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后家国往事（2）恢复高考，难得的机遇却演变为灾难
1.多舛的童年
2.孤独的日子
3.“滚回老家去”
4.停课闹革命
5.心理被扭曲
以上5章请阅读《五零后家国往事（1）：我的六零年代我的家国往事》
6. 悲哀“好学生”
很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小升初”前后那一段，其实很不寻常，用“人生第一次大转折”或“人生第一次大蜕变”来形容，都不为过。
█ 1970年太原市新建路小学六连三班毕业留念
小学时，别人把你当小孩，允许你犯错的空间比较大；上了中学，就是迈向成人世界的重要一步，面临的一些问题，已与成人世界几乎相同。人们很重视高考、就业、恋爱、婚姻等年轻时的一系列大事，殊不知，在“小升初”前后及中学阶段，有的抉择已与这些密切相关。如果你不能适时、正确、坚决地转变角色，用不了多久，就会感到难以融入所在群体和社会。这不是危言耸听。对此，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难有清晰的认识，但是家长不能糊涂。
小学时，学校是按片儿分班的，我们院有5个同龄人被编到一个班，3男2女。那时我们“众小无猜”，还能在一起学习。上初中之前，家长就开始干涉了：两个去了外校；另两个的家长，都不许其孩子，与同事的孩子编在一个班。只有我母亲对此模棱两可。这使我想起了，在此之前一年左右，就有父母开始为自己的孩子物色、选择朋友。他们认为，此时的孩子，应该有一个比较可靠的好友，以相互依靠和帮助，应对肯定会遇到的一系列成长问题，如“霸凌”等等。
有的家长看到我诚实和比较心灵手巧，选中了我。虽然这样的家长很重视孩子的成长，创造条件让我们交往，但我的家长却不大喜欢实在人，因为实在人往往不善于察言观色讨好人。我的家长鼓励我交往的，是嘴甜的乖巧之人。“巧言令色鲜矣仁”，坏朋友带来的危害在日后逐渐显露，对我的一生都造成了严重恶果。此为后话。强势的家长什么都要管，但又不懂“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时可相依”的道理。在这种暗示，其实是控制下，少不更事的我，还没有“不听话”的自信和底气，只有屈从。
之前选中我的，是一位父亲。如果我有一个父亲呢？选择的结果肯定不同。这也使我后来意识到：人在经济上还没有独立、生存不得不仰仗别人的状态下，是最容易被洗脑和接受暗示的。
█ 1970年，作者13岁留影
我的中学时期，是从1971年年初，至1975年年中，历时4年半。其中初中两年半，高中两年。期间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是教育界大力落实毛泽东“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指示的时期，年年都要去工厂、农村一段时间。其他时间，学校的气氛也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阴晴不定。
初一时，“备战”的气氛还很浓，“全民皆兵”，学校的“年级”都改称“连”，年级负责人称“连长”；“班”改称“排”。我进入的班级是“三连五排”，到初二改为20班，这是从“复课闹革命”后重新排序的。
1971年发生的大事是“913事件”。该事件发生后，上边用了很长时间逐级传达。即便如此，第一次听到的人，仍无不感到非常震惊。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向高级干部们传达时，就有一位老将军当场晕倒，可见其震撼力之大。我知道这个消息后，还有同学蒙在鼓里，仍然在课堂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文革也是一个盛产笑话的时期。
“913事件”后，政治上一度开始“纠正极左思潮”，特别是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后，学校的学习气氛开始浓厚起来，还有过变相的考试排名、公开的数学竞赛等等。我当时正上初二、初三。这种现象持续时间不长，大致终结于宣传黄帅“反潮流”和“白卷英雄”张铁生时。
从上初中起，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积极追求上进，勤奋努力学习，在班里担任“学习委员”和“物理课代表”；有的作文被老师作为范文，读给其他班的同学听；考试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7年如一日，每天都按时作息，5点半就起床，去学校操场做广播体操、跑步和练单双杠；由于被认为字写得好，所以经常参与出墙报、刻蜡版；还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加入共青团比较早，还曾被评为“优秀团员”……表现像个“小大人”似的，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时光过去40多年后，还有同学回忆说：“你当时代表了一种正能量，在人们普遍不重视学习的时候，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觉得原因有：
为了母亲的微笑。母亲就在本校任教，她含辛茹苦，那么不易，且一直认为“只要学习好就行”。我无以回报，只有紧跟、照办，让她觉得脸上有光、心里高兴。这也让我形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看人脸色，越来越容易受人暗示。
比较适合校园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由于长期生活在学校的氛围中，我比较适应学校环境，在学习书本知识等方面，比较擅长。
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长项”，掩盖着我致命的弱点和存在已久的“短板”。生活在单亲家庭，本就先天不足。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其境界和格局难以突破，同时还管教甚严，严防别的信息“入侵”。在当时，“将熊熊一窝”的现象已露端倪。个别了解我较深的同学，就嘲笑我“女的就是不行”，认为母亲把我管成了一个“傻子”。
表面上的“成熟”，其实是一种“催熟”，是揠苗助长。初中阶段的过度表现，不仅透支了我的潜力，而且引来了不必要的嫉妒与仇视。这其中有同龄人，也有长辈。他们担心我现在就如此“优秀”，将来那还了得，开始以各种手段打压。本来这种家庭就被人歧视、小瞧，现在似乎要“寒门出贵子”了，有的人就看不惯，觉得不舒服、不自在了。比如在我初三被评为“优秀团员”后，有的老师竟反映到了校领导那里，说我如何不够格什么的。
作为成年人，应该懂得，学习成绩绝非成功的第一要素，但偏偏就有人这么浅薄。其中也包括我的家长，急功近利，器小易盈，只能重演“伤仲永”的悲剧。另外，轻率给予的表扬、高分等等，其实是一种“捧杀”。表面上得了100分，其实知道的何尝有百分之一？这些都容易导致青少年盲目自大、远离实际，形成好高骛远、大而无当的膨胀心态。
还有一个应该重视的方面，就是衣着。作为中学生，应该有点面子了，不要总让孩子穿得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的，这样会打击、伤害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虽然那时在大力宣传雷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观点，但雷锋也没有在军装上这样啊! 我家是什么破旧就先穿什么，“懂事”的我从不挑拣。别人不穿的“老头鞋”和补丁袜子什么的，我都能穿出去，还是“为了母亲的微笑”。母亲的观念是：“不要养成花钱的坏习惯。”和同学外出，人家都知道我“困难”，因此买下吃的分给我一份。这些都会加重自卑心理。
█ 背景资料：太原十二中老照片
我升入高中是在1973年9月，当时正值中共“十大”刚刚结束。我还记得一个女生，在看到有关报道时惊讶的口气：“呀！解放军！”她是指头版照片上的、身着军装的新任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这前后，政治形势已转变为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教育界的“反潮流”使“读书无用论”卷土重来，再加上我所在的班经历了两次重组、合并，高中阶段更加复杂等原因，使我在初中时期被暂时掩盖的缺点、弱点和“短板”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比如，如何看待和处理同学间日益复杂的关系，如何在群体中定位，对未来的担忧等等，困扰越来越多，简直有“十万个为什么”。这时特别需要一个“指导者”指点迷津，带我走出泥淖。但是很悲哀，没有。我当时已像一头“困兽”一样找不到出路，而母亲对此的看法是“长大后自然就知道了嘛”，也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认为我“叛逆”“不服管教”“脾气坏”，整日骂骂咧咧，甚至不惜借用外部力量，来压服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某些“有心人”看到了我家的内部矛盾，认为有机可乘，进而暗示、威胁、控制，甚至趁母亲不在家时来使坏。
这种态度和做法，其实是在“开门揖盗”和“引狼入室”，形成与外人共同控制儿女的状态。但有的家长对此却浑然不觉，表面上“闹住”了儿女，其实控制权已被外人篡夺和利用。
那时的我，很想找一个“避风港”逃避这一切，幻想着像许多同学那样，有一个“老家”可回，或有一个温馨自在的“姥姥家”“奶奶家”什么的，但是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读书来逃避。从上高中起，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相距三四千米远的山西省图书馆阅览书报。假期更是这样，几乎天天“泡”在省图书馆，以至于那里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认住了我。开始母亲还让我骑自行车去，后来不允许了，我就步行去。高中毕业后我仍然如此，因为没有了学生证，我就向母亲要上户口本去看书（图书馆的规定），以至于有的工作人员借机“查”了我家的户口，还问我：“这里面怎么没有你爸爸？”又让我脸红到了耳根子。不过，几部古典名著和现代名家的作品，我都是在那里读完的。沉浸在书本营造的世界里，我得以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
█ 作者17岁留影，拍摄于太原著名的开明照相馆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生理的变化，及与异性同学的交往。男孩子一般在15岁前后开始遗精，这给我增加了新的烦恼和待解之谜。荷尔蒙的分泌必然增加对异性的关注，但在我处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不允许，也不可能与女生有什么交往，当然也不会积累打交道的经验。在文革的高压之下，与异性交往几乎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被议论都可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普遍现象是“男女授受不清”。当然也有例外，就是那些“早熟”、自信且出手快的“先行者”，他们一般都有家庭的默许或支持。
生活在完整、幸福家庭的人，会将恋爱婚姻看作一件水到渠成和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人，看法容易被扭曲。对于子女与异性的交往，单亲父母的敏感度更高，看得很紧。一个典型例子是：高中时一个女生要转学走，班主任召集全班去照相馆拍纪念照。在同学到我家叫我时，母亲得知情况，竟然阻止我去，理由是：“女同学转学走，你去干啥？”老师能说出此话，够奇葩的。不知是不是应该到女子学校去教书。
█ 1975年5月3日，作者“学农”结束后游晋祠
2014年10月10日，我在从北京返回太原的动车上，遇到一位40多岁的大学女教师、在读博士生。她对此评论道：一般来说，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不应该超过小学三年级。因为人在小学三年级之前，主要需要的，是在生活方面的照顾。由于母性具有很强的控制欲，之后的管教往往不利于孩子的全面成长。而父亲一般会对孩子放放手，让孩子冒冒险，这样更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这也是电视片《爸爸去哪儿》热播的深层原因。而我，恰恰是在10岁时，被父亲重新送回到单身母亲的家庭。他没有意识到，此举会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个孩子，最后一个姓黄的儿子，并导致其更多的心理问题……
我在后来几十年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本质上，都与在中学时遇到的相同。在中学时不会处理的，成年后也处理不好。成长中跳过去的每一课，或迟或早总得补上，只是代价会大得多。
7. 世代交替时
1975年7月，我从太原十二中高中毕业。当时的感觉是：没有留恋，没有怀念，只想快快离开。
█ 1975年7月16日，太原十二中高六班毕业照，前排右五为班主任陈勤敏老师，后排左五为作者
高中两年的感觉总体不好。初中时，班级的气氛比较单纯，还有一股朝气，但在后期开始了派系之争。上了高中后，这种情况加剧。这与我所在的高6班，是由初19班和初20班合并而成有关。再加上大气候是“批林批孔”，极左思潮泛滥。那两年，我基本上是在困惑、厌倦、逃避中度过的。后来才知道，这种情况几乎哪里都有，而我那种一味逃避的态度，过于简单和消极了。
高中毕业后，不少同学都去外地旅游了一趟。我也被母亲安排去了一趟北京。
缘起是这样的：我的大舅一家在北京定居，他有四子一女。最小的儿子只比我大一岁，不幸于18岁那年患了骨癌，后来一条腿截肢。母亲让我代表太原亲戚赴京看望。此事被亲戚们知道后，纷纷劝阻，但她执意要让我去。我判断不了，去了，在北京呆了一周。大舅一家待我很好，领我去了几个景点，但正如太原亲戚所言，其实不该去。一是人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我去只能添麻烦。二是我早已被愚化，独当一面的能力远远不够。几十年后，我的一个表哥还说，你那时显得很自闭。三是我的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或说被吓着了。原因是：看到小表哥的状态后，不免想到自己，条件远不如人家，万一也得了类似的疾病呢？我听说他发病前沉默寡言，因此接受“教训”，要让自己高兴起来。返回太原后，我刻意地要求自己“开朗乐观”，其实是受了刺激。我还买了几本有关肿瘤方面的书阅读，结果被家长斥责为“你可怕死了”。
现实中，心思缜密的人，不少都有大局观；而见小的人，反倒大事糊涂。察觉不到孩子的心理变化，是家长的失职。
█ 1975年，作者在北京留影
人太老实，无疑是一大隐患。我返回太原乘坐的火车上，有一块玻璃破碎，冷风吹得我一夜没睡，回到太原后，又急着给姥姥家送东西。姥姥不在，只有一个舅舅在修房顶。这下可好了，他可逮住了一个免费劳力——叫我给他往房顶上送泥。这个亲舅舅够狠的。我提着沉重的黄泥，从早晨干到天黑，中午只吃了他做的一碗面条，放下碗接着干。直到母亲看到我迟迟不归，去找我，他才放手。第二天我就病了，嗓子疼得像冒了烟似的，病好后又转为慢性咽炎，直到今天仍困扰着我。
那年我18岁，生存问题更加严峻地摆在了面前。那时中学毕业后，绝不会想到考大学，因为停止高考已经10年，“高考”一词已从很多人的记忆里消失。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甚至从未听说过。除了极个别的人能找到工作或者参军外（这些好事与我毫无关系），绝大多数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插队，二是留城。在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去插队，原因有：
在我出生前的1955年，“伟大领袖”就发出了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文革前，全国已有近14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1968年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在文革的背景下，“上山下乡”已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而是变成了一场宏大、持久的政治运动。这之后，直到1981年废止这一政策，据称又有1600万的知青下乡插队。
文革中，母亲面临着随时被下放的可能。我还在初中时，就做好了去农村插队落户的思想准备，每天锻炼身体，还收拾好几个篮子、筐子等等，为的就是去农村养兔子什么的。虽然对知青插队后的艰难，我早有耳闻，但艰苦又有什么可怕？自己本来就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嘛！那时的中学生，就是这样“憧憬”着未来。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在这个吵架声不绝于耳、让人不得安宁、缺少温暖的家庭里再呆下去了。
但是，就连插队这样的“奢望”都轮不到我，我姐姐“捷足先登”了。她早我一届毕业，去太原阳曲县插了队。我没能抢上这个“机会”，只有无奈地留城。
█ 那个年代的太原，分别为大中市场、湖滨会堂、太原火车站、解放路新华书店、晋阳饭店、宽银幕电影院和南宫
留城，是当时的一项“人性化”政策，即一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工作。政策制定者显然认为，你们本来就应该到农村去，不去就是占了便宜，因此，留城的只能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里就业，只有下乡返城的知青，才有资格到国营单位工作。
还有，在这样的家庭里，留城真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留城和找到工作是两个概念。我那样的家庭背景，找工作肯定不易，因此只好先在家呆着。我绝非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人，除了努力做家务以外，仍持续不懈地为自己理解的“将来”做着准备：锻炼身体、读书、练字、写作等等。但是家长不愿意再付出了，认为在白养活着我，嫌我挣不回钱来，骂骂咧咧、摔摔打打都升了级，甚至将我写在“红旗本”上的文章全部撕掉，扔到簸箕里，还说：“你是不是想当作家？那可难了啊！”
做父母的压力，我后来也深有体会。但是压力再大，也不能丧失起码的理智，尤其不应该将这种压力任意传导到子女身上。类似“这个家没有你的地位！”威胁不给饭吃等等，都很伤人。
我是多么想出去挣钱贴补家用啊！初一第一个假期，学校因维修房顶需要泥瓦小工，母亲就给我报了名。我欣然前往。由于人太老实，劳动太认真，太卖力，长时间地往房顶上挑泥，导致右手腕拉伤，至今在天阴下雨时还隐隐作痛。多数家长为了自己孩子的健康，及免受不良少年的影响，而拒绝了那样的“挣钱机会”。
在生存的重压下，我哪里有过要当什么“作家”的幻想？那个本子里记录的，是我首次对过去的描写和回忆。我弟弟看到过，对我描写的故乡椑木镇很感兴趣，而母亲不仅不屑一顾，竟然还给撕了。语文老师尚且如此，可见她的压力更大。而我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盼望的事情终于到来。母亲通过一个在三桥公社（三桥街道办事处的前身）工作的学生家长，为我找到一份为期3个月的合同工——去太原市环卫处倒垃圾（后来3次做合同工的时间都是3个月）。
环卫处是环保局的前身。那时每个院子外都有一个垃圾堆，由于当时炉灰多，所以也叫“灰渣堆”。清运这些的车辆是匈牙利产的一种柴油车，环卫工用铁锹将垃圾铲到汽车马槽里，再运到坝堰，即现在桃园北路以北至汾河边一带。至上世纪80年代初，那里的灰渣已堆积如山。
铲垃圾的铁锹很大，像一个簸箕。对于我这样一个经常吃不饱，瘦得像麻秆一样的小青年来说，将满满一铁锹垃圾，装到高过头顶的汽车马槽里，确实够呛。但我珍惜来之不易的挣钱机会，不记母亲伤人的话语和态度（我也麻木了），咬牙坚持着，并将每月挣的不低的工资（印象中是40多元）分文不少全部上缴给母亲。她面露笑容，压力减轻了。
第二次做“合同工”是在太原味精厂，地点在坝陵桥一带。这个厂的主要产品其实是酱油。做酱油的主要原料是麦麸。麦麸经发酵等多道工序后，即可生产出酱油。拉运麦麸需要用平车和比较大的力气。有一次我没有把握住，平车一下子向前倾斜，右车把砸到了我的右脚面，幸好没有砸断骨头。这个工伤使我在家休息了一周，工厂一位领导还到我家看望了一次。
第三次是在太原纸箱厂。这个厂离家近，在半坡街。这是我四次合同工经历中，最富有人情味的一个单位。当时我在一个印刷班组工作，该班组的张师傅（女）、程师傅等师傅们，都喜欢我的老实和勤快，对我很关心。我虽然只呆了短短三个月时间，但离开时，师傅们反复叮嘱我，别忘了以后要回去看看。但是直到现在已近50年，我一次也没有回去过。不是我忘记了他们，而是我太爱面子和不明事理了。由于后来的人生路长期不顺，我一直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我离开纸箱厂大约10年左右时，张师傅还通过她女儿（当时在太原十二中上学），向我母亲打听我的情况。师傅们的关心我怎能忘记？想想真是羞愧难当，徒弟只能在这里向你们含泪道歉了！
第四次是在山西省计量局（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前身）。这个单位离我家更近，由于是一个省直机关，人员、建筑、设备等与企业都不太一样。在这里，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在办公楼里经常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年约50岁出头，身高约1.60米，面容清癯。能看得出，她年轻时应该是一个秀气的女子。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的神态与众不同：总是披着一件深蓝色的呢子大衣，或靠在二楼的栏杆上，或来回踱步，神色凝重，总是陷入沉思。后来听人说：“她是卫恒的老婆。”卫恒是原山西省委书记，是从山西成长起来的一名老干部，担任过山西省副省长、省长，1965年起担任省委书记，但偏偏在第二年就遇到了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被多次揪斗，1967年1月5日被造反派关押，1月30日被发现死于山西省政协地下室，当时他的头下还枕着一块砖头，终年仅52岁。在文革中，就连国家主席和省委书记都保不住自己的性命，遑论老百姓呢？我看这是“暴民政治”的后果。“民本思想”本来很可贵，但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长期浸润和健全的法制，就会发展为“民粹主义”，甚至“暴民政治”。（个人的粗浅看法）
二是有一次在一位老局长家帮忙搬东西。老头儿很大方，吩咐老伴端出一盘馒头款待我们。我们就着开水，一人吃了一个。白面馒头在那时不容易吃到，那股麦香，还有老领导平易随和的风度，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三是在此期间，遇到毛泽东逝世这一重大事件。1976年9月9日上午，人们就接到通知：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我周围的人对此都有预感，虽说毛泽东早已被推上神坛，但“人总是要死的”也是他老人家说的。他那么长时间没有露面，之前那垂垂老矣的状态，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待消息公布后，周围人的反应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眼圈发红，悲哀；一种是与平时差不多，平静；还有一种是难以掩饰的窃喜。从周恩来1976年1月8日逝世后，有关中央政治斗争的传闻就不绝于耳。太原五一广场有关纪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影射四人帮的诗词越来越多，直至“四五运动”爆发。人们早已厌倦了文革，渴望着变化，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大局。
1976年9月9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世代交替的时期，其中一个现象就是集会和游行特别多。毛泽东主席追悼会的太原分会场设在五一广场，参加的人估计有50万左右。我在迎泽大街青年路口附近肃立默哀，西面的人群还看不到边。印象深的有三件事：一是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谦，在主持山西分会场的追悼会时，一开口就哽咽。他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山西3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即“卫王王”中的第一个“王”（第二个“王”是王大任）。二是当华国锋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人们都一连鞠了三个躬，没想到他的下一句话是：“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人们又跟着鞠了三个躬。三是几十万人齐聚五一广场一带，上厕所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时没有移动厕所，用的办法是沿墙用席子围成临时厕所，而里面连个坑都没有。后果可想而知，不站得远点儿，连脚下都会踩到泥。
在经过流言纷飞的一个月后，人们又被组织起来，提着灯笼沿街游行，庆祝“粉碎”了“四人帮”。当时可能无人会想到，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一个多么巨大的漩涡，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像浮萍一样，被深深地席卷了进去。
8. “恢复高考”冲击波
1976年12月2日，在4个单位当了12个月的“临时工”后，我终于被招工进入太原市东风汽修厂，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
掐指一算，从高中毕业，到正式工作，满打满算我只在家呆了4个月，家长就那么不能容忍，认为我在“啃老”，何况我还干了很多家务，一直在努力上进。这种现象，在其他类似的家庭里也有，即家庭成员不能暂时无业，不能不“动弹”（晋北话，干活，有事干的意思），不论什么原因，也不管你多么无奈。这其实反映出一种“资本家心态”：你必须挣回钱来，且收入必须大于对你的支出。如果暂时没有收入，也可以，但是预期收入也必须大于预期支出（如还在上学）。这种人算计得太细，且“无缝衔接”，只算经济账，不算更大的情感账。有人说：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太现实”，此即一例。
东风汽修厂是一个不错的工厂，当时有职工600多人，是太原市唯一专修小型汽车的修理厂。我能进入这个单位，是拜托我的一位表姨帮了大忙。在选择工种时，她主张我当钳工，因为企业里有个说法：“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当电工。”钳工是很多人羡慕的工种。但作为一个男孩，对汽车的喜好难以遏制，最后我选择了汽车修理工。此事又表现出了我的任性不理智。在重大的人生十字路口，这种个性，更是导致了一次次“伤不起”的严重后果。
我们那批进厂的有好几十人，厂里很重视，先集中培训了一两周。待正式上岗后才知道：当这个汽车修理工，起码要先拆两年汽车。当时的小汽车，主要是北京212，前苏联的嘎斯69、伏尔加，美国的福特（即电影中常出现的“美吉普”）、波兰的华沙等。拆车，即是将准备大修的汽车拆成零件，然后送到各个车间或班组去修理、组装。虽然又累又脏，但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初步了解了汽车原理，并把上学时对读书的兴趣，转移到了汽车上。
我家距单位很远，骑自行车需要半个多小时，我就有意在下班后，路过钟楼街等处的新华书店，几个月时间，就买了不少有关汽车方面的书籍，还将一些不用的零件带回家，对照书本琢磨了解。记得当时买的最大的一套书是吉林工业大学编的《汽车原理》（上下册）。这是一套大学教材，里面有不少数学公式，以我当时的基础看，只能是一知半解。这套书后来在太原五金厂被一个同事拿走了。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正在高层发生的一场斗争，会使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登堂入室，进入这类领域的。
虽然我对新知识很感兴趣，但企业与学校有很大区别，在学校及其家属院形成的书生气，特别是单亲和封闭家庭的影响，使初进工厂的我，感觉很不适应。这里比的当然不是学习，而是复杂得多的综合因素，如人脉、为人、处事，甚至巴结和心狠手辣等等，当然也包括一定的文化和技术。其实，这些只是成人世界的一些表象。自己的不适应，也只是向成人世界转变的正常反应。但那时的我，理解不了这一切，刚迈入社会，就以偏概全，把一个局部当作了全局，因此而变得迷惘、消沉、苦闷、悲观，且无人可以解疑释惑。这种状态的出现很不是时候，因为它发生在了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前夕。
就这样一个工作，还有人妒火中烧。这与自己起点太低有关。衣食用度那么差，人前总是矮三分，说话不出三句就表现出自卑的我，现在突然在一个“好单位”工作了。当时的汽车修理工，大概被他们等同于现在修宇宙飞船的人了。“反差”太大，身边的这些人又不舒服、不自在了。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与自己一味地诚心待人，害怕失去所谓的“朋友”有关。
正在苦恼之时，车间领导找我谈话，要调我去车间办公室当统计员。他们早就看出了我文化较高和比较善写。此时距离我进厂还不到一年。此后10多年里，这种情况多次出现：我在车间里总是呆不长，实际长期从事的是文秘工作，直至1994年考入媒体。
这一切都发生在1977年。这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不仅对国家，就是对普通的中国人，也很不寻常。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听到这个消息后，厂里的普通工人都有不少鼓掌的，可见当时的民心所向。7月30日晚，邓小平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是其1976年1月以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上一次是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８月，中共十一大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就在1977年8月，还发生了一件堪称“国家和时代拐点”的重大事件——恢复高考。8月4—8日，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多数提议或赞同恢复高考。在询问了当年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后，邓小平当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在文革还没有被否定、“两个凡是”正大行其道的时候，他敢于采取这一突破坚冰的重大举措，显示出高瞻远瞩和力挽狂澜的过人胆识。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
█ 背景资料：电影《高考1977》海报
我后来得知，当时对恢复高考持反对和疑虑态度的大有人在，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在邓小平严厉批评和表示要撤换他们后，教育部才制定和上报了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报告。
由于我的母亲是老师，在此之前我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但我对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这是长期以来大小环境影响的结果。
先说大环境。高考中断11年，我一个20岁的青年，怎么会对此有感觉呢？从1972年起改为推荐上大学。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来，恰恰挡住了平民子弟，变成了凭关系和出身上大学。既然上大学与我无关，我对此也就没有过一丁点思想准备，爱学习，只是出于天性和逃避现实。
再说小环境。母亲没有上过大学，当中学老师本应该大学毕业，她因此曾差点儿被“降”到小学去。不服气的她在言谈中，不免有偏激的成分。对于长辈的话，小孩往往信以为真。绊倒儿女的第一块“砖头”，甚至一块又一块“砖头”，其实往往是父母设置的。想让孩子听话的父母，出言就要谨慎，不能信口雌黄，意气用事。不要怨孩子不听话，是家长的话前后不一、相互矛盾，让孩子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实是最重要和最难当的，不学习和重视自身修养，怎么能够胜任得了？
母亲无法说服我复习备考，就搬来了她的一个学生做我的工作。这个“大哥哥”是“老三届”初中生，跟我谈了半天，与母亲不同的好像只有一句话：“最好的专业是医科，其次是工科。”人在没有主见和分辨能力时，很容易把别人的只言片语奉为圭臬。这句话在后来就起了坏作用。这个家庭真是悲哀：高考指导，还是请初中生来做的。全靠自己琢磨，“暗中摸索总非真”啊！
虽然我转不过弯来，但观察力和记忆力还是比较强的。比我信息灵通的人多得是，比如过去常来的“朋友”，那段时间突然不见了，但还不忘抽时间来打探我是否知道此事，旁敲侧击，吞吞吐吐，当听到我说“这是毛主席说的，绝不可能”，确认我不相信有高考一事后，才带着诡异的笑容离去。他们之所以在百忙之中仍抽时间来“关心”我，是认为我在学习上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同时又是一块“弱肉”，在自己往上爬的同时，还不忘把别人踩下去。
当时，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人人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那些天的每个晚上，在太原十二中的一间大教室里，明亮的日光灯照射着一张张年龄不一、背景不同的面孔，听课的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捧着久违的书本，怀着难以言状的心情，生怕漏掉辅导老师的每一句讲解……复习备考已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我终于也被卷了进去。此时，距高考已不到两个月时间。
我做事，要么一点儿不沾，要么过于投入。这一个多月基本请了假，或在工作之余躲到厂里的僻静处复习。而那几个“朋友”继续对我封锁信息，有的甚至“借”走我的复习资料故意不还。我的复习完全是暗中摸索、单打独斗，但听到有老师辅导的消息后，还不忘叫上他们一起去。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太老实，另一方面是有不嫉妒他人的自信：读书是我为数很少的强项之一。像我这样既诚实，又糊涂的“东郭先生”，理应得到，也确实得到了报应！
在各个知识门类中，我最有感觉的是文科类。但母亲极力反对报文科，并不惜骑着自行车，历时一个小时跑到我们厂，替我报了名。她喜用激将和暗示，这次一句话就将我“说服”了：“只有学习不好的才考文科呢！”我不想被认为“学习不好”，再说理科我也学得不错，以往的成绩也挺高。当然，报理科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经历文革，人们对“因言获罪”都心有余悸，“重理轻文”是社会的共识。但在那时，我也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大致是《中国轻视文科将付出沉重代价》。那位外国人的这一论断，早已被不幸言中了。
这是中国考试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1977年12月中旬，我在位于太原市大营盘的沙河小学参加了高考。时间为两天，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数学；第二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理化或史地。临行前的伙食是拌汤（疙瘩汤）和咸菜，比平时好一点的是，在拌汤里打了一颗鸡蛋，上面因此飘着一点儿鸡蛋丝儿。这已经比复习时的伙食好了。
█ 作者20岁照片，印章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应该是从准考证上取下的
也算久经考场，我在考试时是比较从容的。政治考题我已没什么印象，因为“政治理论”更替得很频繁。当时我不觉得很难。数学题难度大一些，有一道大题，是辅导老师刘德荣前一天刚刚讲过的。由于那一个多月我是自主复习，没什么条理和计划，“眉毛胡子一把抓”，凡是教科书上有的我都学，包括自学新内容，抓不住重点，导致本该拿的这10分也丢了。语文考题真没有什么能难住我的，作文题是二选一，我只记住了我选的那一题：《颂歌献给华主席》。我感觉理化题的难度大一些，这也与复习不得法有关。比如考前我还在背“元素周期表”，这样的内容，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考。“朋友们”请着老师具体指导，针对性比我强得多。
█ 背景资料：山西省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语文试卷
那时高考后不公布分数，只知道初选线是240分，也就是平均每门60分。但在一个多月后，我知道了自己的大致分数，均分60多，不到70。这是通过院里一位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的，也就是我被“初选”上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了一个成果，真的挺为自己感动的。当时，我都情不自禁地吟诵起了毛泽东的律诗《长征》和《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些“朋友们”，也对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排除了他们的干扰而考上很是意外。这从他们的神态上看得很清楚。
忧的是什么呢？一言难尽。后来有同事告诉我：“你的名字在南城区委门口贴着呢！”他是指张榜公布的名单里有我。古人认为，“金榜题名”是人生“四喜”之一（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不仅没有心情跑去看看，甚至还感到颇为失落。原因有：
我一向都是考90多分、100分的，怎么现在考的是六七十分呢？实际上这才是自己的真实分数。学校里老师给的那些分数，几乎都是为了哄学生的，根本代表不了实际水平。但我当时还转不过弯子，被以往的高分给“惯坏了”。
那几个月令人目不暇接的巨大变化，让我感觉好像在梦游一般，整个人像是被一股狂风卷到了半空中，分不清东南西北，失重了。
身边人对自己态度的变化，也让我这个羞涩、低调的人，感到很不自在和难以理解。母亲突然变得温和了，关注我的人多了，特别是在《太原报》上看到几个版的大学名称及招生专业后，我更是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了：该往哪里去？又能往那里去？我深深地陷入了迷惘之中。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1977年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别和壮观的一次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文革10年，高考中断11年，考生年级13个（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加上允许部分78届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共有13个年级的考生同时步入考场）。
█ 1977年日历上的迎泽宾馆
1977年的高考，也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有关部门原先估计的报考人数是2000多万，计划招生20万，录取率仅1％。由于一些省市进行了初试，所以全国实际考生人数为570万。后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和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6.3万人，扩招比例近百分之三十，最后录取人数为272971人，按考生比例为21：1，录取率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又没有能力成为最终的之一。因为高考考的是综合能力，而非仅仅是“学习好就行”。
9.我为何从大学退学
人们经常引用著名作家柳青的这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比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1978年初，21岁的我刚被高考“初选”上，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志愿的填报。
如果我当时是“一张白纸”，如刚刚走出校门；或已有比较丰富的阅历，如“老三届”；抑或成长在一个正常家庭，有人指点迷津，而不是仅靠自己暗中摸索，受媒体和同龄人等的不良影响，形成了好高骛远、大而无当、逃避现实的心理状态；我的人生就会改写，一场深创剧痛也能避免。
当时对理科的分类是“理工农医”四大类，我是用“排除法”选择的。本来我应该在“理工”的范围内选择，因为这个范围是自己在校和工作后接触过的，是确定能学能深造的。但在以偏概全的认识下，我首先把工科排除了，轻率地认为“自己不适合那个环境”。
理科之所以被我排除，是因为我害怕当老师。过去政治运动频繁，教师长期受冲击，社会地位低（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对此体会颇深。我中学时的老师大多毕业于山西大学的文科或理科专业，所以我早已视学习文科和理科，尤其视上山西大学学习文理科为畏途，因此，理科也被我pass掉了。农科没有什么接触，不考虑。就剩下医科了，此时我想起了那位“大哥哥”的话“最好的专业是医科”。虽然对医学也没有实际接触过，过去只了解一点儿常识，但那时的我，已将那一点儿常识当作了真正了解，甚至把填报医科当成了“救命稻草”。因为除此而外，我已经“别无选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生活环境使我严重缺乏安全感，总觉得随时会有危难降临，而学医，似乎可以带来较高的安全保障。
在这样一种逻辑下，我就确定了选报医学专业。但心里毕竟没有底，谈不上有什么专业思想，更谈不上牢固，所以表现得患得患失、犹疑不决。选择学校时，自然也表现出逃避的心态。这就是我选择“唐山煤矿医学院医学专业”的推理结果。有好心人劝我：那里一年多以前刚发生过大地震，你现在去，不怕吗？对于一个本来就想逃避的人而言，那里可能正是“理想之地”。如果我真有决心学医，从考分和有利于学习等方面考虑，我的第一志愿，应该是地处太原市的山西医学院。
母亲给我选择的是“太原工学院机械专业”。她的根据是，你大舅和二舅都是山西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的（太原工学院的前身为山西大学工学院。他们均毕业于民国时期，后来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四川雅安工作）。她对这样的选择讲不出更多道理，只是要求我“听她的”。后来看，她的选择也是对的，但当时我思想上的困扰很多：继恢复高考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许多新名词、新概念令人目不暇接。我记得，像计算机、激光、生物等八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当时的宣传重点。对于一个“爱学习”的青年来说，接受新东西很快，但又缺乏分辨能力，难免囫囵吞枣、消化不良。
母亲仅仅看到和夸赞我对读书看报的兴趣，早在我刚上初中时，就为我订上了《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以为“爱学习”只是会把作业做得更好、考试成绩更高，却不知“学习”不同于只学个技能、特长什么的，而是会改变认知、影响“三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她越来越不懂我在想什么，对我的想法和困惑越来越不理解，代际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高考后就是这个问题的一次大暴露，我的经历也是对“开卷有益”的一个讽刺。
一直以来都有人宣扬读书的好处，但少有人提醒读书的“坏处”。实际上，书本也是“虚拟世界”，误导人生的东西多了去了，更重要的是要有分辨能力。否则，很容易使人变得虚妄不切实际，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这就是“人生识字糊涂始”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根源！
人的潜意识是会“报警”的。在我选报了高考志愿后，遭到过几个“朋友”的讥笑，我也曾有过几次不对头的感觉，当时要改还来得及，但囿于“说话算话”和“一诺千金”，我眼睁睁地失去了重新选择的机会。在“无路可走”的窘境中，我只有试错了。拿这么重大、难得、珍贵的机会来试错，风险真是太大了！可这又是我的必然逻辑。这种“希望和失望交织，憧憬与担忧并存”的状态，是很痛苦的，无名火憋在心里，变得很容易被激惹。表面上看，考上大学很风光，尤其是1977级，录取率还不到5%，可又有谁知道我内心的纠结、挣扎和煎熬呢？
1978年3月12日，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托运了一个木箱，乘火车离开了太原。第二天在北京换车时，我看望了大舅一家。大舅家的床上还绑着防震架。他对我说：“医学可是难学了！”话虽短，但是含义很深。他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毕业生，真懂。遗憾的是，我与他接触太少、太晚了。
列车接近唐山时，担忧，也是意料中的情景开始出现：倒塌的房屋成片出现，人烟稀少，与在电影中看到的遭受过轰炸的情形很像，确实挺震撼的。想想这也不奇怪，一年多前的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地震时，远在600多公里外的太原市，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被震醒了，可见其强度之大。
车到唐山站后，学校有接站的工作人员和车辆；抵达学校后，看到的情况比沿途看到的要好。毕竟是学校的建筑，比农村和居民的住房明显结实，尤其是学校的礼堂，甚至还挺完整的（这座礼堂后来曾作为地震遗址，保存了很长时间）。虽然不如想象的好，但宿舍还行，有两张单人床和一个大通铺。我去时已有3个同学到达，根据床铺就能看出他们来的先后：
来自辽宁本溪市的鹿珂，年长我两岁，是个帅哥，衣着、发型讲究，还带着小提琴，很有文艺范儿。我后来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医生。
来自河北沧州市的张志刚，年长我3岁，已经是医生，很喜欢政治话题，是带着工资上学的，这说明他已工作5年以上。
来自吉林桦甸县的蒋炳武，年长我两岁，个子可能不到一米七，沉默寡言，好像总在思考着什么。他原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自然被任命为班长。
之后又陆续来了3个同学，都是河北的，其中一个我还记得名字：段明科，好像与我同岁，来自邯郸，总是笑眯眯的。另两个，一个姓范，比我大两岁，来自衡水地区，比较瘦高，不爱说话，很朴实。另一个好像比我小两三岁，姓张，眼睛很大，来自石家庄，因为年纪最小，个头也低，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疙瘩”，大名叫什么我反倒忘了。
第二天我开始了解学校的情况。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创办于1926年；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开滦医学专科学校；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天津医学院等抽调了一批骨干教师，成立了唐山煤矿医学院（简称“煤医”），开始招收本科生，并长期隶属于煤炭工业部。（我离开后学校的沿革为：1984年更名为华北煤炭医学院；2010年与河北理工大学合并为河北联合大学，成为河北的第二所综合大学；2015年更名为华北理工大学）
我们那届（77级）只招了5个班。我们班有学生30个左右，男女生大约各占一半，其中山西去的还有3个（全部15人）：太原的女生关小力，运城的男生赵国英和代县的女生张小平。
1985年前后，我在太原五金厂偶然遇到过一次关小力，她当时已是西山矿务局医院的医生，好像是在放射科。她向我介绍了一些同学的去向。这么多年过去，我只记得张志刚去了美国。从学校的网站上看到，蒋炳武已是副校长。看来他毕业后选择了留校。对此我不觉得意外，近四十年前，他就表现出超越年龄的沉稳和组织能力。其他同学我记住的，还有女生侯英，来自河北沧州，其父母及哥哥，都与张志刚在一个医院当医生。我之所以记住了她，是因为她比较出众，个子高，挺漂亮，发型与人民币上的一个人挺像，还和我说过几句话。还有一个来自辽宁阜新的漂亮女生，及其他一些同学我都有印象，只是名字忘了。我在这个班只呆了一个学期，时间太短了。
那时没有军训，到校后很快就开了课。震后学校的条件简陋，桌椅都不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马扎，但教室还可以。一上课我就感觉到，这里的教学是不含糊的，别看硬件不太好，想逃避或混日子，是根本做不到的。第一个学期是基础课，有物理、化学、英语、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
我对英语老师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是一位男老师，30多岁，身高一米八左右，文质彬彬，帅哥一个，但好像有点儿神经质。他后来自我介绍：我爱人和女儿都在地震中去世了……物理老师四五十岁，戴副黑边眼镜，也在地震中丧偶，但表现得幽默、乐观，可能与他组建了新的家庭有关。我思想的转变，发生在学习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时候。从那时起，我开始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原因有专业、环境和非智力等三个方面：
专业方面：这是两门全新的课程，我过去没有基础，与以往所学区别很大，而许多同学有基础，或者出生于医生家庭，耳濡目染；或者搞过医务，甚至本身就是医生；他们在接受、衔接上自然、顺畅得多。关于选择专业，人们有许多出发点或侧重点，但前提是能够学下去。否则，其他任何考虑都谈不上。
环境方面：地震后的情景，与自己原来对大学的想象，有明显的差距。这也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震后恢复得挺快。至于后来，更是建设得高端大气。
非智力方面：这个方面涵盖很广，以上两个方面也可以囊括其中。这是真正的、根本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虚拟的书本世界里，对现实问题总是回避，不敢，也没有能力正视，更谈不上善于处理。对我而言，学习本来只是一种兴趣和逃避的手段，现在“惹”出了更大、更棘手的麻烦需要处理，这反而让我滋生出“改正错误”、从头再来的念头。“选错了”则重新开始，这么一个简单的思维逻辑，就让我有了退学的想法，并打算付诸行动。那段时间，我给母亲写了几封信，从自己的角度对这所学校描述了一番，并说出了自己这种简单、幼稚、冲动的想法。母亲劝我学下去，但没有一句话能让我改弦更张。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放假期间，家庭突遭意外，我借故休学了一个学期。再次返回学校，已是1979年年初，此时的我如果要继续上下去，就只得跟随78级，也就是必须留级一届（其实是半年，因为77级入学晚了半年）。期间我已搬到78级的宿舍，与来自贵州的罗安全同住一个房间。说来也怪，这间宿舍恰恰不安全。有一天，旁边工地上的一根钢筋从天而降，穿过了宿舍顶棚，扎进了我们的房间。我们倒是没怎么怕，但是领导和老师们很紧张。之前我已递交了退学申请，并获得批准。为人处事很周到的蒋炳武得知消息后，领着几个“老同学”，帮我将行李送到了火车站。就这样，一年多的大学生涯就此结束，可谓“来得容易去得快”。
█ 1979年作者从唐山煤矿医学院退学返并前，摄于唐山凤凰山公园。这是作者大学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
按规定，大学退学要回到原单位。当时的山西省计委，还为我下发了一个文件，母亲和我都据此回太原东风汽修厂联系了一番。此前，她已认可了我重考的决定。没想到，退学比考学还难，好几个月后才办完手续，这使我在1979年就重考的打算告吹。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起点。不过，此时的我已不是离开时的那个我了，已由“出世”变得过于“入世”，好像又回到了初中时期，异常亢奋，非要“痛改前非”“一雪前耻”不可。当时我用毛笔写了不少励志的诗句，挂在我的房间里，结果又遭到了“朋友们”，甚至“朋友”家长（母亲的同事）的嘲笑。对此我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报应。一系列的错误选择，包括亲佞远贤、认敌为友、羊入狼群等等，本身就是在自取其辱。关心我的同学认为，我是“受刺激了”。
退学回到原单位的我，先在车间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被抽到了办公室，重操旧业，但我心里惦记的还是重考。见过外面的世界，人就无法再回到过去了。
第二年，即1980年，我参加了一次高考，是与比我小5岁的弟弟同时参加的。身心俱疲的我，已是强弩之末，在考场上的竞争力，已无法与在校生相比，当然没能出线。1981年我最后一次参加高考，此时的我已不仅是“强弩之末”，而是“势不能穿鲁缟”了。就这样，高考来去匆匆，前后不到四年，就离我远去了。我有能力考取，却无能力把握，不仅没有收获应该收获的，还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经历了一场深创剧痛。这充分说明，成功主要靠的是非智力因素，包括认知、情绪、意志等等。什么“只要学习好就行”，纯粹是妇人之见!
1980年高考后，我被迫离家出走，设法住到了厂里。因为家长觉得我没有达到“预期”，因此也就没有继续付出的价值了，并将这种行为称之为“挣脱”。厂里的集体宿舍不是随时都有空位，开始一段，我不得不住到车间办公室里，将两个汽车坐垫架在两个长凳上，就那样将就了一段时间。精神上的痛苦和迷茫，再加上物质生活的简陋和匮乏，使我开始放弃原已养成的正常的生活习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牙齿的损坏。
我原本有32颗牙（多数人为28颗），开始刷牙约在上小学高年级时。有这个意识，也是源于爱读书，而非家长的教育。那是在姥姥家，我偶然发现一本封面和封底都被磨掉的书《你知道吗》。这是一本科普书，专讲卫生常识，其中提到了刷牙的重要性和正确方法。我将这本书带回家，并对母亲提出了我要刷牙的要求。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每天早晚刷牙。
人在顺境中，坚持正确抵制错误比较容易；但在逆境中，仍然如此就难多了。大约只有一两周没有刷牙，我就发现磨牙龋了，先是左下后的智齿，疼得无法吃东西，去了山西省人民医院，医生说必须拔。那时拔牙如上酷刑。智齿牙根特别长，我那颗牙的牙根还打了个弯，压在前一颗牙下面，往出拔的时候尤其费劲。开始是个女医生接诊，处理不了；换了个男医生，还是拔不出来，就用上了锤子，直到将那颗智齿砸裂后才拔出来。当时虽然打着麻药，但我已被锤子砸得头昏脑胀，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离开医院后，我不仅感到伤口疼，而且十分饥饿，在路边买了个面包，含着满嘴鲜血吃了进去，这才有力气骑着自行车回到厂里。左脸至少肿了一个星期。
右下后的智齿当时也龋了，我是去山西省公安医院看的。那时的牙医好像就一个办法：拔。智齿拔掉后，医生让我拍了一张X光片，说前面的一颗也坏了，也得拔，结果一周内就拔了两颗磨牙。其严重的后果将延续终身。因为牙齿如砖墙，一颗缺失都会导致牙列不齐和松动。后来，我牙床上面的牙齿开始往下走，最终咬住下牙床而不得不拔掉上面的两颗智齿，这两次拔牙已分别到了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到此时，我已缺失了6颗牙齿。连上正在种植的两颗牙，在牙齿治疗方面，我的花费已接近1.5万元。
恢复高考，对许多人来说是难得的机遇，或说是命运之神的格外眷顾。但对我，却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真实地写出当时的表现和心路历程，确有一种难为情的感觉。难怪不少人，尤其是“朋友们”的嘲笑是那样地不加掩饰，甚至乐不可支。他们觉得：这个傻货这下可完了，又有笑话可看了。我的确先天不足，但后来的我，已不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
几十年过去，我的成败观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觉得，一个人成功是难，但要真的失败更难，除非将自己彻底放弃。“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成败的转化，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还须走着瞧！
太行石《五零后家国往事》（本站分6部分发布）：
五零后家国往事（1）我的六零年代我的家国往事
五零后家国往事（2）恢复高考，难得的机遇却演变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