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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会商:心理健康老师必须了解的工作方式

研博士 东方明见心理
2024-11-25

作为心理健康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以下这几种情况:

  • 班主任觉得某个学生有些不对劲,希望你去找学生聊聊;
  • 学生找你聊天,你发现ta的困扰源于老师;
  • 学生的问题反复出现,班主任多次找你寻求帮助;
……

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

或许你给学生做过个体咨询,但这种服务方式无法覆盖到大量学生,而且对学生个人的主动性要求很高,没有充分发挥学生周围那些重要成人的作用。

你有没有尝试过,让班主任、相关老师甚至学生家长也加入到解决学生问题的过程中来,并且有意识地影响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如果有,那么你可能已经做过学校会商了。在这种服务模式中,学生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学生周围的这些重要成人也会有所改变,不仅着眼当下,也预防未来。

说到这儿,你可能更疑惑:学校会商到底是什么,该怎么做呢?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
01 学校会商的起源:对学生问题行为的重视02 学校会商的目的:顾问的三项任务03 学校会商的过程:解决问题的五个阶段


01

学校会商的起源:

对学生问题行为的重视


上世纪,为了提高心理健康服务人员(包括咨询师、社工、护士等)的技能,更大范围地提供心理健康服务,Gerald Caplan提出会商模式,他将会商定义为“一位专业人士(顾问)帮助另一位专业人士(被顾问者)”的过程。两位专业人士之间是一种自愿形成的合作关系,他们共同解决“当事人”出现的问题(详细了解会商戳会商:被忽视的专业胜任力)。


自提出后,会商模式被多个领域学习,其中就包括教育界。刚开始,会商被应用在特殊教育领域,因为这儿需要专业人员帮助特殊教育老师辅导特殊儿童,从而让他们正常参与到教育活动中。


进入21世纪,人们开始重视起普通教育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的行为表现,他们发现有些学生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行为,比如,上课随意反驳老师、大吼大叫,或者沉默寡言、社交孤立等。这些行为可能阻碍学生参与教育活动,但老师却常常缺乏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


这时候,老师非常需要一位处理学生问题行为的专家,给自己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


学校会商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班主任、课任老师(被顾问者)遇到无法解决的学生问题时,寻求心理健康老师(顾问)的帮助,双方一同解决学生出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健康老师有目的地向班主任、课任教师普及相关知识与方法,使其能在未来及时发现和应对更多学生的类似问题


学校会商中的角色互动

当然,心理健康老师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也可以去寻求更专业人员(比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此时心理健康老师作为被顾问者与咨询师(顾问)一同解决问题,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给老师和学生(当事人)提供更多帮助。


02

学校会商的过程:

顾问的三项任务


为了方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学校会商,接下来我们还是用“顾问”“被顾问者”“当事人”这样三个角色说明学校会商的目的和过程。

Erchul 和 Maartens(2010)将学校会商定义为专业人士(顾问)向教职工(被顾问者)提供心理和教育服务,以改善一个学生或一群学生(当事人)的学习和适应情况的过程。从定义可以看出,会商一方面要解决学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促进被顾问者的发展。为实现这两个目的,顾问要完成三项任务:


1)系统解决问题

会商的开始源自被顾问者主动寻求顾问帮助,此时被顾问者一定为一些特定的、具体的问题所困扰。因此,顾问的一大任务就是解决问题。顾问需要与被顾问者一起确定问题、分析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有必要的话,顾问需要和被顾问者一起对当事人实施干预。在实施干预之后,顾问和被顾问者还需要评估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2)促进被顾问者的行为改变

在会商中,顾问要有策略性地影响被顾问者的思维方式,以促进被顾问者积极的行为改变。不过,老师的行为也很容易被校长、主管领导等人影响,他们可能促使老师采取不恰当的方式快速“压制”学生的问题行为。顾问需要采用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比如说明方法如何科学,有什么优点,来让被顾问者更容易接受顾问所提出的建议,做出行为改变。

3)支持被顾问者的职业发展

被顾问者在尝试寻求帮助前,很可能用过自己的方法尝试解决问题,但是这种尝试没有收获好的效果。此时被顾问者可能感到沮丧、失落,对自己作为老师的胜任力产生怀疑。顾问要在情感上给予支持,肯定被顾问者作为老师和干预者的努力;同时帮助被顾问者学习新的技能,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03

学校会商的过程:

解决问题的五个阶段


顾问的三项任务不是单独完成的,而是同时进行的。一般情况下,顾问以问题解决模型为基础,和被顾问者一起通过五个阶段完成三项任务,这五个阶段分别是:



问题解决模型与会商阶段


1)问题界定访谈被顾问者提供学生的信息,顾问帮助被顾问者识别问题,并用清晰、明确、可观察的形式定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顾问可以帮助被顾问者用新的视角理解问题。
2)基线数据收集:根据定义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观察,记录行为频率、行为强度等相关信息,为分析问题及之后的干预效果评估做准备。
3)问题分析访谈:根据基线数据与正常学生状态确定干预的目标,比如行为频率要降到XX以下。分析行为发生的原因,制定相应的干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顾问可以向被顾问者展示如何分析行为发生的前因和后果,并“对症下药”。
4)行为干预实施:被顾问者实施干预计划,并在干预的过程中持续收集数据。顾问持续提供支持和帮助。

5)问题评估访谈:根据基线数据和干预中收集的数据评估干预目标是否实现、干预计划是否有效,确定是否继续进行干预。在这个过程中,顾问可以教被顾问者如何判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会商过程中,顾问与被顾问者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如果被顾问者怀疑顾问的建议或干预方案没有作用,甚至会加重学生的情况,其有权利拒绝顾问的建议。这也是学校会商的十大核心特征之一。





自学校会商出现至今,多个研究证实了它的效果:学校会商不仅可以及时解决学生问题,还可以提升老师处理学生问题的能力(Cappella et al., 2012; Hubel et al., 2020; Hurwitz et al., 2015; MacLeod et al., 2001)。有研究发现,进行学校会商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更加亲密,学生的自我概念更加清晰,同学之间欺凌更少发生(Cappella et al., 2012)。


此外,最近的一篇元分析发现,当学生家长也参与到会商过程中时,学生的社会行为能力、心理健康水平、学业成就都有所提高;学生家长的态度和行为也发生了积极的改变,比如更多的作业辅导、更多的鼓励和对学生更合理的期待等(Smith et al., 2021)。


总的来看,学校会商可以解决学生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提高班主任、课任老师的技能,提升心理健康老师在学校中的服务效率。这样三方受益的工作方式,或许值得心理健康老师一试。




话题互动

当在学校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你有没有尝试过用会商或者类似的方式解决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经验方法~



参考文献
Caplan, G. (1963). Types of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33,470–481.

Cappella, E., Hamre, B. K., Kim, H. Y., Henry, D. B., Frazier, S. L., Atkins, M. S., & Schoenwald, S. K. (2012). Teacher consultation and coaching within mental health practice: Classroom and child effects in urban elementary school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0(4), 597–610. https://doi.org/10.1037/a0027725
Erchul, W. P., & Martens, B. K. (2010). School Consultation. Springer New York. https://doi.org/10.1007/978-1-4419-5747-4
Hubel, G. S., Cooley, J. L., & Moreland, A. D. (2020). Incorporating evidence‐based behavioral teacher training into Head Start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Description and initial outcomes of a large‐scale program.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57(5), 735–756. https://doi.org/10.1002/pits.22348
Hurwitz, J. T., Kratochwill, T. R., & Serlin, R. C. (2015). Size and consistency of problem-solving consultation outcom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53(2), 161–178. https://doi.org/10.1016/j.jsp.2015.01.001
MacLeod, I. R., Jones, K. M., Somers, C. L., & Havey, J. M. (2001).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Behavioral Consult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12(3), 203–216. https://doi.org/10.1207/S1532768XJEPC1203_02
Smith, T. E., Holmes, S. R., Sheridan, S. M., Cooper, J. M., Bloomfield, B. S., & Preast, J. L. (2021). The Effects of Consultation-based Family-school Engagement on Student and Parent Outcome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31(3), 278–306. https://doi.org/10.1080/10474412.2020.174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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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炳强 排版校对|宗加琦
编辑|马璐瑶 黄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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