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新杯 | 阿基琉斯和野孩争夺领导权

本文是第一届“怀新杯”经典·阅读·写作大赛一等奖作品，作者是丁一佳，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2018级本科生。本文是对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第五部·第一卷·十六“长兄如何成了父亲”一章的重写。

Vol.1213

怀新写作

阿基琉斯和野孩争夺领导权

丁一佳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一

正文

巴黎的确在六月六日清晨的歌声中短暂地苏醒了，但紧随其后的新型火炮的轰隆巨响立刻把巴黎吓得再度遁入沉睡。怒火在一八三二年输给了忍耐。由于忍耐把麻厂街街垒的英雄主义与巴黎的其他部分隔绝了开来，因此在卢森堡公园游荡的两个孩子一点也不知道人类历史的伟大转折正在他们几法里之外上演。

这两个孩子正是被德纳第卖了个好价钱的两件商品，也是伽弗洛什挂念的“伢子们”。他们为什么不在和伽弗洛什分开后回到拿破仑的庇护下——那个象肚子里呢？

因为他们被巴黎吞没了。

两个孩子，七岁的紧紧牵着五岁的，五岁的牢牢抓着七岁的，在离开伽弗洛什后就像两个原子掉入了巴黎这片大洋。就这样他们成了流浪的孤儿——而不是野孩——的一分子。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出生之前早已挖出了自己心上名为“父爱”的那块柔肠；他们的母亲已经因为一场丑陋的勾当丧命，其实她本来就不爱他们；他们想念的、用稚嫩的发音哭喊的“马侬妈妈”和“密斯小姐”都已锒铛入狱。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孤儿了。但他们目前仍不是野孩，而是处于错愕地呆立在人生的剧变前的时期。社会代替母亲，用自己冰凉苦涩的乳汁重新喂养这两个小流浪汉，而野孩则是这种喂养结束的产物。

一八三二年二月九日清晨，在这两个孩子和伽弗洛什分开后，由于过去还算富庶的生活习惯作祟，他们打算先解决自己的早餐。前一日理发师的愤怒提示他们小资产阶级的良心只精确地关照到自己的店铺门缝边儿，于是他们只得去寻求上帝：他们要去教堂碰碰运气。

象肚子位于巴士底广场的东南角，站在拿破仑的大象边就可以望见巴黎圣母院细瘦的尖塔，远征埃及的英雄以自己布满霉斑和铁锈的庄严与上帝在尘世的驿站遥遥相对，中间一切的纪念碑、街道和奔忙的人群都在这种对视中显得渺小无比。历史正是以这样的面貌呈现给它的观看者的：具体的生命的哀嚎被美丑、幸福、上帝等等这些永恒的话题所掩盖，人民被英雄的壮丽传说所掩盖。从巴黎圣母院走到巴士底广场，这是一条寻找人民的道路。

对这两个矮小、瘦弱的孩子，每一座待路过的纪念碑、每一条待跋涉的街道、每一堆待穿越的人群，都使他们细竹竿儿似的小腿感到酸胀发软。他们从清晨走到正午，从解决早餐变成乞讨午饭。太阳在他们的头顶滚动，巴黎的春天在他们的两侧飞奔，花苞含羞带怯地吐露一丝少女芬芳。孩子生来就是享受幸福和美的天使——要是肚子的咕咕声不来破坏亨利四世林荫大道的蜂鸣、圣路易斯岛的鸟语和塞纳河上女郎的娇笑的话。如果两个孩子在巴士底广场还有略有精力为一只跳跃的松鼠感到惊异，那么当他们终于摸到圣母院的大门时，他们真是站都站不稳了。“可怜的孩子，明天再来吧”，救济嬷嬷的这句话却是他们这趟旅途唯一的酬劳。

当贫穷饿着肚子的时候，它不是化身成罗伯斯庇尔就是化身成独眼巨人库克洛普斯；但若贫穷吃饱喝足，它就会有那么点儿相信上帝，甚至还能凭借自己的良心“爱邻舍如同自己”。一个领了救济的巴黎正宗野孩就对这两个不幸迟到了的小流浪汉喊道：“去找‘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先生’！”那两个孩子没能听清，于是出于礼貌和孩子间奇妙的磁力，他们往那个野孩坐着的巷子口走近了几步。

“哎，收税员先生！过来干什么呀？难不成还能从我身上倒出一粒面包屑？！”那个野孩跳了起来。

“不是，我们想问您……”

“我还能不晓得！两位住杜伊勒里宫的大人！你们昨天晚上刚‘tortiller’（黑话，吃的意思）过东西吧！这有什么打紧的呀。”

“我们只是……”

“好吧，两个小宝贝，我这就领你们去找那个善良的老头儿”，那野孩用他天真放肆的眼光评价了一番这两个孩子娇嫩的四肢，摇了摇头，“看来是没法儿抄近路啦，两位‘小姐’！”

这个野孩自顾自地做了决定，一眨眼功夫便已扯着这两个孩子钻入了一条巷子。两个孩子由于一开始就没听清这个野孩的建议，又不懂黑话，只好像被拖着的火车厢一样机械地跟着跑。他们还没想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向着法郎和面包的冲锋就突然刹了车。两个孩子又一下子被丢进一个废弃的破洗衣筐里了，他们呆呆地看着那个野孩隐入房子的夹角。一个高大的、瞪着眼睛到处嗅的侦察员站在巷子口。

野孩先是骂了一句下流话，在他细细打量后发现这条巷子里不仅没有岔路，甚至连截绳子也没有时，他更是做了伽弗洛什在王家印刷局哨所对国民自卫军做过的动作。他的眼睛里射出野孩常见的那种游侠式的目光，他对那两个孩子轻声说：“听着，伢子们。这个雷子曾看见我‘affurer’（黑话，偷的意思）面包——当然，他抓不住我——但今天我带着你们两个憨宝！”他又思考了一下，立马做了决定，“不成，你们得自己走，听着，去圣日耳曼郊区，圣雅克·德·奥·巴教堂。”见那个大的点了点头，他轻而快地说：“保重！自由万岁！”于是又一眨眼隐入巴黎这个无底洞了。

原子式的贫穷在法律这个骇人的怪物面前不得已先行退场了。一八三二年的法律尽管充斥着公正和平等的反义词，但在这样一堆黑森森的刑具上居然有所谓的上帝来做盖子，有埃阿斯来对见者心惊胆战。贫穷和愚昧，这对社会和法律媾和而生的孪生兄弟，至一八三二年以前长期支配着人的身体和灵魂。人的身体在贫穷的勒索下消瘦、染病、夭折，人的灵魂在愚昧的迷雾中变成畜生。但幸而良心，这是真正的上帝对人的恩典，正在蔑视身体的痛苦——说实话，他们除了痛苦已经一无所有——像女神一样举起浸满鲜血的战斗的红旗；幸而理性，这是上帝的另一恩典，在卢梭的投枪、丹东的演讲、马拉的怒叫下，逐渐光芒四射，照亮全人类的头脑。一八三二和即将到来的一八四八，从宗教看，是上帝站在进步的一边；从法律看，是人终于发现人的幸福，而不是守法，才是生活。

野孩跑远了，留下在洗衣筐中的两个孩子。小的那个孩子，根本没明白这野孩是从哪里来，又怎么突然消失，他们是如何在圣母院的巨型拱门前一眨眼被塞在这个臭气熏天的洗衣筐里的。大的那个孩子想明白的并不比他的弟弟多，但好歹记住了“圣日耳曼郊区”和“圣雅克·德·奥·巴教堂”这两个词。当然他们不认得路，何况圣日耳曼郊区位于巴黎的角落。

正当孩子为了目的地发愁时，在利弗什店，安灼拉目睹了格朗泰尔是如何在赌桌上，而非在小讲台上完成了他夸口的演讲的。但安灼拉的失望、愤怒只是一晃而逝，骄傲的俄瑞斯忒斯绝不会因为皮拉德斯的酣醉而心灰意冷。安灼拉深信绝对真理站在他这一边，而绝对真理之所以是绝对真理，是因为它不需要辅佐，当它出现时，它自身的光芒足以照亮一切谬误的阴影，绝对真理本身就足以实现自身。对主权的尊重是自由，国家由人人对主权相等的让渡而诞生是平等，集体对个人的保护以及人对人的主权的尊重是博爱。自由、平等、博爱难道会不是绝对真理吗？尽管十九世纪的敌人是强大的、落后的法律和社会是牢固的、陈旧的成见是普遍的，但是，自由！平等！博爱！那样的一个乌托邦！那样幸福的二十世纪！为此支付的英雄的革命！哪一样不是绝对真理？哪一样不会必然来到？当安灼拉从利弗什店走到梅恩便门时，他云石雕塑般的脸又坚毅了。

安灼拉从不怀疑，既不怀疑自己的绝对真理，也不怀疑人民正在遭受的饥饿、寒冷和愚昧。但当安灼拉走到马萨斯街时，两个行色匆匆的印刷工人从他身边路过，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得武装起来！”这句话和格朗泰尔带来的失望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生成了一粒怀疑的碎屑，降落到了安灼拉的灵魂上，但这怀疑太细小了，就像往海里加了一粒盐，小到安灼拉甚至不清楚这怀疑的对象是什么。无论如何，这样的怀疑总是恼人的，安灼拉在马萨斯街停了下来，他开始沉思。

那两个小流浪汉，正凭着一种孩童特有的敏锐直觉跌跌撞撞地往圣日耳曼郊区前进。他们穿过圣米歇尔广场，路过加尔默罗修院。现在他们走到马萨斯街了。

这相互支撑着走路的两个孩子，他们的肩头在春寒中冻得通红。儿童的苦难永远是最让人心惊的话题之一，任何试图谈论人的思想必须在此接受检验。孩子为什么不得不受苦？甚至这种苦被视若无睹：德纳第认不出伽弗洛什、为了每个月十法郎的收益“借出”这两个孩子，如此心肠居然在穷窟里司空见惯。宗教学家试图以原罪来解释孩子的苦。但是饿了要吃，渴了要喝，这算不算一种原罪呢？奥古斯丁在这之上强加的罪名是否公正呢？与孩子的受苦相当的是妇女的受苦。妇女在玫瑰似的少女时期找不到蔽体的衣物，在丰满的少妇时期为了十法郎逐渐剥掉自己的礼节、羞耻、甚至孩子；在理智成熟的时期像母狼服从公狼一样服从自己的丈夫。妇女的堕落比孩童的苦难更悲哀，因为孩童冻得发红的膝头总能染红观者的眼眶，但是凶悍、泼辣和出卖自身的妇女却得不到任何同情。但这二者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必须正视自己制造的问题。

这两个孩子逐渐走近了沉思的安灼拉。这是一尊柏拉图的塑像，安灼拉的灵魂在乌托邦，他的身体凝固在地上。在这样的沉思中，安灼拉自然找不到那粒怀疑的碎屑，“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作为手段的革命，当然都是真理。革命，这个流血的代名词、家庭的拆散者，在安灼拉看来是达到真理必须支付的通行税，不论它浸润着多少鲜血，也不论暴力是否最终将以军政府或者白色恐怖的形式伤害它自身。因此安灼拉也是阿基琉斯，他是天生的领袖、天生的战士，坐在海船边的沉思不会阻挠他返回战场，他也不需要巴黎做后盾，因为他追寻的是绝对真理，真理不需要帮助。

现在这位阿基琉斯站起来了，他看到两个小叫花子拖着脚步走过，于是他把五法郎放在小的那个小乞丐手上后便直起身子离开，这两个小流浪汉在他看来只是巴黎无数流浪汉中年纪比较小的两个。可是这是闪着银光、发着热、包裹着面包和奶酪的香气的五法郎！两个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喜悦惊到发了愣，一会儿盯着手上的银币，一会儿好奇地瞧着这位冷冰冰但慷慨的俊少爷越走越远。他们竟发愣到在大街上大张着手任这银币大大咧咧地躺在小的那个孩子的小手心上。突然，不知从哪里窜出一个矮小、佝偻、精瘦的东西，一下把这孩子的法郎抢了去，立刻消失不见了。那两个孩子以为自己无意见证了魔鬼的胜利，天神的恩赐被一个潮湿的穷鬼掠夺了！这个鬼是德纳第，他在阴渠里嗅到了钱的气味，现在又回到地下去了。

这两个孩子还是要到圣雅克·德·奥·巴教堂去。

暮色洇开，日头渐渐西沉。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先生——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冉阿让——决定携着珂赛特回卜吕梅街了。在大路和卜吕梅街的十字路口，他们看见两个垂头丧气的孩子正从大路上经过。可是冉阿让大衣里的钱已经全部布施给穷人，他丝毫不对自己干瘪的钱包感到怨恨，即使其中一个穷鬼张口就要一千法郎。社会抢劫穷人，穷人再抢回来，这是过去两千年的铁律。穷人和社会的良心一同被蒙蔽了，所以对珂赛特这面天真纯洁的镜子，映出的是披着丝绒外衣的社会和臭烘烘、贼兮兮的穷人。啊，穷得高尚的马吕斯！珂赛特更爱他了。

冉阿让以自己的颠沛为参考，一眼就看出这两个孩子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于是他喊住他们：“两个孩子！到这儿来！”但这两个孩子已经被巴黎这个奶娘反复无常的脾气吓得有点反应迟钝了，他们只是茫然地朝冉阿让的方向送去了一瞥。

“孩子们，跟我去卜吕梅街吧。”冉阿让跑上前去弯腰对两个孩子说。两个孩子或许听见了一些声音，但看见了一个严肃却和蔼的老人，又或许什么也没看清，但听见了一句善意的邀请，同样的话阿尔基努斯和娜乌茜卡也曾对俄底修斯说过。被身体的疲惫和饥饿拖累的灵魂是不能思考的，两个孩子再次迷迷糊糊地跟着冉阿让走进了卜吕梅街的铁栏门。两个孩子在享用了面包、奶酪和牛肉，并看着两个金路易被塞进他们的手心之后，终于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并且开始打量这位阿尔基努斯和他的娜乌茜卡。

那位娜乌茜卡，也就是珂赛特，正用和两个孩子同样的目光打量着他们，系着中国丝绸的白绉纱帽下明亮快乐的眼睛瞧着羡慕、胆怯、思念母亲的两对眼睛。珂赛特就像今日的大部分青年一样，由于涉世未深且思虑未足，故能完整地看到事物的表象，相应的代价是，他们把看到的一切都草率地归给自己的观看对象。那丑人的诚实、美人的奸诈，那穷窟里的良心，隐藏在穷窟背后的社会这个盗窃犯，那造成人民的贫瘠和疾病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不能被他们瞧见。他们因这种视力的缺陷而对丑人侧目，对穷人掩鼻，对有产者致敬。冉阿让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他只是带着珂赛特去感受贫困，却不解释贫困。他出于对珂赛特的爱，不让过去的腥味污染幸福的未来，甚至忘记了人类历史是不间断地长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进步就无从谈起，何况进步在一八三二年远远没有完成！冉阿让面对过仇恨这个魔鬼，因此他想让珂赛特避开一切仇恨，但进步正是仇恨一切腐朽、蜕化和堕落的。

那位慷慨的、拳头粗壮的阿尔基努斯，也就是冉阿让，他的白发在烛光和炉火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种金色和红色混合而成的奇妙色彩，天使和魔鬼同时潜伏在他的头脑里。唉，可怜人！谁不想成为幸福的金色的天使呢？可惜地狱的骇人的红光遍布历史，把人照成魔鬼！这两个孩子对这位老人又敬又怕，冉阿让善良、高尚，但正因为他选择做了天使，而非尘世的领袖，因此此世的人民钦佩他、爱戴他、同情他，就是不和他一起战斗、为他效忠。人性的玄妙恰在于此，滑铁卢之后仍有不计其数的人愿为被十九世纪抛弃的拿破仑效忠，却丝毫不会想到为这位圣徒、殉道者，甚至耶稣本身效忠。因为冉阿让只是把金路易给人，而不是把真理给人；只是救人，而不是反抗；冉阿让是耶稣，但人民需要丹东。冉阿让固然在完善自己的道德、洗刷自己的良心上做到了与天使平齐，但上帝不会因此而赦免人类。

这里也就可以顺带一提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巴黎短暂苏醒之后为何重新戴上冷漠的面具。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为什么像安灼拉这样天生的领袖只能找到五十个战士？因为安灼拉本人也是冷漠的，他热切地追求真理，却冷漠地观看人民。革命的关键问题是，英雄为谁流血？应当清楚，绝对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幸福，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实现幸福的条件，其地位和暴力并无区别。贵族出身的安灼拉没能把握革命的关键，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革命，但在他的理想中人民只是真理的附属品。他追求主权，但没问自己是谁的主权。他的灵魂漂浮在洞穴以外，却要叫洞穴里的人帮他触碰太阳。阿基琉斯在伊利昂城门前对那些兵士的冷漠现在原封不动地继承给了安灼拉。这样的冷漠阻止了安灼拉深入人民的生活。不仅人民所痛苦的安灼拉不能体会，人民所珍视的安灼拉也不能体会。家庭，这个革命战士最大的动力或阻力，对安灼拉是一个十足抽象的概念，他理解的家庭是只应天上有的完满家庭。现实中丈夫对妻子的爱、儿子对母亲的思，以及这些情感是如何点燃或者熄灭他们的怒火的，安灼拉通通看不见。甚至不被社会承认的妇女、不被法律保护的儿童，安灼拉也不看。因为安灼拉看不见人民，所以人民也看不见他。那两个孩子早已将他遗忘了。他们宁愿去找那个野孩：一个穷人是失望的，三个穷人是充满希望的。一八四八年正在到来。

第二天上午，两个孩子带着一夜酣眠后的精神气，一肚子的奶酪和面包，以及口袋里藏得隐蔽的金路易离开了卜吕梅街。

他们决定去找伽弗洛什或那个野孩。

二

经典文本选择理由自述

《悲惨世界》是一部人民从受苦到反抗的史诗，背后是雨果对法国以及人类社会的思考。在最后两部，雨果对一八三二年失败了的巴黎人民起义给予热情的赞扬和深沉的反思。一八三二年和一八四八年被雨果富有深意地进行了比较，而后者正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无产阶级的反抗紧密联系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因此我选择《悲惨世界》，主要围绕其中描绘的一八三二年起义进行思考，希望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曲中找寻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背景。

除了高亢的革命，雨果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一个弥漫着哀声的世界，他所描绘的赤贫状态以及社会对个人的盗窃在今天并没有消失。今天精神的贫困这个新议题占据了人们的视野，物质的贫困反而戏剧性地被忽视了，这种贫困尤其祸害儿童和妇女。比如普通的工薪家庭无法供孩子参加补习和兴趣班，甚至上不起好的学校，导致高考这个相对最公平的途径都无法使这些孩子改变命运。而造成这些贫困和盗窃的原因，诚如雨果在序言中所说，是社会和法律对个人的压迫。这种压迫在今天仍旧存在。从拼多多员工猝死事件到工资性别歧视，是社会对个人的压迫。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人类到达乌托邦之前的最优选择，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反思法律，不论是反思其至高地位的正当性还是反思具体的法律条文。于是我问自己，在雨果的时代，穷人是一场英雄主义的悲剧的代名词，那么在今天，贫困是什么？

不论是反抗还是苦难，雨果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民。如果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主要是探讨美丑道德这些抽象的命题，那么《悲惨世界》的主角冉阿让丝毫没有流着贵族或资产阶级的血液。我一直认为人民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名词：谁是人民？人民等于穷人吗？人民和人类什么关系？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通过描绘卞福汝主教的高尚、冉阿让的仁善、珂赛特的天真、马吕斯的忧郁、德纳第的奸诈、沙威的愚忠，展现了一幅与日常成见不同的人民画卷。雨果对人民的外延和内涵及其历史作用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人民不是完全的褒义词，因为人民也可能犯错，放任七月革命有始无终；人民不是穷人，沙威作为旧的法律看门狗的象征，雨果对他表示真切的同情；人民不等于人类，狡猾的德纳第夫妇被雨果毫不犹豫地比作动物。

与人民这个话题相应的是革命的领导者的问题。雨果塑造了安灼拉、公白飞、古费拉克等一众鲜活的一八三二年青年领袖的形象。并留给了读者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一八三二年起义为什么失败了？雨果将巴黎大部分人民对这场起义的冷漠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毕竟仅凭安灼拉等人绝无战胜数万军队的可能。领导者和人民的关系是研究革命的一个永恒话题，因为它决定着革命的成败。不仅安灼拉是失败的，主角冉阿让所代表的基督同样不能解放人。结合马克思和中国经验，我问自己，应该让谁做领导者？领导者与人民应该是什么关系？

由于字数有限，并且需要使我的重写能融入整部小说，即剧情、语言和思考缺一不可。因此我的征文中并没有涉及以上所有的问题，在此感到万分遗憾。

姚远 编辑  /  中华 校对

通识联播

精彩依旧继续

来稿请寄：[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