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浏阳，30多岁的周某离职后一直未能找到合适工作。出于帮助周某的想法，同学兼好友高某主动联系，表示愿意介绍生意伙伴给他，一起从事袜子销售生意。
2018年10月10日，高某邀请生意伙伴及周某一起聚餐相谈合作事宜。当晚23:00，高某及其妻子、生意伙伴黎某、戴某、周某五人在某烧烤摊聚餐。在此期间，高某拿出一瓶矿泉水瓶装的杨梅酒倒成四杯，除高某妻子外，其余四人各饮一杯。之后，周某独自驾驶朋友的摩托车到一商店购买一瓶白酒，几人共同饮用。散场后，已有醉意的周某倒在高某的车上睡了一会儿。凌晨2:00多，他被高某叫醒，驾驶自己的小轿车回家。然而，周某驾车离开约两分钟，就冲出路面撞到了路外的一棵大樟树。因撞击猛烈，车辆受损严重，周某在事故中当场死亡。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为109毫克/100毫升，属于醉酒驾车，且存在超速违法行为，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拿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周某的亲属没有异议。但他们认为，高某等一同聚餐的朋友，在明知周某醉酒后，仍放任其驾车，导致悲剧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多次调解无果后，周某的亲属向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某、黎某、戴某三名聚餐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周某的亲属认为，该事故的发生，让周某的父母受到老年失去独子的痛苦。高某邀请周某聚餐喝酒，让其醉酒后独自驾车回家，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面对原告周某亲属的控诉，被告高某等人深表无辜，“我是好心帮他介绍生意，目的不是喝酒，当时只喝了一杯酒，更没有劝酒，周某不过瘾自己又去买来白酒，我们还制止了他，喝酒后还睡了一觉，醒来后的状态也不像是醉酒，因此没有责任。”浏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上路行驶可能带来的危险，因其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导致驾驶机动车过程中产生单方事故，由此导致的损害后果其本人应负主要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高某基于同学之情，有意将生意介绍给周某，符合社会倡导的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且在饮酒过程中没有故意灌酒或劝酒等行为。因此，高某等人对周某过量饮酒至醉酒均没有过错，但对于周某已经处于醉酒状态的事实，高某应当是明知的。在周某尚未醒酒的情况下，高某应当尽到对周某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必要提醒注意义务，或阻止其酒后驾车的义务，而高某没有尽到上述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失，应酌情承担一定责任。对于其他几名聚餐者，经查明，在周某酒后驾车时，均早已离开了现场，且与周某素不相识，也未提供过酒水，对周某醉酒驾车行为并不知道知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法院根据高某的过失大小，判决高某承担5%的赔偿责任，赔偿周某家属4.4万余元，并驳回周某家属其他诉讼请求。高某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社会生活及人际交往中，以酒待友较为常见，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既是法律规定，也已在全社会形成习惯。一般而言，一个人是否参与饮酒，以及饮酒的多少，均出于自愿。但在与他人挑起的赌酒、斗酒、劝酒等特殊情况下，除了饮酒人自担风险外，劝酒人也要承担部分责任。
法官提醒，劝酒者应当意识到，被劝饮酒者饮用过量的酒会导致身体受伤害甚至死亡，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劝酒，任其醉倒，或主观上故意让其醉倒，或明知会造成对饮酒人的伤害却轻信可以避免，即构成民法中常说的过错，这种过错与过量饮酒者身体所受到的损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法官还特别指出，如果采用暴力手段强行让他人喝酒的，还有可能承担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
此外，在参加宴请中，如饮酒出事，有四种情形劝酒者需承担法律责任：一是强迫性劝酒，比如用“不喝不够朋友”等语言刺激对方喝酒，或在对方已喝醉意识不清没有自制力的情况下，仍劝其喝酒的行为；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其饮酒，比如明知对方身体状况，仍劝其饮酒诱发疾病等；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如饮酒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身行为时，酒友没有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送回家中；四是对于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