观的“共同利益”，但是执行机制的建设会是个难题。当代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规则制定和规则执行两个层面的落差，值得我们关注。

Q：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被西方视为普世价值的内容，在西方本身已经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价值观还能够被视为是普世价值嘛？

A：每个社会都有一些核心价值观，往往是通过一些抽象的“大词”来表达的，这些大词有两个功能，一是对实践进行正当化，二是对实践进行批判，这些“大词”必须足够抽象，解释上必须有比较大的灵活性，才能够既能维持集体认同，又不阻碍社会必要的变革。这样的话，如果一个社会做得不太好，就可以这么解释：不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有问题，而是我们践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践行得不够。19世纪中国碰到西方列强，屡战屡败，一开始就是这么解释的：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没有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但甲午战争之后，许多人对这套价值观体系本身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讨论也就日益溢出经学。这并不是说儒学在逻辑上已经耗尽了它的解释力，而是继续用原来的那些“大词”来解释现实的意志正在走向枯竭。这是中国近代的经验。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要遭遇一系列足够大的挫折之后，才会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产生怀疑，否则它还是会这样解释：我的价值观体系没问题，只是我做得不够好。另外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当下的核心价值观表述，大部分关键词也是西方社会的关键词，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词全都有，中国的特色在于对三个层面的区分以及相应的价值排序，这就产生了体系性的差异。

图为章永乐老师

Q：美国政治极化的情况会对于“帝国理由”产生怎样的影响？

A：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当代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冷战时期，这个帝国的空间范围受到苏联的制约，而为了防止发生内部革命，它也推行了一些节制资本的社会改革，打造了一个橄榄型社会。但冷战结束后，这个“非正式帝国”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在失去另一种社会愿景的压力之后，放松了对资本的约束，金融资本力量大增，社会分化加速，而美国的资本精英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以获得更高利润，其结果是大量制造业离开美国，许多中产阶级往下跌落。新自由主义的“非正式帝国”损害了帝国中心社会中下层的利益，而那些经济和社会地位下降的公民手里是有选票的。所以我们看到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看到一位美国总统公开对新自由主义的“非正式帝国”原有的“帝国理由” 表示不感兴趣，不管它是自由贸易，民主输出，人道主义干涉，还是气候环境。他热衷于讲的是“美国利益”，这对于盟友和对手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政党轮替之后，在2021年，我们大概能够看到一些“帝国理由”的回归，但是美国国内的两极政治格局，还是会制约民主党政府对于这些理由的运用。让我们拭目以待。

教师介绍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领域涉及西方法律史、公法与政治理论、中国近代政治史与思想史等领域。近期研究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法律伦理与政治伦理等议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2011，2016）《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2017）《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2021年即出），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中华 编辑 / 之杨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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