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认同的跨性别者：家人认为这是病需要“扭转治疗” 每天吃药电疗
在国内，相对于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男性一般会承担着家庭里传宗接代的期望，突然变成女性，对家人们来说更难接受。张子涵漫长的青春期，就经历过这种家庭期望和社会期望，这甚至内化为一种自我规训。在她当时的观念里，成为男人要优于成为女人。许多家长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跨性别者的现实，“扭转治疗”顺应了他们想要孩子恢复“正常”的需求。
“你看你打那些激素都打坏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屁股都开始扭起来了。”一位“医生”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大手摸了摸张子涵的脖子，还在她的胳膊上捏了捏。
这是在山东临沂一家号称可以治疗性别错位的医院内，从话语到身体的接触，张子涵对医院院长感觉到了恶心和厌恶，“这是一种性骚扰。”
张子涵是一个跨性别女性，她的身体是男性的，但自己内心认同是女性。母亲不能接受她的这种身份，认为这是“有病”，就把她送入了这家医院接受“扭转治疗”。
院长做了前述“诊断”后，她被一个壮汉监视了两天，每天被注射来源不明的中药注射液，进行电击“脑循环”治疗，还要吃药，扎针灸。
张子涵的遭遇并非个案，很多跨性别者无法得到认同和接纳，阻力往往更多地来自最亲密的家人，他们希望有一种方法能把孩子的“病”治好。类似前述临沂那家医院的“扭转治疗”生意也应运而生。
山奈是营救张子涵出院的志愿者，从2019年到现在，他总共参与解救过四个类似案例，都是跨性别女性。有人已经经济独立却被母亲从深圳骗回老家的医院，有人在国内知名的精神病医院内接受“扭转治疗”。
深夜的卫生间骚扰，以及大众眼里的“病态”
有一天深夜十点，黄晓迪做完单位的卫生，走向单位旁的男厕，一个身形高大的男性尾随她进入卫生间，一只有力的手开始把她往卫生间的隔间拖拽。她浑身颤抖。
黄晓迪今年十九岁，留着一头齐耳短发，单眼皮，高鼻梁，身高160cm，打扮和大多数女孩没有什么差别。她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和人交谈时，才会显露出自己的男性的特征——低沉的声音。从16岁开始，她服用相关的药物来遏制体内的雄性激素分泌，一些女性特征开始出现，比如胸部开始发育。只是药物副作用也不小，她的力气变小，搬运饮料都觉得费劲。
她几乎没有力气去反抗身后那个身形高大的男性。万幸的是第三个人进入了卫生间，那个骚扰她的男性很快松开了手。
黄晓迪在一家炸鸡店打工，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她都要把自己塞在那个几平方米的小小空间，靠近油锅和烤箱，用机械重复的劳动，换取每个月4000元左右的薪资。
这个不算轻松的工作，是她辗转多家应聘单位才获得的。绝大多数单位在得知她的跨性别者身份时，都拒绝了她。
“你生过孩子吗？结过婚吗？有没有男朋友？”有一次一家单位的经理面试时发问。黄晓迪摇摇头。到了最后填写入职登记表的时候，看到登记表性别一栏中的“男“，经理立刻变脸。
她很珍惜现在这份工作。每个月，她把自己的所有开销定死在五百元，每月攒下3500元，为的是今年十月份去泰国做变性手术。
父母先后把黄晓迪送进封闭化的“军事素质培训”学校和少林功夫学校，希望能够强化她的男性气质，都无果而终。家人终于接纳了她的跨性别女性身份，并且对她想去做变性手术的计划表示了支持。
张子涵比黄晓迪小一岁，从2020年初开始，她被家人强制送去山东临沂的那家中医院进行 “扭转治疗”。后来在朋友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她被从医院解救了出来。但母亲还是没有放弃对她的改造。
张子涵逃到北京，约好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易性症门诊的医生，希望能通过医生与母亲的交流，让她放弃对自己的“扭转”。
2018年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第11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1），其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彻底删除了“与性发育和性取向有关的心理及行为障碍”。同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2019年3月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也就是说，跨性别在国家层面已经去病理化了。但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状态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疾病。艺术家武老白曾经暗访了国内多家有着“扭转治疗”项目的医院，比如2019年1月14日在南京仁康医院内暗访时，院内的医生仍旧把同性恋称为性取向障碍，把跨性别者称为性别认知障碍。
假军训，中药注射液，“脑循环”电疗，以及法师做法
回忆起在重庆那所“军事素质培训学校”的经历，黄晓迪觉得这是她19年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她14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很早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曾经在外露宿，也曾因为缺钱在网络上骗过人。但这些阅历，都不足以让她应对军事素质训练营中的遭遇。
故事开启于谎言。2018年3月3日，这一天是黄晓迪的生日，一家人聚齐为她庆生，本来驶向市中心要去买衣服的轿车，却开到了重庆的郊区。铁门打开，一名军官模样的男子从这所“重庆立事工程信息学校”内走向黄晓迪。
噩梦般的生活开始了，“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从早到晚，学校内的60多名孩子在教官的监督下进行着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从最基础的列队动作到体能训练。夜晚，黄晓迪和七位男孩睡在一间房内。
头发被剃光了，教官说这叫“从头再来”。稍不留意，还会迎来教官的拳打脚踢。而大多数时候的受罚，都是连坐——一人做错事，所有人一起承担惩罚。有一次受罚要求的动作没做好，教官一脚踹在黄晓迪的肚子上，她感到剧烈的疼痛。身边的一位同伴直接被教官踹到了床上，铁架床变形了，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双腿发抖，尿裤子了。
起床慢了会被体罚，没有按规定晒鞋也会遭受惩罚。拳脚会在你毫无意识和防备时降临，黄晓迪整日都生活在恐惧和愤怒中。
在几次逃跑失败后，黄晓迪终于在骗取教官信任后，获批外出和家人见面。借着这个机会，她实施了自己酝酿许久的逃跑计划，翻过山，跑进农田，兜兜转转再进入县城，却不敢报警，怕被扭送回学校。
黄晓迪躲藏在一家医院内，饮用卫生间的水，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一天晚上，她偷偷翻进医院的厨房，双手不停地把食物往嘴里塞，一口气吃了7个巴掌大小的包子，还有冰箱里能翻找到的剩下的红烧肉、排骨、鸡蛋……
因为家人不回复她的求助消息，无处可去的黄晓迪还是进了公安局求助。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家人却让学校把她接回。后来，她学着伪装去讨好教官，以换取在里面相对舒适的生活，但是在用文字写下那段经历的时候，伪装下的顺从全部转化为了愤怒的控诉。
学期满后，归家的黄晓迪再次被送进了河南的一家少林功夫培训基地。但这两段强制 “扭转治疗”的经历，并没有让黄晓迪变成父母期待的样子。
和大自己一岁的黄晓迪不同，张子涵向家人表明了真实的自己之后，被母亲送进了临沂的一家中医院进行治疗。这家医院号称主攻心理疾病，可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母亲是以治疗口吃、调理身体为由，把张子涵带到了这家医院。她被迫喝中药，每天注射三大瓶的中药注射液，还要接受所谓“脑循环治疗”。这是一种电击疗法，电击感不算很强烈，但每天这些流程走下来，她每天都处于蒙圈的状态。
这期间，为了逃避治疗，张子涵也曾逃亡到外地的朋友家，但都未能逃脱。矛盾最终爆发在4月27日，当天去医院治疗时，母亲雇了一个人把她监禁在医院内。此前，张子涵曾告知医生，自己不想再接受中药注射液，因为身体的不适感太强。但母亲要求她住院，继续接受注射。
因为在网络上求助，张子涵被禁足在医院的消息传到了一些关注LGBT群体权益的志愿者耳中，最后在志愿者和舆论的影响下，医院不敢再为张子涵做“扭转治疗”了。
张子涵回到家，但是母亲并没有放弃，而是请了一个法师做法，说是期望能够驱赶走她身上的“妖魔”。后来又联系上了河北邯郸的一家声称可以做性别认知“扭转治疗”的精神病医院。
一直催眠自己做个阳刚男孩，只敢偷偷买一条百褶裙
张子涵的母亲经商，在谈判场上说一不二，在家中，她也保持着这种权威和强硬，但思想观念又很传统和保守。张子涵的父亲在她13岁的时候去世了。从小，张子涵就感觉到在家里非常压抑，父母对她要求严格，每晚父母入睡了，她才能得到短暂放松的时刻。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笼罩下，张子涵一直压抑着自己真实的内心，她一直催眠自己应该做一个阳刚的男孩。她强迫自己去喜欢军事、历史等通常男孩子们会感兴趣的话题。她交了一些男生朋友，平常一起吃喝玩乐，但从不涉及心灵的交流。她不敢和女孩交往过密，怕露出马脚。
从初一开始，她就认识到自己内心其实是个女孩。但是她恐惧被别人知道，她给自己设定了一条绝对不能突破的底线，就是展现自己是女孩子的一面。虽然从小，他就喜欢女孩子们的玩具，但买这类玩具的要求总是会被父母训斥。
初二那年，张子涵没有忍住，偷偷给自己买了一条百褶裙。不敢外穿，也不能让家人发现，但她已经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因为长期无法获得身份上的认同，自我压抑，张子涵在初三那年患上了抑郁症。她这样的经历并不鲜见。据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布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调查报告》显示，在调研的2060名跨性别者中，61.5%的人存在抑郁，73.2%存在焦虑，46.2%的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者有过自杀想法，12.7%的人曾有过自杀行为。
张子涵去看过心理咨询师，却不敢对心理咨询师说出实情。她也偷偷自杀过，被母亲发现，但是母亲以为得抑郁症是因为学习上的压力。
到了高二，张子涵终于鼓起了勇气，决定向周围的人坦白。这个秘密，最先告诉母亲，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不可以！”反倒是她担心无法接受的同学们，表示了理解和接纳。
得到了同学的支持，她也开始慢慢突破自己曾经设置的“底线“，蓄起了长发，按照女生的装扮开始穿搭衣服。在此之前，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是张子涵并不注重自己的外表打扮，一件衣服能穿到破，母亲还欣慰地认为这是简朴懂事，殊不知这背后埋藏着的是孩子对于自己男孩外表的自我厌恶。
跨性别女性承受着更多社会压力
黄晓迪是在校园歧视中成长起来的。小学时，同学们就发现她跟其他男孩子不太一样。跟男孩子在一起玩，她有时会下意识地去牵他们的手，同学们觉得她奇怪，开始疏远她。
因为在学校里压抑，被孤立，她的性格也因此越来越害羞内敛，十四岁那年，黄晓迪就不再愿意去学校读书了。不是厌学，只是想要逃离那个环境。
上初中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始找到一些归属，觉得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怪人。她厌恶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官，也无法完成自我认同，想要做变性手术，成为真正的女性的想法开始萌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需求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迫切。
和黄晓迪不同，张子涵还没有迫切想要改变自己生理性别的需求。张子涵的家庭条件更优渥，也拥有更多选择，她高中读的国际学校，正在申请去日本留学。
在国内，相对于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男性一般会承担着家庭里传宗接代的期望，突然变成女性，对家人们来说更难接受。张子涵漫长的青春期，就经历过这种家庭期望和社会期望，这甚至内化为一种自我规训。在她当时的观念里，成为男人要优于成为女人。
许多家长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跨性别者的现实，“扭转治疗”顺应了他们想要孩子恢复“正常”的需求。
山奈在帮扶这些被送去强制“扭转治疗”的跨性别群体时发现，在国内的一些正式的精神病医院内，还存在着这样的项目。艺术家武老白曾经暗访了全国多家医院和心理咨询室，发现有多家医院都声称可以把同性恋治“好”，在这些医院内，跨性别者也被称为同性恋，这些“扭转治疗”方法适用于所有LGBT群体。
但是这些对于跨性别群体来说，“扭转治疗”并不能让自己实现自我认同、成为真正的自己。张子涵以后想要去日本工作生活，她觉得那里有对跨性别群体更友好的社会氛围和政策，在那里只需要做一个绝育手术，就可以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
曾经，张子涵的口吃严重，最严重时，她说一句话脖子连带着整个脑袋就会向后抽动一下。这是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形成的毛病。在一个跨性别姐姐的鼓励和心理安抚下，张子涵的口吃曾短暂消失过，后来被母亲送去强制“扭转治疗”后，这个毛病再次复发。不过她相信，只要自己脱离了当下的环境，能够真正成为自我，口吃就会消失。
而选择继续在国内生活的黄晓迪，她努力赚钱，也希望通过众筹等渠道，筹齐十万元，今年十月份去泰国完成变性手术。这样，她也将会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她还想继续上学，掌握一门技术，以后能独立谋生。
黄晓迪现在有一个喜欢的男孩子，男孩子明白她的身份，理解她的遭遇，在生活上处处照顾她，还主动承担了她每个月需要服用药物的支出。只是她暂时还不敢去确认男孩的心意，等“真正”成为女孩后，她觉得自己会有更大的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人生。
（文中黄晓迪和张子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