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宣传月】心声 | 张进:高压时代,任何人都可能突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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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字记录
当时,抑郁症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名词,并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其实,此前我做新闻还负责医疗这一块,我们也曾经做过关于精神疾病的报道,也涉及抑郁症。但那时候对于我来说,抑郁症这只是三个字而已。
因此,当我在2011年出现各种症状的时候,我并没有把自己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认识到整个社会对于精神健康的知识多么缺乏。尽管我作为一个新闻人甚至做过这报道,但当自己真正发生了抑郁症的时候,却仍然不知道抑郁症到底是什么?
后来,当我进入到一个疾病的新阶段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精神健康知识是多么重要。这个应该也是我后来做一系列事情的一个初衷、一个动力吧。
当时应该是没有的,后来很多人都夸奖我,说我多么勇敢。其实当时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那时候处在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转向,因为我当时得的不是抑郁症,准确的说叫做双向情感障碍,急性抑郁发作,经过了一个非常曲折的治疗过程,治疗无效。但吃了大量抗抑郁药之后呢突然一下转向了,这个转向的特点呢就是重度抑郁的反面,一下子变得特别有活力,所有的状态就是从地狱一下子转到天堂。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个人是会变得非常积极的,非常乐观的,也是非常大胆的。在这个时候就无所畏惧,像什么病耻感之类完全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记得当时是处于一种死里逃生的极度狂喜之中,非常兴奋。我记得当时我回到单位,立刻滔滔不绝的几个小时不停给大家讲自己的这个过程,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了,这就叫转向。因此,在这种转向之中,在一种死里逃生的快乐当中,是不会考虑到病耻感的。当然了,后来当我开始写第一篇《地狱归来》之后,以及开始在面向所有公众来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考虑到的,因为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转向那么简单了。
那时候我在考虑的一个是责任感,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让我知道当一个人最初患病的时候,那种茫和恐惧、那种无助、那种无奈,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而我自己经过了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我觉得能够体会,能够感同身受患者的痛苦。我正好也有这些经验,我就想,还是应该把这些知识非常系统地写成文章,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少走弯路。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系统地学习精神健康知识,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知识,开始用我自己的特长写作,来一篇篇地写。用了三年的时间吧,把三年的文章汇总在一起,就成了现在的第一本书《渡过》,目前发行量应该有十七八万册了吧。可见社会对于精神健康知识的这种渴求程度。
在2012年的时候,要在社会上获得关于抑郁症的知识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到了今天,在我创办了渡过之后,在尚善公益基金会成立,以及后来很多的抗郁组织,比如郁金香等等成立以后,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现在社会上获得精神健康的知识已经不像当年那么困难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些民间抗郁团体的一个贡献吧。
如果说前几年是科普这块空白还比较多,现在,科普的任务远远没有完结。我曾经认为在我们做了科普七八年之后,现在社会上有了这么多关于抑郁症的公号、网站,全社会对精神健康知识应该已经知道很多了,但事实却不然。因为,我们这个圈子大家虽然已经对精神健康耳熟能详了,但是在我们圈子之外还有更多的人。比如我们民间抗郁组织,这么多组织加在一起,我们影响的人一两百万吧,但整个中国抑郁症患者就有九千万以上,他们的家族加在一起那就是上亿人,而能够知道我们这些民间抗郁组织的也不过就是一两百万。可见社会上还是有大量的人,抑郁症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盲区。
因此,精神健康科普还是未有穷期的,这个工作在未来仍然还是需要花大力气来做的。另外一个,我认为还是病耻感,其实就是因疾病而感到羞耻了。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有羞耻感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哪些疾病有羞耻感呢?像艾滋病是有病耻感的,传染性疾病,包括肝炎,一些性病都是有病耻感的。而精神疾病因为涉及到一个人的状态,包括他的大脑的一些反应,容易让很多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不正常的,他自己对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认知,以及会影响一个人的自我。在精神世界影响自己的应对世界的能力等等,包括影响他的实际工作能力,会成为所谓的社会负担,使得精神疾病存在着严重的病耻感。而这个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所以,病耻感问题不能让某几个人负责,它是一个全社会的合谋,但是,它的存在确实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和防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很多患者得了病以后不敢公开,偷偷摸摸地看病,偷偷摸摸地吃药,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本来他已经是不堪重负了,但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为了隐瞒自己的疾病,还需要花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会影响自己的治疗,影响自己寻求帮助。包括在他们治疗见效以后,要想回归社会,也存在着这种巨大的困难,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勇气。
现在,整个社会对于抑郁症患者也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也存在各种各样事实上的歧视。这些问题都使得精神疾病从预防到治疗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我觉得还是从认知开始吧,需要学习一些关于精神健康的知识,一些心理知识,能够认识到,抑郁、焦虑……这些并不是一个多么奇特,多么特殊的病,患病的人是多么丢人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得仔细一点,就知道精神疾病本质上是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失衡的问题,而这种失衡是永恒的,而平衡才是暂时的。所以,精神疾病它离每个人都很近,并不是说特定某些人才有可能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他的大脑中神经递质都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处于失衡之中。同样,他在一生当中也很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一段时间的情绪低落等情绪问题。而当情绪低落发展到一定程度,失去了自我的调节能力,就可能成为抑郁症。
所以,抑郁症离每个人都不遥远,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抑郁症的急性发作。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学习精神健康知识,这不仅仅是为别人,同时也是为自己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其实是有必要的。
其次,我觉得是需要理解和关照抑郁症患者,如果自己身边出现了这样的患者,你要运用自己的精神健康知识,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至少不要对抑郁症患者落井下石,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态度来对待他们,而是要把他们看成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抑郁症患者,包括对待精神疾病。
心理疾病提升这是必然的,这是一个与时代发展相关趋势。因为我们知道精神疾病的发生嘛和三个方面相关:一个是生物,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大脑神经递质、神经网络。第二个是心理,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不是总是处在一种冲突之中?第三个就是社会环境。
生物环境因素在短期内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因为人类的进化不可能变动那么快。心理呢?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是相对恒定的,只有环境是处在随时随地的变化当中。现在中国社会发展这么快,社会节奏这么快,竞争压力这么大,焦虑成为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情绪。包括城市化,高度的竞争,人们都想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为此而内心失衡,这些都使得精神疾病成一种爆发增长的状态。
当然了,也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随着人们精神健康知识的增加,对于抑郁症的的检出率、诊断率也提高了。但,尽管如此,从绝对值上说,因为我刚才提到的整个社会这种因素,抑郁症的发生率应该还是大大增加的,尤其是青少年。
最近几年,通过我们的工作,我得出一个结论,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呈一种爆发性增长的态势,一方面年龄在提前。像我们渡过接触到的最小的孩子已经有七岁的、九岁的。到了十一岁,十三岁就比比皆是,十五岁就太多了,到了十七岁更是一个高发的年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复杂。很多孩子患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心理障碍,往往是很多很多东西糅合在一起,比如双向,比如焦虑,比如还有一些人格障碍等等,还有一些冲动控制障碍等等,这些往往合在一起,甚至还会有一种共病或者伴病的关系,这些处理起来就特别复杂。
我刚才提到的成年人精神疾病爆发、增长,同样适用于解释这些青少年。当然青少年也还有自己的特点,因为他们的学业压力,环境的恶劣,其实是比一般的成年人更要严重的。而他们自己的身心都在处于发育当中,都不是很成熟,他们没有能力来应对整个社会的剧烈变动。这就使得青少年的精神疾病呈一种爆发性的增长态势。
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每一个人高度关注的。
其实刚才说的也差不多了,首先还是需要增加对于精神健康知识的学习和传播了。其次就是,全社会一起合力来打消病耻感,为心理障碍患者提供一个友善的空间。第三就是国家应该予以重视。这一点国家其实也做得很好了,包括最近一系列的政策,对学生要把医院的筛查纳入体检,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好政策还要把它落到实处,做出更细致的安排,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第四,我希望政府层面能够对于民间抗郁组织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扶持。就像我们渡过、尚善、郁金香都属于民间抗郁的力量。
民间抗郁组织有一个特点,都是从我们自身经历出发,因为我们这些组织大多数都是有疾病体验的,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疾病的体验,我们对于疾病,对于这种心理方面的问题有一种天然的共情。我们能够看到问题,能够发现,能够把握需求,并且力所能及地找到一些提供需求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些都是我们自发在做的。这些我们做起来也会存在一些困难,包括在人才上、在资金上、在环境方面都存在着各种问题,所以也希望政府能够看到民间抗郁联盟、民间抗郁力量所做的贡献,尽可能地给予支持,把民间抗郁联盟所起的作用统一发动起来,和国家的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精神健康的良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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