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徐永昌，士人与将军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与抗日战争相比，甲午战争持续的时间不算长，但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一直持续到徐永昌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受降那一刻，才告终结——根据降书条款，日本将霸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归还中国。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徐永昌的签字受降，其历史意义亦不言而喻。

█ 1945年徐永昌参加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那么，徐永昌是谁？

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位将军。出生在山西崞县，成长于大同，从军队的杂役做起，最终成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与抗日战争中各大实力人物或者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相比，徐永昌是一名不显山露水的将军，但不显山露水，不意味着贡献小。在抗战中，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从事的是幕后工作，其功劳不易为世人获知。在世人看来，他最显著的功业，是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受降。

徐永昌是一位士人。他喜读儒家经典以及史籍，从他的立身行事来看，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士君子。周公摄政而不有天下，儒家的理念是为天下培养良相，不是怂恿人去称王称霸。徐永昌在辅佐孙岳、阎锡山、蒋介石等人的过程中，尽职尽责、安分守己，出色地完成了“相”的任务。他帮孙岳带兵，一直在军中坚持唯孙岳马首是瞻；孙岳死后，他归附阎锡山，在阎锡山危难之际，出任山西省主席，旋即为阎锡山的复出而奔波，并拒绝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他转投蒋介石麾下，更是为抗战而竭尽心力，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局已定，蒋命他去争取傅作义，明知此事必不成，他仍抱病前往，“知其不可而为之”。

徐永昌又是一位军人。由“旧中国”价值观培育出来的他，碰上了民国这个“新中国”。在那个传统价值观剧变的年代，革命之声此起彼伏，各地豪强引兵自重，时有龃龉。徐永昌逆新风气而行，自解兵权，不专属任何一个派系，为国家利益奔走，而各派系的首脑居然也信任他。这样一个没有“实力”的军人，在动乱的年代，尽了守家卫国的责任，可谓功德圆满。

各派首脑礼敬徐永昌，或者还是因为他们也跟徐永昌一样，都是最后一批“旧中国”的人。1959年，徐永昌在台湾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怆怀良辅”，阎锡山的挽联写有“事人忠而律己严”，白崇禧送来的挽联则是“出总师干，入掌机枢，晚岁更荩劳，历危夷而一贯；行由正路，居处安宅，平生惟谨慎，淬德业以常新”。这些都是“旧中国”的话语，把它们移用到诸葛亮身上，也一样合适。

前贤作史、读史，着眼于世运兴衰。从徐永昌身上，我们依稀感觉到“旧中国”的衰，看到“新中国”的兴。但“新”和“旧”并非冰炭不相容的两样东西。在今天这个更加“新”的世界里，一样需要“旧”的人，而“旧”的人也一样需要与“新”的世界相融。徐永昌立身的精神、行事的方法，依然值得我们玩味。

千秋万岁名

徐永昌，这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签名。

1945年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东京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在58岁之年，徐永昌登上了人生最高点，留下了千秋万岁名。

这一天的早上，由中国代表团最先出发，登上了美国密苏里号主力军舰。当徐永昌率领同仁从扶梯走上军舰时，军乐奏起。其后，盟国各国代表团依次登舰。

受降会场布置在军舰的甲板上。上午9时，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徐永昌站立在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的左侧。两人的身后，分别是中美两国的代表团成员。徐永昌的左边，依次是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每名团长的身后都肃立着该国代表团成员。

在他们的面前是日本代表，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在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简短讲话之后，签字开始。顺序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签字，然后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签字。接下来是盟国代表签字受降：麦克阿瑟代表盟国签字，然后是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接着是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此后依次是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代表签字受降。

二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到了现场，记录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有记者请徐永昌对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在举国欢腾之际，这番话有点不合时宜。5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胜利并没有让徐永昌开怀许久，在他心中，有着各种远忧近虑。他的同仁似乎也还没来得及为这一场胜利做好迎接的准备，在受降的前一天晚上，他的随从丢失了原先备好的用来签字的笔，他于是赶紧让内弟到东京的街上买笔，才避免了一场尴尬。

█ 1945年徐永昌参加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这一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说：“雪耻之日志（按：1928年济南惨案以来的日记），不下15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屈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

1928年，日军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派兵进驻济南，在济南大肆展开杀戮。从这一天起，蒋介石一直坚持写“雪耻日志”。徐永昌签字受降前两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还为了英国拒绝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而痛愤不已。

对于国民党而言，抗战胜利的确并不意味着完全雪耻，因为新耻已经纷至沓来，比如英国不归还香港、苏军盘踞中国东北，这些既困扰蒋介石，也萦绕在徐永昌的心头。9月3日，中国代表团的同仁准备在东京设宴畅饮，并将这视作“痛饮黄龙”。徐永昌极力劝止，事情没有做成，同仁对此心有遗憾。

徐永昌在日记里说：“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尽人情者。”

蒋介石：“他很爱国”

1936年10月21日，杭州西泠印社，这一日阳光充足，徐永昌与蒋介石晒着太阳，畅谈时局。趁蒋介石心情畅快时，徐永昌又开始美言北方将领起来：“东北军未必通共，不要自疑。阎先生精勤稳练，苟以国事属之，尤能顾全大局。整个经济问题，若能与阎先生商一新经济长策，或较求之外国人为妥当。”

类似这种“调停”的一幕，对于徐永昌而言，绝对不会陌生。他一生中很大一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处理这种事情上。

蒋介石显然为这一番恳切的话动容，“将来选举正副总统，阎先生必居其一。”最后他问，自己接下来准备到西北走一趟，“我先去山西还是陕西？”

徐永昌建议蒋先去陕西，“一则以安抗日战线后方，一则以抚慰东北军，俾与中央一德一心，尤为急要。”

对于这个建议，蒋介石采纳了。但两人都想不到——应该说世人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是震动中国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起来了。尽管如此，事变解决之后，蒋介石仍对徐永昌信任不减。

蒋、徐的结缘，是在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来到北京，向熟谙北方局势的徐永昌询问情况。徐告诉蒋，戴季陶来到北方，仍然说“你看，这皇宫黄琉璃瓦，一切东西，不但是汉人的血汗，亦是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这种言论在辛亥前还算是为了推翻清廷而发，但现在既然已经宣布五族共和，说话就需要顾人心，过了河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第二是要定都北京，因为中国的外患在北方，如果非要定都南京，那么应该把军事学校设在北京，因为中国的内忧也在北方，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可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发生联系，融洽感情，有利于国家。

对于这些建议，蒋介石都点头称善。多年以后，蒋介石向人这样评价徐永昌：“他很爱国。”

欣赏徐永昌的，还有阎锡山。

在军阀混战时期，徐永昌主要协助孙岳建军，孙岳多病，徐永昌代为带领国民第三军。徐治军严格，早年在定州练兵时，为了避免骚扰百姓，就规定士卒不得去听戏，犯者立即革除。在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他三次拒绝攻打家乡山西。对此，山西“掌门人”阎锡山闻风而敬，想将这位山西老乡罗致麾下，托人捎话给他，“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

这句话击中了徐永昌。徐永昌好读书，尤嗜儒家经典以及历朝史籍。他年少时即读《左传》，从军后长年请秘书、清末翰林王震昌为他讲论经史，探究古今成败得失之机。即使抗战时事务繁忙，仍不中断此事，认为是人生一乐。在国共内战时，他的身体状况已极差，仍听夫人为他读《礼记·曲礼》。这种知识结构，打造了这个有士人之风的军人。士人重“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最高，阎锡山这句话，从“立德”的高度赞美徐永昌，以期达到拉拢的目的。

事实上，徐永昌也对这句话作了报答。抗战时，徐永昌已进入中央。而阎锡山则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于阎锡山疑似降日的情报不断传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震怒，问徐永昌意见。而徐永昌尽管不满阎锡山利己之心太重，仍不断向蒋介石强调以阎锡山的人格，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劝蒋不要轻动。此外他更是飞到阎锡山处一探究竟，以消除阎、蒋间的疑虑，避免了蒋、阎在抗战期间内讧。

阎的拉拢很顺利。徐永昌率领部队归附阎锡山，并且协助其北伐。他作战勇猛，遇事镇定。1927年，北伐军开到河北望都，徐永昌赴前线督师，译电员突发奇想，请求到前线观战。到了前线后，敌阵枪声不绝，地上尘土点点，译电员吓得不敢仰视，但徐永昌策马驰骋，丝毫不受影响。回去后，徐永昌问译电员：“前线好看么？”译电员说：“司令官神勇，我可不敢再看了。”

不过，徐永昌的过人之处，还是体现在协调各种势力的关系上。在当时的要人当中，蒋介石、阎锡山等都对他信任有加。

1926年，徐永昌在山西与阎锡山初次接触，表达了自己对奉军的看法：“奉军截械入关以来，亲眼所见的是，我们国家多年以来很好的社会秩序都被他破坏了。人民受到骚扰折磨，亦是由于奉军起的，整个社会人心的希望，亦将由他们断绝。”他自称不懂得革命，但知要驱逐恶势力，像奉军这种恶势力应该要驱逐。

徐永昌对入关的奉军印象不佳。他的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记录：“譬如乘火车一定要先购票，坐人力车一定要先讲价，而奉军则一概蛮不照行。社会对之有种种歌谣，如‘妈的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奉军所经之处，无不被其蹂躏，奉军所驻之地，无不抢案迭出，绑票之风，亦自奉军来后开始，可以说奉军所到之处，亦即土匪所到之处。”

宴席上的阎锡山听此，笑而不言，后却在事私底下对徐永昌说：“你说得对，的确如此。” 1947年，阎锡山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徐永昌的敬重：“十五年（1926年），次辰（徐永昌的字，一作“次宸”）归至并门，得见君子，快慰宿心。从事历年，久而弥敬……次辰早历艰屯，以跻崇显，乃其行己之严洁，体国之公忠，岳峙渊渟。”（《崞县徐氏族谱阎锡山序》）

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猜忌可谓伴随终身。在国难方殷的年代，蒋、阎合则为国之幸，离则是国之祸。徐永昌深明这一点，他叮嘱阎锡山：不要有上台做领袖的心，不要轻视蒋介石，不要去郑州这个是非之地。

对于这三句话，阎锡山第一句是不理会，第二句是当面反驳，“介石这个人，辅之不足辅，倒又不足倒。”至于第三句，他则以1930年发动中原大战作为反对。徐永昌不同意阎锡山反蒋，但仍然为阎锡山指挥了作战，并且稳妥地铺好退路以及为其殿后，在阎锡山兵败如山倒时，助其全师返晋。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统管北方。阎锡山通电下野，到大连躲避，但不久后突然潜回山西，而且还是乘坐日本人的飞机回来。据徐永昌的部下赵正楷透露，回到山西后，阎锡山立即秘密将徐永昌召来，告诉他日本人即将要和张学良决裂闹事。这个重要的消息令徐永昌犯难了，犹豫要不要报告中央。但日本人要闹什么事、什么时候闹，阎锡山没有告诉他，所以徐永昌最终没有上报。43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如果那时阎还在大连，他极可能像溥仪一样被日本人劫持利用。徐永昌感叹说，“可见阎先生之聪明。”

不过，对于1931年阎锡山事先得知日本将要侵华一事，徐永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才在口述回忆录时告诉了部下赵正楷。由于当时台湾仍有人反对阎锡山，赵正楷没有将这一敏感的消息写入徐永昌的回忆录中，直到1989年才在访谈中公开。

阎锡山重返山西，引起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疑惧，他们于是继续逼阎离晋。这时候，山西内部也一片混乱：省主席商震与阎锡山的矛盾公开化，作为山西的实际控制人，阎锡山不放心由这样的人管理自己的地盘。

山西的事务需要一个各方都信赖的人来主持，南京中央政府和阎锡山都同时想到了徐永昌。1931年下半年，中央未征得徐永昌同意，突然公布了他出任山西省主席的消息。接下来，阎锡山托人叮嘱徐永昌不要推辞。徐永昌开始了事业的新阶段。

在夹缝中救国

1931-1936年间，徐永昌出任山西省主席。这段日子里，中国的国患不断加深，徐永昌也开始了各种奔忙。他尝试说服蒋介石和张学良让阎锡山出山。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坚决拒绝，决意赶阎锡山离开山西。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令蒋和张应对不暇，阎的压力骤减，客观上也为其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当年10月，中央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并在次年2月任他为太原绥靖主任。

但阎锡山出山后，却不允许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回晋活动。这令蒋介石感到恼火，把徐永昌召到武汉一问究竟。徐永昌说，“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并告诉蒋，山西的军政要员都听令于阎，且阎有极高的经济才能，他出山能很好地解决山西的经济问题。

为蒋和阎做事，徐永昌有自己的公尺。1930年，中央发给徐永昌一道密电，要他把孙殿英（反蒋将领之一，中原大战后被张学良收编）铲除。徐永昌对这道密令未予理会，“中央要办他罪，正式下令我逮捕他，依法惩办，我可以做。这样做法，我不能办。”孙殿英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此事，找到徐永昌说：“我孙殿英假使做了对不起你或对不起任何方面的事，你可以办我罪，否则你不好随便杀人的。”徐永昌回应：“你所猜测疑虑都是没有的，不过你总勿做对不起社会人民的事，则任何人自亦不会对不起你的。”

阎锡山也有类似的任务给他，也被他拒绝了。1928年，阎锡山发密函给徐，说陈光斗和某人是共产党，要徐将他们撤换。两年后，阎锡山又跟徐永昌说：杨效欧通蒋。言下之意是要他采取措施。对于这些事，徐永昌认为“都是凭密探风闻而处理操切”，都没有照办，但阎锡山也没有因此责怪或怀疑他。

主政山西期间，徐永昌着力振兴山西的实业与教育。他提倡使用“土货”，要求严格，有一次省府买了几张宣纸，徐永昌认为不是国货，很不高兴。由于他以身作则，下面便蔚然成风，不仅是不使用进口产品，甚至是外省产品也不在使用之列。此外，他还在省内大兴职业教育，以配合提倡国货的思路。

这些都是他自强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山西是华北的堡垒，要对抗日本的侵略，必须强大山西。而要自强，则必须反求诸己：

对日问题只有责己。今日国民缺感情、少理性，在乡都是可怜的百姓，到营都是可杀的兵，在家都是可爱的孩子，到校都是坏学生。学生时代皆自命不凡，恨教习、恨校长、恨官吏，一到教习、校长、官吏时，便为人所恨。或谓环境不好，不知环境仍是这帮人造的。不平等条约不是被人强订了去的，是比试了一下失败了以后相订的。今日想要平等，还得比试一下，能胜了才行，不是能争不能争的问题，是能胜不能胜的问题。所以要平等，须科学强、机械强、工业强、兵强，不是嘴强即能胜任的。——《徐永昌日记》1931年10月10日

无论是对革命还是对其他的社会运动，徐永昌都素无好评。他认为，“学校风潮也好，民气也好，爱国运动也好，或说是革命也好，都是火之烟，而非火之火……学潮运动，均为冒烟，说到好处，只可收烟的作用，语其坏处，直是叫学生做‘烟种’，其害何可胜言。此为我当时偶然发生的感想，不意多少年来，许多人竟是以冒烟作进身之计。”

他希望国人务实，抓紧时间强大自己，在山西的施政也体现了这个思想。然而他与阎锡山之间存在的问题，却随着合作的年月日久，慢慢呈现出来。

徐永昌厉行禁毒，这个主张得到蒋介石的嘉许。但阎锡山复出后，却只愿意在山西禁种大烟，不禁止销售、吸食，反而由政府销售戒烟药丸。徐永昌对此表示反对，但阎锡山辩解说，这样能为山西每月增加三四十万元的收入。由于徐永昌一向对外界主张严禁烟毒，有人于是质问他为何山西不禁卖烟土，他无言以对。阎、徐裂痕开始产生。

在政事的风格上，徐永昌和阎锡山的风格迥异。徐是抓大放小，鼓励下属发挥才能，阎则是事必躬亲，总用怀疑的眼光看人。据30年代曾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的王尊光回忆说：“1935年冬，阎从南京开会回晋，在一个总理纪念周上，痛哭流涕地大骂公务员不做甚务甚，并说很想关闭城门，把这一城人全烧死。散会后，徐问我：‘总司令今天如此发脾气，是不是嫌我不尽责，要杀我？’我说：‘他骂人是常事，今天不知有什么感慨，发了大脾气，何能牵扯到你身上？’徐默然不语。”

徐永昌甚至公开顶撞阎锡山。王尊光说：“1936年春，陕北红军（将）东渡抗日，阎要截堵，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徐亦参加。阎大讲红军厉害。徐对阎这类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当即发言顶碰说：‘照此说，这个仗不能打了，我们只好投降共军了。’阎一向无人敢驳其言，经徐顶碰，大为不悦，军事会议不欢而散。”

这次顶撞之后，徐永昌胃病复发，阎锡山也气得一夜未眠。两人的合作似乎越来越艰难了。种种分歧，让他感到自己与阎锡山不是一路人。这时候，一直都很欣赏徐永昌的蒋介石，在南方不断地向他招手。或许是考虑到蒋信任徐永昌，徐能为山西争取中央的物资支持，阎锡山对徐屡屡挽留。但徐永昌去意已决，于1936年卸去山西省主席职务，次年进入中央，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此后一直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

“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中央和北方各军系之间大体上保持了稳定，中国得以短暂喘息，为抗战储备了力量。这个短暂的稳定里，有徐永昌很大的功劳，尤其是他出任山西省主席，使得蒋介石和阎锡山之间有一个缓冲带，尽最大程度消解了蒋、阎的猜疑，避免两人再起内战。

在北方军系中，冯玉祥也欣赏徐永昌，20年代时曾经对徐有意拉拢。但冯玉祥亲近苏俄，并向徐永昌强调苏俄是有诚意帮中国。这引起徐永昌的反感，两人便没有实质性的合作。在徐永昌心中，“俄国是个好侵略的国家，尤其是近代中俄交涉史中；再看看地图，中俄两国边界情形，便十分明白，而俄国却强调他们是扶助弱小民族。须知他们的扶助，是第一步扶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他本国而自立，第二步即将此取得自立者并入俄国，他们美其名曰联邦，事实上是劫持此脱离本国者做俄国的附庸。俄国批评别国是帝国主义，而他实在是‘帝世界主义’。”

抗日卫国

蒋介石重用徐永昌，不仅因为徐的品格端正，更是看中徐的山西背景以及他在华北军系中的影响力。抗战爆发后，徐永昌思虑周密、谨慎行事的特质，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令部部长，这个职务的内容有整顿军队、情报分析、部署作战以及协调中央与地方军系的关系等。他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一起，被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作战计划。

针对列强的侵略、中国无能战之军的现实，徐永昌长期主张采取忍辱图强。他反感那些高喊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人，“不平等条约是因为我们打了败仗才订的，要是无打胜仗的能力或条件，仅喊口号是无益而有损的，然而民国十六年（1927年）汉口英租界真的被我们喊口号收了回来，不知这正是中了英国的阴柔手段，未过二年，我们又以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故技实行强收中东路，这回对手不是老滑的英国，而是口号鼻祖苏俄，结果被他狠狠地打了一顿，还要我们赔情交还原路，从此日本也看透了我们的口号内容，遂一举将我们的辽宁省攫去，这就是我们喊口号的收获。”

不与强敌硬碰硬，坚持持久战，这种思路持续到了抗日战争中。抗战伊始，徐永昌就向蒋介石进言，至少要拼出八年的时间来战斗，而中国人教育差，须以十年为期。历史证明了他的预估相当精准。抗日战争爆发四年后，他撰写了《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检讨》，这篇文章被学者吴相湘视为世人了解中国抗日获胜原因所必读的权威之作。徐永昌在该文中分析了一意速战速决的日军为何没能消灭中国军队，正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持久战的策略，“假如我们当初以准备不充分的军备也和敌人举行攻势的决战，我们一点不要作危辞耸听的话，即使在南京附近没有被歼灭，最低限度在徐州会战是有被歼灭的可能。”这些话，可谓是“一鞭一条痕”。

在战术上，徐永昌主张节节抵抗。武汉会战后，白崇禧、刘斐、陈诚等人主张放弃长沙。徐永昌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国军队没有攻坚的力量，如果失去长沙，日后难以夺回来。但主张放弃者多，徐永昌孤掌难鸣，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下令不守长沙。这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坚决主张守长沙，并放言“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白崇禧前去劝说薛岳，要求他遵从上级指令，退守衡阳，免得作“无谓之牺牲”。薛岳骂白崇禧“枉读兵书，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亡国的论调，令人无法接受”。

薛岳有他的理由：“我的着眼点是‘抗’与‘战’这两个字，必须要时时与敌人保持接触，处处消耗敌人，这样才能做到长期抗战。如果只是向后撤退，放弃空间，那根本就谈不到抗战了。”白崇禧没有再强行劝阻。薛岳的这个主张，和徐永昌的节节抵抗精神一致。由于薛岳的坚持，作战计划改变，长沙会战拉开帷幕并且在第三次会战取得大捷，为中国军人写下灿烂的一页。

当然，徐永昌的决策也不全然都奏效。学者王奇生指出，在湖南会战中，“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

这件事，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徐永昌的意见在蒋介石心中的重要性。

王奇生分析，中国军队在湖南会战的失败，也跟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有关。徐永昌也在日记中这样抱怨：“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

抗战总体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徐永昌提醒蒋介石向美国提议，盟军应先击败日本，然后再击败德国。为何要这样安排？徐永昌说：先日后德的局面是“美、英、中击日，而英、美、苏击德”，而先德后日的局面则是“英、美、苏击德，恐不能单纯的任美、英、中击日矣”，言下之意是假如先击败德国，那么苏军就有力东顾了。从当时的史实看，徐永昌这个建议并未被美国采纳。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如果被采纳，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格局或将改写。

“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

1949年9月17日上午，徐永昌飞到了包头。老朋友傅作义带上了部下董其武、孙兰峰等人，迎接徐永昌的到来。双方都心事重重。徐永昌此行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他要对傅作义作最后的争取。在这一年的1月，傅作义与共产党签订北平和平协议，他这次到包头，也是带着任务而来。

这时，国民党在大陆已摇摇欲坠。蒋介石让徐永昌劝说傅作义带领绥军南下，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傅作义问徐永昌，现在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怎么样了？实际上，傅作义并不相信美国的援助：“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传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是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军服，并且也不进城，不像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跳舞场。”

徐永昌与他分析利害，劝他：“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傅作义断然说：“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

谈不下去了。到最后，傅作义情绪失控，痛哭流涕，“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投了敌。”

与傅作义一起来到包头的邓宝珊，则试图拉上徐永昌一起投共：政府已不可救，你的身体不能再劳累下去，何不辞职休养？徐永昌拒绝了，“政府好坏不计，我必穷其知、竭其力，以尽其责。”9月19日，徐永昌飞离了包头。他走后两个小时，“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举行，绥远军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

明知无望的事，仍然要去做，这在徐永昌生命中，可谓是常事。他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孔训。也因了这种品格，他不会轻易言降。他曾说，“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1949年1月，李宗仁约见徐永昌，请他通电共方表达和平意愿，他一口拒绝：“向不为此等事。”

东京湾受降后，徐永昌在日记中所表达的担忧，至此成为现实。他的担忧不无道理。抗战时目睹国军各种败仗，他总结原因为国军“训练太差，风气太坏”。在东京受降后，他游逛日本，发现当地即便遭到美军轰炸，但日本警察依然守岗如常，民众肃然有序，当地报纸直接报道投降之事，并不掩饰。对此，徐永昌感慨地说：“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矣。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徐永昌的健康情况一直不佳，抗战时就常呕血。胜利后，适逢军委会改组，他就辞掉了军令部长一职，改任陆军大学校长。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让他往来阎锡山、傅作义等人之间。他重操旧“业”，频繁奔波，一如既往地唇焦舌敝、苦口婆心，但这挽回不了国民党的败局。内战末期，他还被蒋任命为国防部长，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最后，他和蒋介石一起迁台。

学者陈存恭称徐永昌是“现代专业军人的典范”。作为军人，徐永昌深晓服从长官是军人之义。当初孙岳要联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要倾覆曹锟政府。徐永昌反对孙岳倒曹，认为奉军比曹锟还要坏，倒曹则是助长奉军的恶。孙岳不听。徐永昌表示：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会听你的指挥。此外，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作为下属的徐永昌也不支持，但还是出晋指挥作战。

不过，徐永昌的服从长官，不是愚忠某人或某个党派。在他眼中，始终有一个全局的、统一的国家。因此军阀割据的时代，他的表现是始终向着中央。即便是蒋介石做的事，如果徐认为不合道义，也一样反对。迁台后，此前下野的蒋介石图谋复职“总统”，问徐永昌意见。徐答：“中国之有宪法成自总裁，此千秋事业，不可自我稍有破坏或牴触之一点。”不赞成蒋介石复职。在日记里，他记录了这次谈话：“今日谈话，蒋先生始终皱眉，似有不快。为国家计，为渠计，安管渠之快不快。”

军人其外，士人其内

徐椿龄是徐永昌人生路上的第一个恩人。13岁那年，徐永昌成了孤儿，为了谋生，他在大同的一个车马店里打杂。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京师，慈禧与光绪仓皇出走。武卫左军的一个营底（营本部）到大同护驾，这个队伍在徐永昌的车马店落脚，由于士兵都外出游玩，无人照应师爷徐椿龄的茶水，徐永昌就为这位老先生泡茶服侍，殷勤奔走。徐椿龄怜其身世，走的时候将他带离了大同，并且带他进入了军队。

徐永昌显达之后，把徐椿龄老人接到北平养老。由于两人都姓徐，而且徐永昌侍奉徐椿龄如父，是以1930年徐椿龄去世时，北平、天津的报纸都报道“徐主席（其时徐永昌任河北省主席）父亲去世”。徐永昌知道了，也不作任何更正说明。

他在清军中，从挑水、打更、采购这些军队杂役做起，靠着勤奋好学，从武卫左军的随营学堂起步，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9年间完成当时国内最高军事教育，其后辅佐孙岳，逐渐在北方军界扮演重要角色。

考入陆军大学是徐永昌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进入这所学校时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入学的初试成绩中，他的名次是所有录取者里的倒数第二名。复试时感觉良好，成绩放榜后，他委托陆军大学的工作人员杜经畬帮忙看成绩，杜看后回来说没有考上。徐永昌大为失望。然而同伴不信，自行再看一次，兴奋告知徐永昌考上了，成绩是第十几名。原来，杜经畬因为徐永昌的初试成绩低，而且是在军队中的随营学堂毕业，不是正规的军事学校出身，所以低看他一眼，帮他看成绩时从最后一名看起，一直看到第三十多名时，仍然没有看到徐永昌的名字，认定他没有考上，就不再往前看了。

命运往往诡异，如果不是徐永昌的同伴再去看一次成绩，他的名字很可能不会出现在日本的降书上。

作为将领，徐永昌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他一直是帮人“打工”，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职业经理人”。在这个位置上，他“义”字当头的士人作风，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

孙岳病重时，徐永昌成为国民第三军的代理军长，遇事仍然处处推举孙岳。归附阎锡山后，他认为北伐成功，中国不需要内战了，于是自解兵权。做了山西省主席后，他的国民第三军旧属建议趁阎锡山不在山西这个机会，重组旧部军队，或者在重要机关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的实权。徐永昌一口拒绝了，“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现在都是人人叫苦时代，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们亦万不可办喜事。”他没有乘人之危，令山西保持了稳定。当然，阎锡山在此处也留了一手：让自己的亲信杨爱源做徐的副手。

无论是立身还是治军，徐永昌都显得相当严正。孙岳吸大烟，而徐永昌终身不吸，并且连纸烟都不碰。约束部下也一样严，在他的军队中，绝对禁赌、禁大烟、禁扰民。不过，严正不意味着谢绝性情。比如他在军中并不禁止部下喝酒，理由是人到了20岁以后，就很难有“天人交泰”的状态出现，要达到这种状态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学问，一是靠饮酒。但学问修养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难，而饮酒是最方便的途径。徐永昌一生出入各种上流社会的场合，他感慨道，“这所谓上等社会，如果使无酒，可能真听不到一句率直的话，极而言之，我们这民族要无酒，恐怕连今天的局面亦没有。”

晚年张学良这样回忆徐永昌：“这军人当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跟我的脾气差不多。打了败仗了，他跟我讲他干什么呢，他什么嗜好都没有，麻将也不打，酒也不喝，专门喜欢跟女人扯淡，最喜欢女人。他在郑州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时候国民政府军都来了，他带着山西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军队都退了，他老先生还跟那女的在一块堆儿扯，那个女人哭，舍不得。”这一史料，为世人了解徐永昌的性情提供了一个侧面。

徐身上的士风，使他赢得了各巨头的尊重。他告诫内弟刘步瀛：“要决心在社会做事，必先拿定个帮人的主意，与人同事，必决心不做第一个露脸人。”他并不认为位居他人之下是坏事。有一次，他和孙岳等人讨论何为人才。孙岳认为“居人下者无人才”，徐永昌不同意：“人生短暂，是否人才，何能以一时权位衡量，要能在历史上认定才算。我们读史，至伊尹放太甲，周公辅成王，试想他们君臣之间孰为人才，或者说何者才高？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未得其位，而史迁称之为‘至圣’，后代帝王尊之为‘先师’，民间社会奉之为‘素王’，岁时祭祀，庙食千秋。假如当时有人以其无权无位，谓非人才，岂不大谬！”

这似乎不是军人而是儒生的言语了。在军阀割据的丛林里，这一套“旧理念”当然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于是说来说去，他始终没能说服孙岳等人，大家都说他迂腐。最后他认为不能谈下去了，就结束话题：“这也许是我不懂革命的原因。”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因伤寒住进了协和医院，尽管有病在身，他还是不忘解决背上的芒刺：阎锡山。他联合韩复榘向徐永昌施压，一定要阎锡山离开山西。韩复榘问徐永昌：“阎伯川为什么不走？”徐永昌答：“他多少年未出过门，一旦出去，感觉什么都不便，回来住着，没什么关系。”韩复榘告诉他：“我看不要教你作难，我已与张副司令说好，我的队伍即开石家庄，非要阎走不可。”

徐永昌坚决反对，张学良则不断向他施压。徐永昌于是多方请人游说张学良，一再表明阎锡山留在山西并非与中央对抗；同时派人到南京，缓和中央政府逼阎的步伐。这一招很奏效。事情拖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但张学良要求阎锡山离晋的愿望强烈得惊人，甚至事变发生后几天仍约见徐永昌商量此事。这时徐永昌的表现是，“心中有数，觉得此事并非敌国外患可比，已不值得注意。”对张的态度不置可否。

这个历史插曲让人看到了当时各种势力间的剑拔弩张，而徐的圆融，则令各方都有了缓和的可能。回忆起这段时期的人事纠葛，晚年徐永昌很感喟：“当时若非私交尚好，真不知要走到什么地步。”

披览前籍，像徐永昌这样置身于各种对抗势力间仍然得到各方礼遇的人，是不多见的，唐代的柳仲郢是其中一个。晚唐时期，“牛李党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李商隐就是这场党争的牺牲品。柳仲郢则不同，他虽然先受知于“牛党”，其后又得到“李党”垂青，然而“李党”首脑李德裕并不因为柳的“牛党”出身而轻慢他，李德裕失势后，家族落魄潦倒，柳仲郢为李的侄子安排工作，改善待遇，“牛党”对此也不干涉。

柳仲郢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在仕途上都受到牛李两党礼敬，非常难得。其中，柳氏立身正、执法无私，是很重要的因素。史家陈寅恪感慨说：“君子读史见玉谿生（李商隐）与其东川府主（柳仲郢）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

与柳仲郢一样，徐永昌也拥有“内行修谨”的质性。1916年，他开始记日记，此事一直持续到晚年。《徐永昌日记》和《蒋介石日记》一起，成为民国高级将领留赠给今人的珍贵史料，为史家注目。为何要记日记？徐永昌说：“记日记不但可以保留自身之经历，亦所以端正一己之行谊。这两年每觉范文正公‘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二语，只要其前一句即足，后一句似多事，盖此心既意识到恕人，即恐难于持久，终不免有不恕之一日。余本常人，只知求其在我，尽其天职，凭其良心，做其所应做的事而已，他非所敢知也。”

徐永昌的饬身之道与柳仲郢一样，都可以归结为这两句话——《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孟子》：“反求诸己。”1930年春节，他和续娶的妻子给恩人徐椿龄拜年，见面时，妻子向老先生鞠躬，而徐永昌则行跪拜礼。出来后，妻子怪他为何不早说要行跪拜礼。他告诉妻子，行礼但求各自心安就行了，不一定都要跪拜，而自己行跪拜礼是因为一直以来都这样，不能因为有了妻子而变化。

他的恕道还施及自己厌恶的人，例如张作霖。对于张作霖，徐永昌多年来没有好感，“因他多年是纵兵殃国。”但张作霖死后，他还是前去致祭，理由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证明他扰民乱国而绝不卖国。”

恕人的同时是严于责己。国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徐永昌立即向蒋介石连发函电，建议蒋介石压一下全国上下对这次大捷的庆贺势头：

“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创巨痛深，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已非古圣戒惧之意，倘更有进于此者，将恐长人民浮嚣之风，而转为国际所窃笑也。”

“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设我宣传过当，予敌国体上以难堪，则彼将上下同心，不顾一切，先以全力对我。敌势尚强，我协力御敌，且能获胜；彼协力对我，我岂易当？”

这些话语，在当时似乎显得不近人情。但后来的史实证明，这位常在照片中一脸凝重的军人所说的没有错，抗战之路极其艰苦。总体来说，徐永昌这种尽己恕人的士风，即便在升平之世都属难得。这是“旧中国”在他身上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使得今人回看徐永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陆军一级上将”、“赴日仗节受降”这些标签。

寂寞身后事

哀莫大于忘本。——徐永昌《崞县徐氏族谱自序》。

大同是徐永昌成长地。1887年12月15日，他在山西崞县出生。由于生计维艰，他的父亲决定迁到大同谋生。还在襁褓之中的徐永昌，随着父母迁居大同。他对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感情，辛亥时清兵要到大同镇压革命，他拒绝随军回家乡打仗。

但今日的大同，找不到徐永昌当年的痕迹。

他的同乡后辈李玺林，则希望历史不要忘记这位将军。2014年8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与李玺林在上海相见。李玺林生于1965年，本科毕业于北大化工系，理工科出身的他，初时并不知道徐永昌。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他到夏威夷度假，自此之后，他的生活与“徐永昌”这3个字紧密联系起来。

当年的受降发生地密苏里号战舰，退役后停泊在夏威夷。“我在密苏里号看到一个陈列，这个陈列对我很震撼，我在这样一个文件（日本降书）上看到了3个中国字：徐永昌。回国以后进一步研究他，发现他是大同人，跟我同一个地方出生，增加了我的自豪感，原来大同出了那么大一个人才！”

于是，李玺林开始留心这位乡先贤的所有事情：到台湾拜谒徐永昌墓，拜访徐永昌后人，与国内学者谈徐永昌，保存徐氏后人赠予他的徐永昌遗物。近年他一直推动大同建徐永昌纪念馆，并且与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详谈。刚开始时进展顺利，连地方都找好了。但随着耿彦波调离大同，此事完全停滞下来。

纪念馆原拟建在大同的鼓楼西街。李玺林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鼓楼西街很古老，很多四合院。据大同的老人说，这个院子是徐永昌儿时游玩的地方。院子是耿彦波亲自批的。耿彦波走了以后，连具体执行的局长也换了，因为当时他没有写在文件上，所以这事情就没往下做。当时都想好了，就一个四合院，有些展览，有些喝茶的地方。”

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来到山西省大同市。此地在8月份就已凉意阵阵，干燥的空气以及野阔天低的环境，与徐永昌的军人身份天然相得。在大同市民俗馆馆长赵佃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鼓楼西街，看到李玺林所说的拟建纪念馆的地方，只是几间破败的平房，并无动工的迹象。在这块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年龄过百、无人居住的老房子。赵佃玺说，这里是徐永昌与徐椿龄相遇的地方。房子还挂着中国特色的横幅，上写“文化”二字，行人经过，罕有寓目。

为了纪念馆的兴建，李玺林想出了许多办法。他拿着徐永昌老部下赵正楷编撰的《徐永昌传》，分赠给认识的人。这本书分平装和精装，平装本送给媒体，精装本送给老板如一些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他希望这些人能出资帮建徐永昌纪念馆。书送出去，纷如石沉大海。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在自己的成长地遭逢寂寞，而他的父母相比起来似乎更为枯寂。徐永昌埋葬父母的地方，在大同兴国寺的旁边。当时那里是一块义地，专门供穷苦人家埋葬尸体用，几与乱葬岗无异。徐永昌做了军长后，回大同重修了父母的坟墓，并且整修、扩充义地，树起了两根华表与一块长碑，并且将这块义地买了来，以便贫民百姓埋葬亲属用。

现在，这块义地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围墙以及现代感十足的洋楼——这里是大同市退休老干部活动中心。李玺林对此很不理解，“把人的坟地给（盖楼了），这帮不信鬼的无神论者就能在人家的坟地上睡着……”徐永昌当年立的的长碑已经不见，两根华表只剩下一根还在矗立，另一根早已断了。李玺林说，“谁给弄断的呢，据说是建这个楼的施工单位拿着华表做工程的起降支撑，哐嚓华表断了，这根柱子躺在这里，但是华表上面最漂亮的一个狮子雕刻没了，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大同民间仍然流行着徐永昌的传说。受访的大同人向记者娓娓道来徐永昌的各种事情，在言语间，大同人为这位仗节受降的将军而骄傲。对待徐永昌，大同有着特有的冷淡与热切，两相交织，现实世界的倒悬感，胜过小说。

离开大同前一天，我到访大同民俗馆，馆长赵佃玺要赠我一幅字，内容由我定。我辞谢不得，想了想，说：“那就麻烦您给我题这两句吧：‘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感谢李玺林先生受访并提供图片资料。感谢大同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要子谨先生、大同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赵忠阁先生、大同民俗馆馆长赵佃玺先生受访。感谢李歆先生协助采访）

参考文献：徐永昌《徐永昌日记》，赵正楷《徐永昌传》、《徐永昌回忆录》，陈存恭《现代专业军人的典范——徐永昌》、《赵正楷先生访问纪录》，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刘存善《徐永昌与阎锡山》，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赖炜曾《从地方到中央：论徐永昌与民国》，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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