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疫情面前，信息公开尤为重要

疫情笔记

一月二十四日，除夕札记

杜骏飞

1

对于非典、武汉肺炎这类传染病，华盛顿大学的Louis Kim教授和Shannon M. Fast, Natasha Markuzon等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研究，他们观察媒体报道的数量与疾病传播数量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因此，媒体可能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

Louis Kim教授等人的科学数据印证了我前天在《杜课》所写：疫情记者应视同为白衣战士。在疫病肆虐时，你不能剥夺他们挥笔上阵、为社会尽忠的权力。

科学研究还表明，传染病的传播是有基本再生数的，它是指一个病例进入到易感人群中，在理想条件下可感染的二代病例个数。我的同事可可告诉我：没有超过SIR传染病模型的基本再生数的时候，传染病很容易被控制的，乃至被消灭的。这就要求信息透明，一开始就进行隔离，把感染人数比例控制在基本再生数以下。疫情一旦超过基本再生数就很容易失控，导致大规模爆发。

——信息公开，这不仅仅是新闻学，不仅仅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是生物化学，而且是生物数学。

我不知道，有关领导能否接受这样的道理？

2

仅仅在一天前，报纸上还在致贺电，某省长书记还在看表演，一如郭德纲还在办寿宴。武汉党报记者实名呼吁武汉换帅，武汉医院越过卫计委向外求援。这是怎样令人扼腕的世相！

两天前，科技部终于牵头成立了以钟南山院士为组长的科研攻关专家组。已经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再次出征是众望所归，然而，正像很多人都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仅有专家组是不够的。

武汉新型肺炎是去年十二月八号首次发现的，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仅用一个月，就确定了病毒原因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日本同行评价说，这其实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然而，有关部门能把这一手好牌打的稀烂，让疫情和舆情演化到如此地步，这足以说明，灾害应对中真正重大的考验，也许不在科学家而在行政管理。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我年轻的时候，一向反对自己优秀的学生从政，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干部之于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你品学兼优，且有经世致用的拳拳之心，我希望你能考公务员。

如此，在某一个遥远的未来，我希望是你——在某个大城小市里带领人们，科学、高效、有关怀地应对这样的危机事件。

3

而作为一个研究新闻媒体凡三十年的学者，我想对媒体同仁们说的不是这些。我今天在朋友圈里写道：

什么全媒体、融媒体、智媒体，不能报道真正的新闻，就都是假媒体。

什么中央厨房、数字矩阵，不能为公众提供切近的服务，就都是伪创新。

无论如何，新闻学是人，是人文，是新闻观念。无论如何，新闻的本质，不属于技术，不属于资本，不属于流量，而属于关怀众生的崇高美德。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们无愧于新闻，我从朋友圈看到，他们正从财新、从《新京报》、从《中国新闻周刊》、从《人民日报》......源源不断地发出灾情报道，有的正在武汉前线，有的正赶往疫区过年。

只有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教师，我才会感到人生是有意义的。

设若没有了这些，所谓一流大学绝不是真正的大学，所谓一级学科的行列就不必再有新闻学。

学科评估现在还在划机械指标？教师升等评定现在还在数论文课题？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失去了关怀人的本能，失去了服务社会的初心，就无异于失去灵魂。那时，要新闻何为？要教育何求？要大学何用？

谨此共勉。

插播广告：

感谢清华大学沈阳教授把前线记者的防护需求转发给了苏宁副总裁，苏宁方面立即调配防护服等相关物资，苏宁人员已经联系记者完成对接。感谢苏宁易购，感谢你们支持一切服务公众的新闻人。

爱护新闻人，就是爱护我们自身。

鸣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公益传播中心

本文为《杜课》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 高岩

责编｜费凡 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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