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凤凰WEEKLY（ID：phoenixweekly）你在生活中认识残障人吗？——中国有8500万的残障人士，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前段时间，微博上终于出现了一则关于这群“隐形人”的新闻，只是每个字都让人脊背发凉。四川一对有智力障碍的母女，都遭遇了性侵，其中年仅13岁的女儿怀孕了。警方把全镇成年男性的DNA都验了一遍之后发现，嫌犯是两名80岁的老人，其中一人还患有艾滋病。令人难过的是，在随便一个娱乐八卦阅读量都能破亿的微博上，这则新闻的话题阅读量至今都没超过1千万。它也不像鲍毓明或者王振华案，至少在曾在短时间内激起过全网舆论的声讨——这对智力障碍母女的遭遇，就像一小朵涟漪，在池子里震荡了一小下就被更巨大的信息流淹没。同类的案件发生的频率远比我们想象的高——根据最高院公布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全国法院结审的儿童性侵案多达10782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有超过7个孩子被性侵。但由于儿童性侵的隐蔽性，这些公开的儿童性侵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智力障碍儿童在智识和表达能力上的欠缺，让他们比普通孩子更容易成为性侵受害者。DT财经梳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112起性侵儿童案件，其中有11起涉及智力障碍儿童，占比高达9.8%。〓 在性侵未成年的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高达68.2%。图片来源：DT财经仔细翻看公开的11宗性侵智障女童的案件，会发现这些案子虽然散布全国各地，但又相似得像发生在同一个地方：都是在一个“空心化”严重的村子里，青壮年劳动力大都进城务工，剩下老弱病残留守在家。村庄凋敝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烟稀少、基层警力不足、村委会管理松散。村子里形成了新的丛林格局，留守在农村无所事事的老男人们，瞄准了食物链底端的智障儿童。他们一步步威逼利诱，用小恩小惠把小朋友发展为自己的泄欲对象。
而大多数智障女童毫无性常识，她们甚至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经常被人拉到田间地头、带到别人家里、猪圈中、荒坡上，脱了裤子，做一些奇怪的动作。结束之后可能会得到几块钱，或是糖果、辣条，其他零食。智力障碍的小孩往往有语言表达、与人交往的困难，别说保留证据，就连事发之后指认究竟是谁侵犯了自己都很困难。2019年的案件中，有一名广东茂名的12岁智障女童，8个月内被性侵怀孕2次。
第一次侦查过程中，说起侵犯她的人她一会儿说是5个人一会儿说是6个人，有一个老头儿，有一个断手的，还有一个年轻的……警方根据她的描述抓到一个80岁的老头，却发现与胎儿的DNA不符，只好又把人放回去，侦查工作一度因为线索太少而陷入僵局。虽然女孩在第一次怀孕堕胎之后就一直被锁在家里，但仍在出门扔垃圾的时候又被强奸了。她第二次怀孕后，警方全面铺开对全镇成年男性抽血验DNA，才发现性侵她的人，是离她家只有300米的邻居。原来这个男人平时从家里的三楼窗户，就能看见女孩在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她们是韩国电影《熔炉》里被性侵的聋哑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的中国翻版——沉默的、无法为自己作证也无法张嘴倾诉痛苦的受害人。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11宗案例里，除了1宗是被抓现行以外，其他10宗都是因为女孩怀孕，事情才败露。要不是孩子怀孕了留下铁证，警方能够根据胎儿DNA确定生物学父亲，这些女孩被老头子性侵的事，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物证，受害人证词又含糊不清，老畜生只要打死不承认，就不必承担任何后果。作恶没有被及时制止，罪恶的念头像癌细胞一样在村里扩散，就会有更多的男人加入了凌辱小女孩的行列中来。
最恶劣的例子，莫过于2014年发生在广西的一桩惨案。一名11岁的留守女童，两年内先后遭到了村里18名老人的性侵，最大年纪达76岁。
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这帮人，但我还不料也不信会凶残到这个地步。除了高喊严惩罪犯的口号，到底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悲剧发生之前，家庭、村委会、学校、福利院、社会公益机构各种保障似乎都失灵了。一般而言，保护智力障碍的儿童的第一责任肯定是落在家庭和监护人身上。这些父母为什么不能把孩子看好一点？为什么不教孩子防性侵害常识？然而，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像当年面对留守儿童的鲁豫一样天真：你们为什么不吃肉呢？是肉容易坏吗？真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智障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都太困难了。据2013年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中国近75%的残疾人都生活在农村，而其中82.4%的残障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贫困标准。还有相当比例的智障儿童家庭，父母也是智力障碍的残疾人，他们本已自顾不暇，又何谈照顾小孩？贫病交加的家庭，如果不是放任孩子成天在外面漫无目的地瞎逛，他们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孩子锁在家里，养成“阁楼上的疯女人”。
22岁的智力障碍女孩范钱，4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损伤了脑部。病情发作时，她会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家里人为了保护她，也怕她上街伤人，但又不能24小时看着她，于是在不到30平米的家里给她造了一个笼子，这一呆就是17年。
直到2019年，她的故事被报道以后，才在一个“蜗牛山庄”的公益机构的帮助下走出这个牢笼监狱。
抚养智力障碍儿童，如果完全仅靠单个的家庭自救，足以把每个家庭成员的人生都碾成碎片。
而国家和社会的帮扶，又会有一些被遗忘的角落——由于残障家庭的认知、教育水平不高，很多孩子没有办理残疾人证。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被性侵女童案例中，甚至还有不少孩子因为超生等问题，连户口都没上。证件不齐，也就意味着与所有的政府福利、公益机构救济无缘。但这些孩子可能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学校教育，因为不仅能给他们提供相对安全的庇护所，远离村子里的人渣禽兽，还能在这里学到基本的生存能力，生理常识，必要的性知识。可惜的是，资源实在太稀少了，而且明显城乡分配不均。公立的“残疾儿童教育中心”、“启智学校”经费、师资往往捉襟见肘，因此入学门槛也更高，大多只对智力损伤中度以上的孩子开放；因而，绝大多数的智力障碍儿童都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城里的智力障碍小孩随班就读，除了容易遭到同龄人歧视之外，还可能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破坏秩序、影响教学效果。家长联名写信，要求班上的智力障碍儿童退学的新闻，时而有之。〓 热播电视剧《三十而已》，幼儿园孩子犯癫痫，也被家长要求退学
农村的孩子随班就读，更是相当于找了一个日间托儿所。因为教师没有受过任何特殊教育培训，无法给予特别辅助，只能任其发展。智力障碍儿童在班上大小便、从一年级开始一路0分往上升学，毕业了又只能回到家里。保护智力障碍女童，是一个综合、系统，而又长期的工作。尽管如此，一切并非毫无希望，在普及智力障碍儿童教育上，我们还是在艰难地进步。
根据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文件，2020年，全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率将达到95%以上；而且能够基本实现市（地）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那些得到了充分帮助的智力障碍人群，也的确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广州麦子烘焙坊，由5位智力障碍面包师和2位社工运营，虽然他们比别人多花3倍的时间接受培训，但是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避风港；位于山东青岛的一家服装厂，招收了36名年龄在18岁到35岁左右，但智力却和5、6岁的孩子的智力障碍工人，目前他们经手加工的服装服务于40多家外贸公司；江苏太仓，一家叫中德善美的残障人士福利工厂，有21名流水线工人，均为心智障碍者，他们在这里从事工业零部件加工和组装……电影《阿甘正传》里，有智力障碍的阿甘，身上的质朴而又乐观奋发的精神曾打动过许多人。
在现实面前，我们更需要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给阿甘们更多的关注，在他们遭到侵害的时候，为他们发声。督促足够的人力、资金、资源流向他们，让他们免于被性侵、被伤害、被歧视、被囚禁、被隐藏，过上真正有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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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利暗
来源：凤凰WEEKLY（ID：phoenixweekly）
编辑：留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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