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1970年我在昔阳惊心动魄的那一夜
韩石山，著名作家，以小说成名，后又写散文、文学评论，有“文坛刀客”之称。近年来潜心于现代文学研究。
本文选自韩石山的作品《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有人说，这是他的自传，他却说：“不能说是我的自传，若这是自传，先就对不起我的亲人，还有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这“本是酒桌上的笑谈，只能说正中下怀又闲来无事，就写了这么本书。却不能说不是认真写的。写成初稿，放了差不多一年，细细修订一番，这才敢拿出见人。”
昔阳县，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大寨所在的那个县。
县城西北三里远的一个山沟里，有个村子叫红土沟。
村里的房子，有砖窑也有土坯房，从半沟的两边开始，错错落落一直蔓延上去，快到顶了又合拢在一起。这样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大大的V字，只是开口处朝了下。
1970年3月6日晚上10时许，东边坡上的小路上，走着三个人，谁也不说话，不一会儿，就到了沟顶合拢处一户人家的门口，推开虚掩的街门进去，来到一个小平房前，轻轻地敲了三下。里面接应的人，拉着电灯开了门。
三人来到西墙边一张床前，其中一人说：
“韩安远，起来！”韩安远是我上学时的名字。不是在太原上大学吗？怎么来到昔阳县，还住在这么个小山村里。
这就说到1969年底到1970年初，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了。
那几年，常说的一个词是“防修反修”，还有一个词是“备战备荒”，以为就这么说说，哪里会真的跟苏联打仗。后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也没当回事，以为不过是局部事件。然而，到了1969年12月中旬吧，上边忽然来了一道命令，说是苏联可能对中国用兵，要各地立即行动，把大学全都搬到乡下去。当时就知道，这叫“战备疏散”，后来才知道，这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10月就下达了。
山西大学是山西的最高学府，就是“疏散”也得“疏”到一个革命的地方去。当时全国学大寨闹得正凶，大寨在昔阳，要革命，当然是去昔阳了。太原到昔阳300里地，我们是打着红旗唱着歌，背着捆得四楞四整的背包，一步一步走到的。记得走了五天，到昔阳的那天，正好是1970年元旦后的一天。
在我们来之前，已安排好了住处，全都在乡下，一个系一个村子，远的离县城十几里，近的也有三四里。历史系是个小系，两个年级两个班，加上老师、工宣队，总共超不过一百人，住在这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每天学习、开会，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一如在太原的时候。
我和四个同学，住在沟顶一户人家的西偏房里。南边是一盘土炕，那四个同学睡，西墙上有个小窗户，窗户下面是一张木板床，我睡。房子中间有个铁炉子，在床边也在炕前，白日有火，晚上封住。
这天晚上，我刚睡着，听见喊声睁眼一看来人，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乖乖地坐起穿衣。刚睡醒，电灯光耀得眼都睁不开，朦朦胧胧地，还是看清了，来的三个人，一个是工宣队员，一个是系办公室的干部，一个是我们班的班长。
衣服穿上，坐在床边。“系革命领导小组决定，从明天开始，给你办学习班。”
系办公室的那位干部低沉地说，尽量装作严肃的样子，像是在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我们也管他叫先生，实际上知道，他不是教员，是旧系办公室的干部。现在系里的班子叫革命领导小组，没有办公室一说，他就是这个领导小组的办事员了。
工宣队员站在一旁不作声，像是在监督这一切的进行。
“韩安远，”班长说，“把你的日记，还有别的笔记本，全都交出来。”
我的箱子就在床下。乖乖地开了锁，取出全部日记和笔记本。那个办事员还在箱子里翻了翻，看有没有藏匿不交的。
接下来是清点，一本一本地数，共13本。全是硬皮日记本，封面或许不同，大小没有多少差异，普通32开大小。
炕上的人早就起来了，在一旁观看。现在回想，他们中间有的人，会惊异我有这么多的日记，有的人会暗自欣喜，这回可是抓住一个真正的反动学生了。
来的三个人，收拾起日记本，给我留下一个收据，写明收到韩安远日记13本，一起走了。同宿的人谁也不说什么，又都睡下了。
他们清点日记本的时候，有一个日记里掉下十几页，趁他们忙乱的空儿，我顺手把这几页日记混在书里放在一边。他们走后，整理书箱时，我扫了一眼，不动声色地塞进裤兜里。
将书箱推回床下，没有脱衣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了。
今天抄走日记，明天就开始办学习班，看管得更严了，吃饭睡觉有人监视，去厕所也有人跟着，塞在裤兜里的几页日记怎么办？
得处理掉。看看旁边的铁炉子，有了主意。炉火已封住了，还有一点小小的火焰，若是我借捅炉子的机会，把这些纸片塞进炉膛里，炉子有烟囱，通向房外，一会儿就化为灰烬，顺着烟筒吸出去，无影无踪了。
就这么办。怕烧不透，手伸进裤兜里，将纸页揉成一团。
起身，背对着炕，俯下身子，捅开炉子，刚把纸团填进炉口，用铁条捅了一下，忽然背后一声断喝：
“你要做啥!”随着喊声，一个赤条条的身子猛地扑了过来，压在我的背上，手臂从肩膀上探过来，抓起已冒起火苗的纸团。像是烫着了手，不顾疼，脚着了地，这才双手倒腾着，又是吹又是拍，将纸团上的火弄灭。
是王姓同学，我的一个邻县老乡。房里的人都醒了(原本就没睡着)，坐起来看着我。王姓同学更得意了，气势汹汹又带几分得意地，对我也是对在炕上的同学，说道：
“我早就看出你没操好心!”这时他还光着身子，说话间穿上衣服，开了门找系领导小组汇报去了。
那一刻，我还来不及恨这位同学，我恨的是自己，怎么会这么愚蠢。
似乎过了好久好久，实际不会多么久，也就十几分钟吧，王姓同学回来了，刚才来宣布办班的三个人又来了。仍是由那系领导小组的办事员，厉声教训几句，不外是要老老实实接受帮助，不准再胡来。同时说，明天早饭后，在小学教室开批判会。本来是先办班再批判，这都是你自找的。
说完走了。一屋子人又都躺下。我仍是和衣而睡。
铁炉子里的火封住了，封得不严，炭缝间的红火，映照在顶棚上，形成几绺忽闪忽闪的亮光。
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映到顶棚上的火光，我恨死了我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在给我办班前，系领导组肯定对同一宿舍的其他同学，早就做了安排。后来才知道，不光安排监视我，还安排防止我自杀呢。
睁着眼是亮光，闭上眼，眼前黑了，心里却更亮了。脑子像翻了锅似的，不住地想，想了这里想那里，想了前面想后面，不一会儿，就乱成了一锅粥。
本来就罪不容赦，要办学习班，如今再加上个销毁反动材料，处分会更重。
批判会只是个开始，下来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游街？“文革”中出了事的学生，多半会被游街。也有投入监狱的，我们系五年级的一位同学，就进了监狱。
一想到监狱，不由得哆嗦了一下。监狱里的情形，我知之甚详。有那么两三年，我可以自由进出监狱的大门。
10岁上，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山东德州监狱当管理干部，我随母亲迁到德州，生活过三年。起初进监狱，是父亲领上去，后来跟门卫叔叔熟悉了，就自个儿去了。要是有某个新来的门卫不认识，另一个会说，韩干事的孩子，就进去了。
德州监狱实际上是个工厂，有铸造车间，我曾跟着父亲去过重犯干活的车间，一个个脚下拖着脚镣，太长，用绳子提起拴在腰带上，两个人抬一个黑糊糊的大筐，艰难地走着。也有设计室。有次我去找父亲，进了设计室，见一个面色白净、个子高高的老者，穿一身蓝布大褂，便问：爷爷，见我爸爸吗？老者告诉了我。回来后，让爸爸训了一通，说到了里面，不能见人就叫爷爷，那是个犯人。末了又说，原先是个工程师。
进了监狱，我不会设计，只会去抬大筐！
不会那么重吧，那就是开除学籍，打发回农村了。
爷爷已戴上帽子回到农村，如今韩家又多了一个戴上帽子回到农村的人，祖孙两人，都在地里劳作，让全村人怎么看这一家人？
真的回到村里，几个弟弟，会怎么看他们的这个哥哥。
糊里糊涂，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猛地睁开眼，天亮了。我仍躺着，不想去吃早饭。太丢人了。我不走，宿舍里的人也不走。我知道，他们负有监视我的任务，不会让我独自待在宿舍里的。没办法，只好拿起碗筷，去了灶房。到了灶房，人多了，他们就不再跟着我。只是不远不近地，蹲在一旁，边吃饭边看着我。
9点，批斗会开始了。在红土沟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全系师生都来了。
发言的大都是我们班里指定为我办学习班的同学。前一天晚上捉拿我的那位王姓同学，在一旁挥臂喊口号。他长得精瘦，腰有些弓，要喊了，握紧右拳，手臂使劲朝上伸直，连带右腿也提了起来，像董存瑞要炸碉堡似的。他是立功人员，理应揽下这么好的差使，充分展现自己的革命精神。
他喊的口号，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常规革命口号，比如“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一类是针对我的，多半是他出于革命义愤，临时发挥的，比如：“彻底打掉韩安远的嚣张气焰！”
这个时际，我仍留心口号用词。比如喊“嚣张气焰”而不喊“反革命气焰”，说明还没有把我当作反革命看待。此时正在进行的，是“一打三反运动”，当头的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分子。
主发言的，是给我办班的小组里的一位张姓同学，该是组长了。平日看不出来什么大本事，此刻还得承认，这老兄还是有几分捷才的，只有一个早上的工夫（也许昨晚一出事就开始了），竟写了好几页纸的发言稿，晃着他那小脑袋，阴阳怪气地说：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告韩安远，别自以为你比别人聪明，你的这点聪明，都在革命同学的掌握之中，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可是，他能翻出如来佛的手心吗？”
一晚上没睡好，脑子昏昏沉沉，只保持了一点清醒，他们喊那些大而化之的口号时，我跟着举手，喊那些批判我的口号时，我不举手。
此后两个星期，写认罪材料。过后，学习班里开过两次批判会，由那位张姓同学宣读我的罪状，主要依据就是我那十几本日记，还有我平日说过的一些“落后话”，真亏他们都能记住。记得从日记里曾摘出这样的句子：“某日上街，晚七时许，店铺关门，市面萧条。”说这是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全国的大好形势。
批判过后，我作检查，主要是挖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到了5月，似乎平静下来，没再开批判会。只是常安排我去煤窑给灶房拉煤。架子车，得三个人拉，没问题的同学也得去，我去的次数多些。教师，只派有问题的。常去的是捻军史专家江地先生。他是当时我们系问题最严重的教师。
6月3日，快毕业了，系里开了个会，就在红土沟村口的一个场子上，不说有没有问题，也不说问题多大，只说经过办学习班审查，可以“解脱”了。当场把抄去的日记还给我。在一位同学的告诫下，当天下午，我把那些日记拿到我们院子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全烧了。
从3月6日办班，到6月3日解脱，快3个月了，我从不理发，脑门上的头发耷拉下来过了鼻尖，脖子能感到后脑勺上头发的摩擦。有位同学劝我理发，我不听，说这叫蓄发明志。打的主意是，什么时候不解脱，什么时候不理发，再长了就编辫子。
解脱的这天下午，高俊和王昌智两位同学陪我去昔阳县城理发。理发前，三人一起照了张像。过后我又用同一底版，洗了自己的一张。现在都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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