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探索】绿色乡绅化的新学术途径：城市“绿色转向”及其走向

类别：城市治理　

导言

城市政治生态学、城市地理学以及规划学的学者们认为，城市绿化干预可以创造环境特权土地和绿色乡绅化，与此同时将低收入者和其他种族的人排除在外。然而，有关绿色乡绅化的规模、范围和表现形式以及与其有关的讨论等，仍然需要我们去进行深入的理解。最近Isabelle Anguelovski, James JT Connolly，Melissa Garcia-Lamarca，Helen Cole & Hamil Pearsall等五位西班牙学者就深入地探讨了这一学术话题，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上。在本文中，研究者们对此提出了新的问题、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评估绿色乡绅化的社会空间动态和后果，并解释它发生的原因、方式、地点和时间。

（文献来源：Anguelovski, I. , Connolly, J. J. , Garcia-Lamarca, M. , Cole, H. , & Pearsall, H. . (2018). New scholarly pathways on green gentrification.What does the urban ‘green turn’ mean and where is it going?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online first, Sep. 10, 1-23. DOI:10.1177/0309132518803799）.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界已有许多研究对绿色乡绅化（green gentrification）定义为由城市绿色议程和干预产生的新的城市社会经济中的不平等现象）背后产生的生态、社会、政治和经济动态进行了探究（Gibbs and　Krueger, 2007; Tretter, 2013）。虽然现在的城市规划者们都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 planning）的观念来对城市绿色规划进行指导，但对于为城市提供公园或绿地规划中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却有着不一致的反应。虽然绿色乡绅化的推进，加强了城市规划者、开发商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盟合作，但这却是建立在以低收入者和其他种族群体为代价之上的。

虽然绿色空间确实为许多人带来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但它也可能会为一部人带来新的更深层次的脆弱性。因此在本文中，作者们将以城市重建与绿化结合产生的悖论为起点，在史密斯租金差距理论（Smith’s rent gap）(Smith, 1987)基础上提出“绿色差距”（green gap ）一词，来描述政府、投资者和特权居民如何从绿化项目中获得的最新“绿色租金”（green rent）。

城市绿化及其扩散中的历史原因及不公平现象

1.“进入”绿色空间和设施的三重正义底线

自21世纪以来，丰富的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究已经对城市的空间布局进行的大量的分析。第一，与较富裕的社区相比，工薪阶层和低收入者的社区绿色空间历来不足，且质量地、数量少以及规模小。相比之下，白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历来享有环境特权。这种绿色环境不公平现象可以通过历史和社会背景来进行解释。但社会群体与绿化之间的历史性联系并不总是线性的，有必要将绿色空间分布不公平的实证研究嵌入政治经济化因素中去。第二，将正义作为对身份、偏好和用途的一种认可形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城市自然和绿色空间之间建立的联系及其重要性。第三，是来在与文化研究方法，该方法指出需要扩展我们在恢复绿色设施对居民认知影响方面的理解。因为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居民可能并没有参与到社区公园的社会规划中来，那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就不能通过公园展现出来了。总的来说，就是要在城市绿色空间规划、设计和创建的过程中减轻分配不公平。

2.对绿色乡绅化的担忧和争论

绿色乡绅化研究有助于揭示环境变化与中产阶级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住宅隔离和经济发展动态的影响。然而，它留下了一些更精炼的问题，比如，对长期居民来说，绿色便利设施意味着什么？如何实现不同居民“进入”绿色空间的方式？所以为了应对针对绿色乡绅化的担忧，一些社区活动家开始对城市绿化干预提出质疑，并进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

3.城市绿化中环境不公平的多尺度和反弹效应

由于环境不公平和绿色乡绅化而流离失所的居民可能会被迫迁往受污染、边缘和不宜居住的地区；此外，新的大规模的绿色基础设施的建造也可能会进一步非法侵占农村地区的居民，而城市居民及开发商却能从这种“特权景观”中坐享其成。最后，在绿色乡绅化涉及内部矛盾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反弹效应，一部分追求自然的环境，但是他们展现出与环境可持续性相悖的奢华生活方式。

在绿色城市规划中重塑政治

1.揭开城市绿化是所有人公共产品一说的神秘面纱

首先，作者们建议需要将政治回归到城市绿化的实践中，以揭穿城市绿化为所有人拥有的公共产品的说法。实际上，城市绿化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生态效益，绿色乡绅化使得“绿色永远是好的”理论变得模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错误使用了城市可持续性的内涵。

2.检验绿色乡绅化的健康和福祉结果

此外，我们也有必要去研究城市绿化和绿色发展中的剥夺和积累，来进一步加强绿色空间分配、互动和正义的理论意义。作者们呼吁绿色乡绅化可以将社区和城市重新塑造为绿色、智慧且富有弹性的发展模式。以此同时，在绿色剥夺和积累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的城市发展融资模式的推动，这些模型专门用于研究通过城市绿化而产生的经济价值，在绿色资本主义背景下更好地解决绿色危机。

3.揭示城市剥夺、绿色积累以及金融化城市的发展

绿色乡绅化的出现可能会加剧新的健康、社会和种族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之前很对有关绿色空间与身心健康的研究多采用横截面的研究方法，作者们建议可以采用案例对照和纵贯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来探究绿色乡绅化对人们健康和福祉真正的影响。

理解绿色乡绅化的重要性及多样性

1. 解析城市绿色乡绅化的范围和程度

之前对于城市绿色乡绅化的研究可能只局限于某个公园或某个社区，如今的绿色乡绅化已经深入到整个城市中。但是我们仍要仔细辨别哪些绿色空间重建或改造属于绿色乡绅化的范畴，是否所有的改建都是乡绅化的表现？

2. 确定绿色乡绅化中绿色空间的质量和特征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设计来识别乡绅化的绿色空间的质量和特征。在之后的研究中，应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来评估绿色空间的大小、类型、设计质量、用途、组成部分、质量或特征等因素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

3. 评估绿色乡绅化和特权的地理范围和边界

最后，对于绿色乡绅化的全面理解还需考虑其地理范围和边界。其中城市资源的流动代谢有助于揭示城市各个区块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从而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形态和社会性的协作融合模式。

结论：从城市绿色租赁到城市绿色正义

本研究对绿色乡绅化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为日益增长的关于城市绿化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研究者们认为，城市重建与绿化干预之间的联系造成了如今绿色空间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也积极地为中下阶层的居民创造一个新的绿色乌托邦，为低收入者和其他种族的居民创造了绿色的海市蜃楼，但他们的最终的结果却是被排除在重建的绿色空间之外，远离真正的绿色空间。

为了可以更好地理解绿色乡绅化和绿色不平等的过程和结果，我们首先要用批判性的方式来研究城市绿化的多重冲中展现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我们还要对整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绿色乡绅化的范围、规模和作用进行精确的评估，使绿色乡绅化的研究越来越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最后，作者们认为还需进一步对城市绿化和绿色乡绅化的规模和反弹效应进行研究。将绿色乡绅化的理念进行扩展可能会为未来的城市政策提供理论框架，超越城市可持续性的局限，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绿色的城市，并有助于解决世界各地城市长期存在的种族和阶级不平等问题。

当前我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保障绿色正义问题颇为急迫且重要。由此可见，本研究对于我国如何更好地进行城市尤其绿地开发建设与管理，实现和谐、美丽、美好的城市生活，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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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文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Agyeman J (2013) Introducing Just Sustainabilities. London: Zed Books.

Anguelovski I (2014) Neighborhood as Refuge: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nd Place-Remaking in the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nguelovski I (2016) From toxic sites to parks as (green) LULUs? New challenges of inequity, privilege, gentrification, and exclusion for urb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31(1): 231–36.

Gibbs D, Krueger R and MacLeod G (2013) Grappling with smart city politics in 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 Urban Studies 50: 2151–2157.

Smith N (1987)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nt-gap.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7: 462–465.

Zimmer A, Cornea N and Ve´ron R (2017) Of parks and politics: The production of socio-nature in a Gujarati town. Local Environment 22: 49–66.

Tretter EM (2013) Contesting sustainability: ‘SMART growth’ and the redevelopment of Austin’s easts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7: 29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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