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随父母下放大同的旧事
1970年7月31日，我随着从省直机关下放雁北地区工作的父母，离开省城，来到了古城大同。从此，在我的生命中就和大同有了不解之缘。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为自己曾经在大同生活过感到骄傲，为自己曾经是半个大同人感到自豪。每逢听到那熟悉的大同话，我就感到十分亲切。时光飞逝，从1974年底离开大同，距今已经四十年了,但我却魂牵梦绕、时常思念着这座古城。听说大同的城市改造，让这座古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在我的梦中出现的大同，却还是那座1970年代荒凉、古朴、自然、破旧但却充满了温情和韵味的古城。
大同四中读书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把山西省直机关端了个底朝天。近万名省直机关干部，被全部发配到了全省各地，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少部分是到地市机关工作。浩浩荡荡的干部下放大军，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家属子女队伍。当时到雁北地区插队和下放的干部大约有上千人，家属子女也有几千人。1970年7月31日，一趟专列把我们拉到大同，十几辆大卡车又把我们拉到了雁北地委机关招待所。过了几日，我家被分配到雁北地委大院17号楼三单元一层居住。家安顿好之后，我就自己随便挑选了一所附近的中学——大同四中。
四中位于北门外，距离火车站不远，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学。学校只有一栋灰不溜秋的四层教学楼，一个较大的体育场。学生主要是附近的平民子弟，也有一部分是部队子弟。部队子弟习惯穿着父辈的旧军装，让我心里实在羡慕。而我穿的是父亲的中山装，也满足了一些虚荣心，表示我是个干部子弟。我被分配到了118班，班里的同学大都衣衫褴褛，不如我在太原五中读书的同学帅气精干，后来我想明白，因为太原的同学干部子弟多，大部分家境优越，所以衣着鲜亮显得帅气精干，而大同同学大部分家境贫寒，穿得不好，自然显得猥琐。满校园的大同方言也让我感到极不适应，我一开口同学们就讥笑我是个”侉拨浪”（大同话外地人的意思）。好在这个学校的许多老师是外地人，天南海北的都有。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李鸿书老师，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语文教的好，对学生很好，尤其对我这个外地来的学生格外关注，我也特别爱上她的语文课。我的作文总是被李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朗读，总是被贴在教室黑板报里被展示，这越发刺激了我对语文课的热情。英语老师姓刘，说着一口标准的大同方言，也说着一口充满大同话味道的英语，所以我对英语课一直没兴趣。
初中时，班里只有我一个雁北大院的子弟，上下学路上形单影只。后来，从24校转来一批同学，有几个雁北大院的子弟，我总算是有了伴。其中有两个男生，一个是个子高大、浓眉大眼、帅气憨厚的马健。他学习不好，总是挨老师训斥，长大后成了铁路工人，成了大同市的义务献血专业户，一生献血一万多毫升。另一个是个子矮小、脑袋略扁的王立民,他穿着土气，说的一口广灵县方言，外号“山里人”，在班里经常受女生欺负。三个女生中，两个是太原下放干部子女，一个是原省委书记赵雨亭的女儿赵晓林，红红的脸蛋，长大后成了军医；一个是孙爱媛，长得甜甜的，长大后不知去向；另外雁北大院的子弟还有一个高个子女孩叫耿中生,一副文弱的样子，长大后成了市政法委的领导干部。那时男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即使同桌也要用粉笔划条线，表示界限清楚，所以我和雁北大院的三个女生基本没说过话。
上学下学，总是我们三个男生一起步行。上学路上，有一个很大的陡坡，大卡车总是减速哼哧哧地费劲爬坡，我们三人常常趴上汽车的槽箱，等到快上到坡顶就跳下来，也算搭了一段顺风车。下了卡车，钻过一个破城墙洞口，进入一个大足球场，然后直线距离到了学校东门。
大同四中的体育课项目单一，就是踢足球，而大同四中的足球在全市乃至全省都很有名气，那时山西省足球队的许多队员曾经是大同四中的学生，在大同市中学生足球联赛中，夺冠者总是大同四中。所以，这是一所有着深厚足球传统的学校，甚至可以说是一所足球学校。课间休息时，只要一下课，男孩子们就抱着足球冲向球场。上课铃响很久，许多人才灰头土脸冲回教室，因此被靠墙罚站。那时课外作业很少，放学之后，班级之间经常举行足球比赛。按照规则，一方在场上只能有九个队员，但是总是会有十几个人冲上场。有时，场地紧张，我们就跑到校外，找块空地，拿书包当大门。在此环境中，我也喜欢上了足球，虽然踢得不好，但是见了足球脚就痒痒。
时间久了，我和同学们处的关系很好。星期天，我会去同学家玩耍。大同市里楼房很少，同学家也大多住在一些很古旧的四合院平房里，我要钻一些小胡同才能找到。四牌楼，九龙壁和上下华严寺、包括云冈都是破旧的，黑糊糊的，似乎沾满了大同的煤粉，而大同的混糖月饼倒是很好吃。由于读书无用论盛行，许多同学觉得上学没啥前途，初中没毕业许多人就退学找工作去了。
不知不觉中，我就升入高中8班，班主任换成了高个子的男老师张广志。张老师很严厉，可能是因为校方觉得男老师能镇住高中8班的赖小子们吧。公道的说，张老师的语文课讲的不错，我确实受益匪浅。张老师对我也是器重的，曾让我担任班长一职。
张老师对学生是严厉的，时常用脚踢一些差学生。他的教学方法也有独到之处，他对一些难度大的词专门让差等生念错，然后再纠正，好让大家加深印象。我永远记得张老师在课堂上捉弄程仁时的场面：张老师让程仁念课文，程仁把“斟酌”二字念成了“斗勺”，引起全班哄堂大笑，但是这个效果却让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的正确读音。如今张老师已经作古，我心中对他充满了怀念之情，希望张老师在天堂继续当好老师。
在大同四中读书的日子里，是我一生中一段永远难忘的快乐的时光，我们没有学习压力，也不知道未来，混沌中，我们在自然成长。
雁北大院生活
雁北地委大院位于大同城东门外，原是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一洛阳拖拉机厂的家属宿舍和办公楼。因地基酥软, 拖拉机厂搬至洛阳，这个大院就给了雁北行署。大院很有名气，大同市许多人一说雁北大院都知道。大院共17幢苏式楼,另外还有小礼堂、新华书店、商店、门诊部、公共浴室、招待所、餐厅等服务设施，在七十年代，这就算大同市的顶级小区了。它东临大同的古御河，西临大同的古城墙，钻过支离破碎的旧土城墙口，就进入大同城区了。
我家先是住在17号楼一层，那时，父亲担任雁北报社社长。报社在地委大院的围墙外，是一处独立的大院子，有印刷厂和编辑部。我的日常生活和地委无关，和雁北报社倒是息息相关。这缘于父亲的同事郭允昌、贾春太、韩秋云、李源、付业、赵文普、杨春如、李凡之等都是从山西日报社调来的，我经常和他们家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那时候雁北报办的很有名气，一批老报人把报纸办的风生水起，在雁北地区很受欢迎，所以有人说雁北报相当于省报的水平。记得那时候父亲工作很辛苦，经常是半夜回家。报社院子大门锁了，他就只能跳墙出来。李源阿姨的丈夫叫朱闰生，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的长子。她家生火拉炭，她儿子朱晓明叫我去帮忙，结果我不小心被炭块砸掉了大拇指甲盖。郭允昌家的女儿郭亦超、儿子郭亦敏都是我在太原时的发小，原先就是楼上楼下，来了大同又住在一个大院。所以，我们相处的时间更多些。夏天，我和郭亦敏骑车跑到水泊寺水库游泳；冬天，我俩在御河上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滑冰；我俩经常骑车去大同制药厂驮家里烧火用的麻黄草；经常在雁北报印刷厂和一个叫邓建国的青工打篮球。再后来，他也转入大同四中读书，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多了。亦敏是个非常聪明的男孩子，人也帅气。他会做许多事情，比如能亲自动手修改穿过的衣服、会修自行车、修钟表、会做饭炒菜等。长大后，听说他经商致富，很早就移居国外了，我们再没见过面，郭亦超后来成了北京的医学专家。我父亲担任地委宣传部长后，我家又搬到了10号楼二层。有一次，我和亦敏无意中发现地委的一个大画室，有几个画家在创作国画，我俩就经常跑去看人家作画。画家李日敬见亦敏长得精神，就把他作为模特，画到了国画作品《山乡引来幸福水》里。我曾亲眼目睹画家亢佐田一笔一划创作他的那幅著名的作品《红太阳光辉暖万代》的过程。在地委大院，我家一共居住了八年，直到1978年父亲调回太原。
南郊口泉插队
1973年12月，我们正在高中读书，传来了上面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下乡的消息，大同四中干脆让我们提前毕业，把我们全部安插到了大同南郊。我们高8班15名学生坐着同学刘俊卿父亲单位雁北运输公司的长途汽车，被送到了大同南郊赵家小村公社房子村。到村里那天，农民用油糕和羊肉款待我们，懵懵懂懂的我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
接下来与我们朝夕相伴的便是口泉河、青纱帐、盐碱地、红高粱、田间垄头、水渠坝场、牛栏猪圈、油灯土炕、酷暑烈日、凛冽寒风、眼都睁不开的早晨、烧的胃直冒酸水的茅糕、被汗水浸出烟渍的衣衫、烟熏火燎的灶房，还有劳累、困顿、饥饿、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为生存而生出的算计和龌龊，当然也有穷乡僻壤也不可逃避的私欲权谋和阶级斗争。
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自己脱坯上梁、砌砖盖房，建起了自己的家园，我们统一记工，集体开伙，轮流做饭，笨拙地劳动和生活着。
那时的我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对城市生活没有丝毫留恋，胸中总想着在广阔天地如何大有作为。我在村里担任记工员，相对苦轻一些，但是我总是脏活累活抢着干。印象最深的劳动有三次：一次是分配我和马健去口泉修水渠，用雷管炸石头，然后搬运，一天下来又累又饿。好在一天给补助两元现金，我俩拿着钱到了口泉的饭店，每个人用两元钱买了一斤六十个饺子，全吃进去了,然后又喝了几碗饺子汤。有一天又用两元钱买了四十个冰棍，一顿也都吃进去了，奇怪吃完也没事。另一次是我在场院看场，睡在一间没有门窗的破房子里，早晨醒来发现眼斜嘴歪，其实就是中风造成面神经麻痹症。知青带队干部是个大夫，却诊断不了我是什么病，说我是感冒，让我请假回家，回家后在地委门诊部针灸一周才好了。还有一次是1974年夏天，一连下了一天一夜暴雨，一场特大洪水咆哮地从口泉河上游冲下来，水里飘着木头死猪死羊，三米高水头十分怕人。全村社员包括知青紧急出动，连夜拦截洪水、浇地灌溉。深夜里我穿着雨衣，拿着铁锹，和其他人一起把洪水从引水渠引到玉米地，天亮后，我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泥人，累得瘫在地里。后来才知道，那晚上一名知青看瓜时被倒塌的瓜棚砸死了。
在房子村的日子里，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与老乡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我们搞科学种田，搞多种经营，进行科学实验，引进杂交高粱，种葡萄种果树，为生产队买拖拉机买汽车，我们苦哉乐哉地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历练着我们自己。
我心中孕育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强烈政治抱负；我知道了农村有多大、农民有多穷，我深信农村会改变，我暗暗为未来的机遇准备着…
艰苦生活中的相互温情关照、灯下彻夜的苦读、海阔天空的辩论、赋诗填词彼此励志、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屋顶田埂上的放歌、秋天丰收的欢乐，还有那些在苦难与艰辛中萌生出的惆怅又温馨的爱情…这一切，凝成了我们的一段特殊的青春岁月，凝成了我们永不磨灭的一段生命。
1974年年底，我离开大同南郊房子村，离开插队战友，离开大同，转到了雁北地区插队。四十年后，我在思索：大同，我人生短暂停留过的地方，它似乎没给我什么，但它又给了我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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