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非营利组织-商业合作:非营利组织如何理解企业志愿服务
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企业志愿服务(CV)是一种相当新的、却越来越常见的非营利组织-商业合作形式,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对合作伙伴的好处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对非营利合作伙伴的好处却不那么明显,而且经常受到质疑。两位奥地利学者Hanna Schneider1 and & Michaela Neumayr另辟蹊径,本研究基于意义构建和认知框架的概念,调查了非营利组织参与CV合作的原因,以及他们如何理解CV合作。根据对非营利组织员工的采访,研究发现,关于合作CV的决定通常超出了通过CV获得的资源。结果表明,根据所使用的框架,对于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伙伴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不同的看法,解决了非营利组织如何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定位自己的关键角色。论文发表在非营利组织类顶级期刊NVSQ上。
(文献来源:Hanna Schneider1 and & Michaela Neumayr. Hersberger-Langloh. (2021). How Nonprofits Make Sense of Corporate Volunteering: Explaining Different Forms of Nonprofit-Business
Collaboration. Nonprofit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First Published November 28:1–23. DOI: 10.1177/08997640211057410).
研究问题
企业志愿服务(CV,Corporate volunteering)是一种相当新的、越来越普遍的非营利性商业合作形式,企业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员工的时间和技能(Meijs & Van der Voort,2004,Gautier & Pache,2015)。CV项目非常多样化,从企业志愿者贡献自己的时间和人力(如粉刷墙壁等维护活动)的动手项目到技能型项目,企业志愿者带来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Roza et al., 2017)。总体而言,CV和非营利业务合作之所以能获得广泛关注,部分原因是它们能给所有合作伙伴带来好处(例如,Quirk, 1998;Tuffrey, 2003)。此外,人们认为这种协作越具有整体性,任务和人员融合成更多的集体行动,就能积累更多的利益(Austin, 2000)。到目前为止,关于CV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商业视角上。尽管一些学者研究了企业为何会进行这种合作(如Gautier & Pache, 2015;Rodell et al., 2016),非营利合作伙伴的经验被忽视了,一些研究人员质疑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对非营利组织是否有益(Allen, 2003;Cook & Burchell, 2018年;Samuel等人,2013)。总而言之,研究者们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为什么非营利组织要做CV?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为什么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做呢?
在本研究中,作者们使用认知框架和意义构建的理论概念来回答这个难题。基于对15家非营利组织的CV负责人的半结构化访谈,他们研究了非营利组织关于CV的基本原理和假设(通过认知框架捕获),并将其与组织中的意义构建过程联系起来。
从非营利组织的角度理解CV参与
很少有从非营利组织角度研究CV,而这些研究经常从跨部门合作的文献中借鉴观点(Austin & Seitanidi, 2012a, 2012b)。同时,一般来说,有关跨部门合作,尤其是CV的文献,把价值创造,即“相对于由于合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成本和组织的收益,短暂和持久的收益,(…)和社会”(Austin & Seitanidi, 2012b, p. 945),作为参与这种伙伴关系的最终存在理由。因此,价值创造的领域位于内部组织层面或外部社会层面(Austin& Seitanidi,2012b;Selsky & Parker, 2005)。
少数实证研究专门探讨了为什么非营利组织参与CV,强调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以下组织层面的因素中获益:额外的人力、知识转移、传播使命的可能性或获得额外的企业资源(见Allen, 2003;Caligiuri等人,2013)。Shachar等人(2018)提出了一个更全面的观点,认为CV并不是关于通过CV创造的直接资源或利益,而是可以被视为确保获得长期、间接资源的机会,比如网络,作为未来项目的基础,或者社会化企业志愿者,最终成为常规志愿者。同时,实证研究表明,CV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是困难的,例如,当合伙企业不与非营利组织形成有意义的交互方式,当企业志愿者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当志愿者将通用的资源而不是特定的(Cook & Burchell, 2018)。一些研究人员还质疑伙伴关系是否对非营利组织有益(库克和波切尔,2018年;Schiller & Almog-Bar, 2013)。
当前的研究发现,特别是规模较小的非营利组织,尤其受到资源有限的影响,在收获合作关系的利益方面有困难(Foster & Meinhard, 2002)。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资源的缺乏造成了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并使非营利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被视为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Bouchard & Raufflet, 2019),而且往往很高兴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Roza等人,2017)。非营利组织如何从合作伙伴关系中受益还取决于合作伙伴之间的互动水平和强度。根据Austin和Seitanidi (2012a)的研究,合作的类型形成了一个连续体,从单向的慈善关系,到双向的交易关系,再到更整合的关系。在这一连续统点上,伙伴的参与程度、合作与伙伴使命的相关性、交换资源的范围以及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逐渐变得更加重要。此外,协作的类型被认为是发展的,一体化的协作是所有合作伙伴努力争取的黄金标准(Austin, 2000)。
简而言之,目前的研究表明,一些因素,如参与伙伴关系的规模或强度,可能会影响利益的程度。然而,我们不知道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如何在他们的CV决策中进行,如何权衡与CV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以及这将如何导致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认知框架和意义构建的概念有助于帮助我们捕捉关于CV的各种动机和信念(CV框架),以及由此产生的CV决策类型(意义构建过程)。
理论基础:认知框架与意义建构
本文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组织是“解释系统”(Daft & Weick, 1984, p. 284),它不断地对其环境进行理解,并在此过程中构建环境。因此,意义构建是组织的核心。研究者们采用一种意义构建的视角,即认为认知和行动是紧密联系的。特别是在组织成员被新奇和模糊的信息包围的情况下,认知框架作为意义构建的参考点(Hahn等人,2014;Weick, 1995),从而影响组织的决策。因此,指导后续实证分析的关键理论概念是认知框架和意义构建。
认知框架是关于特定问题的知识结构和图像,支持参与者组织传入的信息。它们是从环境中生成信息意义的关键模板(Walsh, 1995, p. 281)。此外,框架有助于减少复杂性和模糊性(Dutton& Jackson, 1987)。使用特定的框架会导致形成特定的期望,并对什么是可行的和有用的做出假设。这就是Goffman(1974)所说的框架的推理性质。简而言之,框架为演员解释情况提供了有利位置。当不同的框架被激活时,这将导致对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释。
意义构建是将特定线索与特定框架联系起来的过程:“框架往往是过去的社会化时刻,而线索往往是当前的经验时刻。如果两个时刻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构建],意义就被创造了”(Weick,1995, p. 111)。一旦一个特定的线索出现,这个线索就会归属于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使人们或组织能够创造意义,“构建、过滤……”创造真实性……(Weick,1995, p. 14),这正是意义构建的过程,使周围的环境变得可理解。
对于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它将有助于进一步区分意义构建过程的不同步骤,因为这支持系统地分析,并检测CV决策如何持续进化的差异。
研究方法
研究者们在对非营利组织中负责CV的员工进行访谈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样本包括在维也纳/奥地利从事CV至少3年的非营利组织。符合这一标准的非营利组织是通过搜索在线CV平台并进行谷歌搜索来确定的。从这些潜在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中,他们选择了15个遵循最大变化策略的组织(Patton, 2014)。这种目的性抽样的主要关注点是包括不同规模和不同履历的非营利组织。他们还试图改变非营利组织的活动领域,并将志愿者分配为基于技能或动手的任务(Gentile, 2012)。样本有目的的多样化,因为他们对捕捉非营利部门CV活动安排的广度感兴趣,并关注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2017年春季对CV合作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在绝大多数的组织中,只有一个人负责CV合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受访者都是女性(15位受访者中有11位),她们是筹款、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或商业合作部门的负责人。访谈是半结构化的,采用了漏斗式的结构,从CV上的一般问题开始。例如,该非营利组织参与的项目类型,以及CV在组织中的相关性。然后,研究者们邀请被调查者思考最近进行的典型的CV项目,并从开始阶段开始,描述与这些项目相关的主要决策、挑战和责任。此外,让他们更明确地谈论参与这种伙伴关系的理由、相关的期望,以及他们对伙伴关系中利益伙伴的描述,以确定每个组织所持有的基本框架。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组织焦点,将被面试者作为关键的信息来源(Ivanova-Gongne & Törnroos, 2017),他们是根据他们的特定角色或对CV的了解被选择的。作为关键的信息提供者,他们的重点不是与CV相关的个人动机,而是组织如何解释和处理这个话题。采访持续了45到80分钟,并被记录下来。
数据分析包括归纳以及更多的理论驱动的数据解释(Orton,1997)。为了确保可靠性,两个作者在编码的每一步之后都要讨论内容和类别,直到对类别有了共同的理解。使用NVivo来简化编码。数据分析包括四个步骤。
研究结果:通过将意义构建过程与框架相联系来解释CV决策
研究者们确定了三种不同的框架,在非营利组织对CV的意义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每一个都提供了对合作的潜在理由的见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把这种合作称为基于市场的、资源依赖的、理想主义的框架。这些基本原理指的是对合伙关系对非营利组织意义的广泛理解,它作为一种意义构建的过滤机制。
以市场为基础的框架
以市场为基础的框架将CV视为一种专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互动。这个框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使用与市场领域相关的词汇和短语,如“供求”或“货币交换”,因此语言非常类似于企业谈论卖方-客户关系的方式。该框架提醒我们关于非营利部门市场化的辩论(cf. Maier etal., 2016)。在15个非营利组织样本中,有6个组织采用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框架。其中有样本中最大的三个超过5000名员工的非营利组织,以及三个小于30名员工的小型非营利组织。
注意。总的来说,利用这一框架的组织在寻找CV合作伙伴时使用的是一种相当被动的方法,而不是主动的方法。这可能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将企业视为从合作中获利的专业合作伙伴,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收到足够多的请求。以市场为基础的组织在发起新的合作关系时,往往头脑中有一个清晰而相当狭隘的关注点,因此,他们会主要吸收与企业合作伙伴可能带来的特定资源相关的信息:“我们总是关注潜在的项目是否真的能为我们的组织创造价值。这对于决定哪些项目我们将继续进行,哪些项目我们将立即解散是至关重要的”(组织E)。
解释。在解释阶段,以市场为基础的框架的突出之处在于,评估非营利组织在关系中投入了什么,他们将从中得到什么——成本效益评估——需要是积极的,以考虑参与。在这一评估中,非营利组织考虑了直接资源(志愿者的时间和专业知识)和间接资源(如网络或捐赠)产生的收益,并将它们与通过伙伴关系产生的成本(如配对伙伴、物质需求或关系管理的额外工作)进行比较。尽管人们一致认为,这种伙伴关系产生的成本是采用基于标记的框架的高水平非营利组织只有在短期内成本效益评估为积极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合作:
有些项目失败了,我们拒绝了CV的要求,因为公司想提供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组织的直接需求。仅仅获得人力是不够的。相反,我们需要具体的东西;否则对我们来说太耗时了(组织K)。
回应。在回应阶段,由此产生的CV活动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特点。CV专业化,是指人力资源专门用于处理CV项目,或者结构化的CV流程已经到位。有一半的非营利组织从市场的角度出发,都有专门的部门,或者更常见的是有员工负责CV。他们认为,一旦与专业人士打交道,就需要提供专业架构作为回报。通常情况下,CV职位都位于公司的高层,通常是管理委员会的直接下属,或是筹款部门或公司关系部门。此外,他们经常采用结构化的CV流程,包括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培训或指导如何与企业合作伙伴沟通。还制定了明确的标准,规定将哪些合作排除在外。尽管样本中的三家小型非营利组织应用了这一框架,但它们无法负担自己的CV部门,但它们制作CV的方式仍然是专业的。例如,一个小组织在如何准备伙伴关系方面有非常清晰和结构化的流程:
我们在准备阶段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思考项目需要多少时间,一个人可以贡献什么,潜在的合作伙伴可以从我们那里得到什么,并与合作伙伴公开谈论这些事情(组织K)。
依赖资源的框架
根据这个框架,CV是一种获得急需资源的机会,如金钱、人力、专业知识或声誉。该框架将企业视为资源提供者,将非营利组织视为依赖资源的请愿者。我们称其为资源依赖框架,因为其提出的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论点相似(Pfeffer & Salancik, 1978)。因此,缺乏关键资源并暴露在不确定环境中的组织必须与可能向其提供所需资源的参与者合作(见Selsky & Parker, 2005, 2010),这往往会导致如何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协调资源需求的问题。有7个组织应用了资源依赖的框架。其中有两家大型非营利组织在商业合作方面没有太多经验,还有五家小型非营利组织。
注意。利用资源依赖框架的组织在寻找CV合作伙伴时经常使用一种被动的方法,但他们的论点与那些使用基于市场的框架的组织相反。他们感知到的劣势权力地位使他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很脆弱,面对各种各样关于CV的询问:“他们联系了我们;我们可以说,对于我们所有的cv合作伙伴(…)当一个公司决定帮助我们时,我们通常会接受”(组织O)。受访者还认为,由于CV项目(人力)资源的稀缺,他们没有更积极地接触CV项目。这也适用于以技能为基础的CV项目。组织机构会接受公司提供的以技能为基础的CV,即使他们想不出对提供的服务有什么迫切的需求。我们想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我们认为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总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对我们有用的”(组织N)。
解释。当谈到评估一个CV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时,非营利组织主要谈论的是产生的成本:“这个项目非常昂贵。因为他们没有带任何材料,他们就在这里。我们还必须为他们提供食物”(G组织);特别是考虑到组织本身的脆弱性,处理成本是多么困难。相比之下,这种伙伴关系带来的好处要么根本不被谈论,要么微不足道。因此,即使成本效益评估可能是负面的,拒绝合作通常是没有选择的。这让人不禁要问,当短期内成本效益评估并不理想时,为什么非营利性组织要利用资源依赖框架来参加CV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在于意义建构的时间维度。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长期期望弥补了当前不利的成本效益评估:“如果CV项目成功,我们可以继续(与合作伙伴)合作。他们可以从CV上的合作伙伴晋升到财务捐赠者。(组织N)
回应。采用资源依赖框架的非营利组织通常从事非标准化、非预定义CV项目。项目是根据业务合作伙伴的需要量身定制的:
公司合作伙伴通常希望立即开始CV。他们相信我们有很多项目正等着他们来帮忙。最后,您必须根据他们的特殊需求定制项目(组织B)。
理想主义的框架
理想主义框架将非营利组织和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描绘成平等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企业合作伙伴被认为是提出大规模目标的值得信赖的合作者,例如在志愿者和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提高对某一主题的认识或推进某一特定社会问题。许多关于跨部门伙伴关系的文献,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框架,但在概述跨部门合作的理想状态时,都有这样一个框架(Austin, 2000;Selsky & Parker, 2010)。在样本中的非营利组织中,只有两家属于理想主义框架。这两家公司都是中等规模,并拥有长期的CV合作经验。
注意。从理想框架的角度来看,在注意阶段,个人人脉以及之前与CV伙伴的联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组织与已知的合作伙伴有长期的、基于信任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正如这句话所表明的:“我们的方法是利用个人关系,看看我们在哪里认识人。”我们已经在哪些方面建立了关系?(组织M)。在某些情况下,非营利组织伙伴主动采取合作,在其他情况下,企业伙伴主动采取合作。此外,与依赖于其他两种框架的非营利组织相比,依赖于理想主义框架的组织没有将信息收集局限于工具性因素。相反,他们更全面地搜索信息,给直觉更多的空间,以及他们是否对一起工作有良好的感觉:“营销经理和我刚刚建立了关系。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关于我们如何合作还有很多疑问。”
解释。因此,在解释阶段,考虑到组织一级的直接成本效益,但评价超出了这一点。例如,一位受访者认为,CV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老年人状况的认识:
在企业志愿者经历之后,志愿者会回家告诉别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经历了什么。例如,那些一开始表现孤僻的老人,后来去了动物园,突然他们表现出了感情。这是一种永恒的体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意识的提升(组织C)。
因此,非营利组织将他们的评估过程超越组织层面,为更广泛的社区或社会增加更多的外部导向的价值。鉴于这种价值的性质(例如,提高对难民的需要和挑战的认识),长期评价是非常重要的。非营利组织采用的是理想主义的框架,而不是那些依赖资源的框架,他们很清楚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回报。关于合伙关系的条款,规则的制定并不被视为仅由非营利组织或公司来决定;倾听合作伙伴的意见和制定合作规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认识合作伙伴很长时间了,我知道这个项目会为双方创造价值。(…)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起计划。双方都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期望”(组织M)。
回应。利用理想主义框架的非营利组织的回应与基于市场的框架不同,因为项目不是预先定义的。虽然非营利组织可以提供典型的CV项目,但他们没有准备好的项目列表。有时会选择信仰非常不同的演员,因为需要改变他们的意识,这正是非营利组织参与合作的原因:“我不害怕与制药行业接触。他们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人感兴趣,因为他们离真实的人很远,这是足够的理由与他们合作,并向他们介绍我们如何处理这个话题”(组织C)。这种合作也更耗时。非营利组织明确地将人力资源用于处理CV,并且有一个结构化的流程来处理CV请求,并且有一个合适的策略来处理CV请求。
讨论
本研究的出发点是试图阐明非营利组织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CV,有时甚至在经验证据质疑非营利组织从合作中获益的情况下(Roza等人,2017;Samuel等人,2013)。之前关于CV的研究让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因为它几乎只研究了企业的视角(Rodell等人,2016),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视角知之甚少(Allen, 2003;哈里斯,201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们建立了认知框架和意义构建的概念,并进行了分析通过采访非营利组织的CV经历。这使我们能够确定三种不同的CV框架和CV协作的结果类型。
采用基于市场框架的非营利组织将CV视为专业合作伙伴之间的双向资源交换,并认为自己相对于公司处于平等甚至更高的权力地位,因此由此产生的合作类型类似于交易型合作(Austin, 2000)。因此,他们开发了标准化的、直接工具性的CV项目。相比之下,应用资源依赖框架的非营利组织则认为自己比合作伙伴处于劣势。这导致CV项目是为企业合作伙伴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其特点是单向的资源交换,类似于慈善伙伴关系(Austin,2000)。采用理想主义框架的非营利组织认为,CV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让他们自己和公司合作伙伴参与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创造非营利组织以外的利益。这就产生了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合作伙伴量身定制的具有综合价值的项目,从而形成了一体化的合作关系(Austin, 2000)。
这项研究的结果将非营利组织的CV决定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因为它们表明,非营利组织在考虑是否加入合作伙伴关系时,会考虑到当前的时间和/或企业志愿者贡献的专业知识。相反,无论非营利组织指的是什么框架,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有更广泛的考虑。研究发现,这些与评估合作成本和收益的三个维度有关:(a)通过伙伴关系积累的资源(直接和间接资源的权衡),(b)价值创造领域(内部组织和外部社区或社会价值的权衡)和(c)时间维度(当前和未来价值的权衡)。根据所使用的框架,这三个维度的不同变体是决定性的。就通过合作获得的资源而言,发现了一个总体模式:无论非营利组织采用什么框架,企业志愿者的时间和专业知识通常被认为不够有价值来建立合作关系。相反,CV通常被认为是获得间接资源的敲门砖,而实物或金钱贡献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总的来说,这三个维度意味着,如果想要理解为什么以及如何与非营利组织进行CV合作,我们必须将CV视为一个更广泛的决策,包括积累的资源、价值创造的领域和时间维度,其评估根据所使用的框架而变化。这些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非营利组织-企业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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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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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ink, M., Kaiser, B., & Marconi, V. (2017). Code saturation versus meaning saturation:
How many interviews are enoug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7(4), 591–608.
Maier, F., Meyer, M., & Steinbereithner, M. (2016).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ecoming business-like: A systematic review.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5(1), 64–86.
Roza, L., Shachar, I., Meijs, L., & Hustinx, L. (2017). The nonprofit case for corporate volunteering: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37(11–12), 746–765.
Shachar, I., Hustinx, L., Roza, L., & Meijs, L. (2018). A new spirit across sectors: Constructing a common justification for corporate volunteer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5(1–2), 90–115.
【治理与反思】非营利组织:促进社区主观幸福感的公共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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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954958_Shaping_Identity_Older_Adults'_Perceived_Community_Volunteering_Experiences_in_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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