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为什么有些公众愿意进行网络参与，另有些却不？

类别：网络治理

导言

信息技术近来成为提升公众参与的重要手段，公众参与也一直是公共行政中的核心关注点。近二十年来，各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电子政务技术，提供网络参与机会、信息和在线服务，希望促进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渠道形式多样：从简单的在线应用，到更具互动性的在线平台、社交媒体以及手机应用程序。Ju-Choel Choia & Changsoo Song两位韩美学者合作，构建了有关公众网络参与的融合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具有更强社会资本（对社区的承诺、社区的所有权和对政府的信任）的公众更有可能进行网络参与。论文发表在电子政务类权威期刊GIQ上面。

（文献来源：Choia, Ju-C. , & Song, C. (2020). Factors explaining why some citizens engage in e -participation, while others do no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7(4)：101524. DOI:10.1016/j.giq.2020.101524）.

研究背景

网络参与(e-participation)广义上指的是，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公民参与或获得公民支持。近二十年来，各国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广泛采用电子政务技术，提供网络参与机会、在线信息和在线服务，希望促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渠道形式多样：从简单的在线应用，到更具互动性的在线平台、社交媒体以及手机应用。社会科学对此进行研究，检验政府对这些技术的采纳(e.g., Feeney & Welch, 2016; Welch, 2013)，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确认电子政务、网络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关网络参与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关注的是为何网络参与有限，尚缺乏有关网络参与用户和非用户方面的研究(Lee & Kim, 2018)。研究者们只关注用户、或只关注非用户，很少关注两者之间的差别，这值得进一步研究。最近，一项研究检验了电子政务服务背景下的用户和非用户之间的不同，仍缺少对网络参与的研究。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想要阐释为何有些公众愿意参与到电子参与中，而另外一些公众则不愿意。

理论背景和假设

多种信息技术已被用来促进网络参与，包括电子邮件、网站、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SNS)、手机应用程序APP，形式包括在线公民意见调查、在线委员会、在线政策讨论委员会、公民监测等。显而易见，了解影响网络参与的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以实现更高程度的公民参与。

各种理论和模型在这一研究领域得到了应用。一类有关电子参与的研究聚焦于公共行政领域经常出现的影响因素，这类研究数量不多。另一类研究关注IT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与信息系统科学相关。这个领域也有少量研究，主要应用信息系统科学中的TAM(常常与DOI结合使用)、TPB、TRA、UTAUT等模型，其中TAM受到广泛使用。Al-Quraan和Abu-Shanab检验了使用易用性、基础设施准备度、成本、相对优势与网络参与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他们只关注现有的用户，为这部分群体提供其实，难以进一步为将非用户转为用户提供其实。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位就公民电子参与政府事务构建出一个模型，如图1所示。

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网络中的一种结果或互动过程(Coleman,1987; Putnam, 2000)。社会资本还有很多其他的定义，本文参照Lee和Kim的研究，在个体水平层面上谈论社会资本，毕竟社会资本最终属于个人，并且被看作是个人行为（比如公民参与）的预测因素（(Brewer, 2003; Gil de Zuniga, Jung, & Valenzuela, 2012)）。像Lee和 Kim的研究那样，本文从Coleman（1987）和Putnam(2000)对社会资本的三个分类进行研究：公民规范、信任和社会网络。

假设1：社区承诺更强的公民更有可能投入电子参与。

假设2：拥有更强社区所有权感的公民更有可能参与电子参与。

假设3：政府信任强的公民更有可能参与电子参与。

假设4：具有较强程度线下社会联系的公民更有可能进行电子参与。

公众电子政务服务的接受与采纳

技术接受模型(TAM)是用来解释最终用户如何接受和使用信息系统的模型。Davis (1989) 把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作为使用信息系统态度的决定因素。因此，TAM的主要构念是感知有用性（一个人认为使用特定系统将提高其工作绩效的程度)、感知易用性(一个人认为使用特定系统将不费力气的程度）、对使用IT的态度、使用信息系统的行为意图、信息系统的实际使用行为。TAM是这个IT采纳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模型之一。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学者也频繁使用TAM模型，研究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或继续使用)网络参与应用程序/通道、实际使用(或使用程度）意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大都证实了这两个因素的显著作用。

     假设5：具有更强[感知]电子参与有用性的公民更有可能参与电子参与。

假设6：具有更强的[感知]易用性的公民更有可能参与电子参与。

计划行为理论TPB与IT采纳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信息系统科学领域中用来解释IT采纳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将感知行为控制看作影响行为意图和实际使用行为的关键构念，因为缺乏对行为的控制限制实际使用行为(Ajzen,1991)。该模型中，行为意图表现为对行为的态度（个人对执行目标行为的积极或消极感觉，是评价性影响)、主观规范(个体对重要大多数人认为其是否应该执行所述行为的感知)、感知行为控制(执行行为容易或困难的感知）的作用结果，以及实际使用行为被认为是行为意图和感知行为控制的作用结果。TPB已用于不同环境下采用信息技术的各种情况，包括也被应用于电子参与研究。现有研究发现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使用或继续使用电子参与应用程序/通道意向、实际使用（或使用程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假设7：对网络参与态度更积极的公民更有可能进行网络参与。

假设8：具有更强网络参与主观规范的公民更有可能进行网络参与。

假设9：对网络参与具有更强感知行为控制的公民更有可能进行网络参与。

研究方法

TAM、TPB以及其他IT采纳变量

韩国是拥有完善的网络参与系统的国家之一，是实践的标杆之一：电子政务全世界位列三，在联合国最近的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网络参与排名第一。在州和地方一级，首尔市政府因其先进的电子政务和网络参与做法而不断被认可；最近，一项关于城市网站的国际调查发现，首尔市政府在城市电子政务方面名列前茅，为其他国家的研究和基础实践提供了丰富经验。

数据、数据来源、数据校准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使用了韩国首尔一所大学2019年面向首尔市民搜集的网络参与横向调查数据，该数据是该大学开展地方电子政务评价项目的一部分。一家专业的在线调查公司，面板规模是韩国最大的（42.7万名公民，占首尔人口4%以上），被雇来进行这项调查，并将数据用于这项研究。网上进行专题调查是合理的，因为受访者应该要有使用电子政务服务的经验。在线调查还有助于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在线调查系统还对被调查者进行自动实时筛选：主要是要控制年龄和性别，这与信息系统采纳密切相关(Gefen et al., 2003; Venkatesh, Morris, Davis, & Davis, 2003)。调查系统按年龄和性别对被调查者进行筛选，以使样本的人口特征尽可能与人口特征相似；也就是说，样本年龄和性别分布与总人口相同，以提高本研究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

数据来自首尔电子政务网络参与的用户或非用户。采取随机抽样，挑选公众参加调查，收集了一千份问卷：500份来自网络参与用户，500份来自非用户。研究小组剔除了回答时间少于八分钟的问卷。此外，研究小组根据五个质量控制问题严格筛选问卷；最终得到273份问卷，用户组107分问卷、非用户组166份问卷。

变量测量

因变量是二分变量：网络参与用户与非用户。通过电子邮件、网站、Twitter和Facebook等SNS或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下列网络参与的被调查者被归类为网络参与用户：公开听证会、与市长对话、在“民主首尔”在线委员会提出政策或服务建议、意见调查(如政策偏好或评价)、在线政策讨论委员会、在线公民满意度调查、公民监测(政策/服务）、信息公开请求。用户组被编码为“1”，非用户组被编码为“0”。

社区承诺的测量根据先前进行，以四个测量题项(例如，“我积极参加首尔的活动”），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从“强烈不同意”1到“强烈同意”7。Cronbach’s α=0.91,允许对四个题项采取平均数进行后续分析。公民政府信任测量借鉴现有研究，由六个题项完成，如“首尔市政府尽最大努力使其公民的利益和便利最大化”，同样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Cronbach’s α=0.93)。线下社会关系强度，使用受访者对与五类群体的社交频率，为家庭成员、邻居、朋友、同事、社会团体成员，采用李克特9点量表法，范围从“每2-3年一次”赋值为1到“几乎每天一次”赋值为9。

两个TAM变量——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中，感知有用性由四个题项测量（例如，“首尔在线参与渠道[将]允许我随时随地参与”），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 Cronbach’s α=0.91；感知易用性由四个题项测量（例如，“学习如何使用首尔在线参与渠道是很容易的”）是从测量被调查者的感知易用性中得出的，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 Cronbach’s α=0.95。

三个TPB变量——行为态度（也是TAM的变量）、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中，行为态度由三个改编题项测量(例如，“使用首尔在线参与渠道是[将是]个好主意”） 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 Cronbach’s α=0.87。主观规范由四个题项测量（例如，“我的家人认为我应该使用首尔的在线参与渠道进行公民参与”），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Cronbach’s α=0.94。最后，感知行为控制由四个题项测量（例如，“我可以使用首尔的在线参与渠道”），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法， Cronbach’s α=0.94。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网络参与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增加三个IT采纳因素:感知安全(感知风险的反向)和感知便利性，感知安全性。还引入部分人口统计学和SES变量。首先是性别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如果被调查者是女性，则赋值1，否则为0。第二，年龄是从20岁到60岁或以上的5分序数尺度来衡量的。教育是用4分序数尺度来衡量的，从“高中文凭或以下”到“研究生学位”。家庭年收入分为五类，从“不到₩20M”到“₩80M或更多。

结果与讨论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中，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表明，九个自变量中有七个与网络参与显著相关，不相关的两个自变量分别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关系强度与与政府信任没有显著相关性。并进行多重共线性测试，以确定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关联。多重共线性VIF阈值是10及以商。在这个模型中，所有九个自变量的VIF都小于3.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用户组和非用户组的附加描述性统计、t检验的结果，进行组间比较。所有自变量，用户组的平均得分都高于非用户组。两个TAM变量（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用户组和非用户组的平均得分差异不显著，而社会资本、TPB变量差异显著。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影响电子政务持续使用的因素。总的来说，结果表明，个人因素（自我效能、个人结果预期和满意度）、电子政务系统（信息质量与服务质量），公民过去经验和社会影响（合作），都是能够不断提高我们对电子政务转型现象的认识。

数据部分支持有关个人社会资本的假设。假设1预测社区承诺将与电子参与呈正相关，并得到证实(β=0.377，p<.05)。假设2预测社区所有权与电子参与呈正相关；假设也得到支持(β=0.591，p<.05。假设3预测对政府信任与电子参与呈正相关，得到证实(β=0.434，p<.05，更信任政府的公民倾向于使用电子参与渠道。假设4预测线下社会关系的强度将与电子参与呈正相关，这一假设没有得到支持，结果显示呈正相关但但不显著，(β=0.053，p=.714)。

TAM变量中感知有用性不显著(β=-0.048，p=.857)、感知易用性也不显著(β=-0.374，p=.170)，假设5和6没有得到支持。自TAM、TPB共同变量对电子参与的态度不显著(β=-0.160，p=.600),假设7未得到支持。TPB模型另一变量主观规范，与电子参与显著正相关 (β=0.673，p<.05)，假设8得到支持；TPB模型另一变量感知行为控制，也与电子参与显著正相关(β=0.493，p<.05)，假设9得到支持。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重点介绍了电子政务知便利性与网络参与之间的负相关性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发现，从逻辑上进行推测：更高的感知便利性能够导致更高的网络参与。现有有关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在一些研究中，感知便利性不显著(Thompson et al., 1991;Venkatesh et al., 2003)，但在其他研究中是显著的(Compeau &Higgins, 1995; Wang, 2003)。有些研究中(Compeau and Higgins,1995)感知便利性也呈现负相关，与正如本文研究发现一样。不一致的结果可能由不同背景造成。本文背景下可以做出如下解释：虽然非用户所认为的便利性可以代表他们从其他类似经验中积累的高期望，但用户所认为的便利性可以反映对其他经验的高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用户对便利条件的感知水平可以通过用户所经历的便利条件（即支持）是否超出他们的期望来确定或者不是。如果便利条件不能满足用户的期望，那么便利条件的水平可以被认为是低的，因此与非用户组相比，用户组的便利条件相对较低（即便利条件与本研究中采用电子参与之间的负面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发现表明，相对于用户从其他公共或私人在线服务中建立的期望，韩国政府对电子参与的支持水平比较低，仍有改进便利条件的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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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文献附参考文献

 Muñoz, L., & Pérez-González, D. (2017). Business model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s operating in the smart city ecosystem: The case of SmartSantander.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76, 198–214. https://doi.org/10.1016/j.future.2017. 01.032.

Dijkman, R. M., Sprenkels, B., Peeters, T., & Janssen, A. (2015). Business models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5(6), 672–678.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5.07.008.

Lee, J., & Lee, H. (2014).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 citizen-centric typology for smart city servic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1, S93–S105.Li, C., Liu, X., Dai, Z., & Zhao, Z. (2019). Smart city: A shareable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11(16), 1–16.

Yeh, H. (2017). The effects of successful ICT-based smart city services: From citizens' perspectiv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4(3), 556–565. https://doi.org/10.1016/j.giq.2017.05.001.

Zanella, A., Bui, N., Castellani, A., Vangelista, L., & Zorzi, M. (2014). Internet of things for smart cities.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1(1), 22–32. https://doi.org/10.1109/JIOT.2014.230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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