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宇 | “奥斯维辛”以何入诗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与一种文学伦理

专题

 学术书评 

《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作者：陈星宇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1

文学的非审美维度

邓一光所著的《人，或所有的士兵》一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称得上是一部“代理人的证言”。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曾发问：那些并没有亲历惨剧、却代亲历者发言的写作者，他们的讲述如何取得可信度？文学虚构空间中发生的情感和思维的真实，往往成为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小说的主人公郁漱石，长于中国高级官僚家庭，留学日本学习东亚文学，有一位身份不明的日本母亲和一位身居高位的中国父亲，以及数位同父异母的兄姐。他在“二战”爆发后受父命归国，任职香港的环球贸易公司。1941年，英属香港为日军攻占，郁漱石在检修水塔的时候被俘获，成为“战俘”，此后进入D战俘集中营。郁漱石一直在D营中生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他因战俘营受“误炸”事件而站上军事法庭。

郁漱石中日混血的身份，长于大家庭却又飘零的身世，固然映射着近代独有的苏曼殊这样的“畸零人”，也隐喻着写作者面对中日关系的复杂情绪，但又不止于此，作者有更大的企图。郁漱石并不拥有“披发长歌揽大荒”的性格，相反，他更愿意表达细腻的物哀之情。在人本主义的意义上，这样的一种人格，恰好成为战争的宏观与残酷的最佳对比，因为在卷走一切善行的人为灾难、错误的统治之中，人的意义更能从人的情思、人独有的坚定与希冀，甚至梦行者的气质之中发生。

写作者面对历史的车轮，常常难以舍弃对无辜优美人性的描写，原因往往系乎以上，写作者脱离不了这样对比之中发生的关于人性伟大的隐喻。选择郁漱石作为写作者的“代言人”，《人，或所有的士兵》便沿着代言人的人性走向了两端，一端是细致的哀情丽景，另一端是长篇庭内外证词。美景、温柔的回忆，以及哀丽情愫的审美功能显而易见，这也是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显现出美的毁灭乃是悲剧的地方，那么另外一端，大量以档案样式、心理自剖样态出现的证词，又做何解？

这涉及阿多诺表达过的“奥斯维辛之后”的问题。阿多诺认为，在人类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诗的吟唱再次响起是“野蛮的”。学者议及此，有认为这是专意批评不诚实的诗歌。[1]然而，如果从文学的本性进入，我们可能得出别样的结论：将“奥斯维辛”和“诗”分别视作对人类惨剧和文学的指喻，那么“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所述的，就应当指的是以审美性征突出的文体，来描述、重现惨案的那一种“野蛮”。而这是为何？审美之维在人类惨剧面前，失却了灵性？

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让·默里哀写道：“在一种现实提出自己全权要求的地方，词语死去，翛然无声。”[2]51显然，在与人类残暴有关的困境之中，美以及思想远不及拳头有力，因为前者，在现实困境面前，既无解决的经验，也无解决之力。而且，诗和诗性的文学，在面对对象时天然地应有一种距离，阿多诺便觉察到“思想家和艺术家……仿佛不是他们自身而是一类旁观者”。思与诗，代表了一种超然于物的能力。

正是超然的性征，造成了文学和艺术在人类悲剧面前的“野蛮”。从日本学习了东亚文学、又深受哀丽之美熏陶的郁漱石，何以在战争中往往有生存之惑，原因也在于此：固有的审美之情不能去除，理性与良知又在另一边拉扯，告知前者的无用与残忍。这是人物之惑，也是写作者之惑，他和人物一样不得不去思考：“奥斯维辛”面前，文学何为？邓一光借俘虏营长官饭岛之口说出这样的话：“生和死如此奥秘，如果加入神秘、怪异、荒诞和恐惧的梦境，死亡和生存的意义才是真实的哦”，[3]139这便是人与人的隔离、人对人的残忍；又借郁漱石之耳听到：饭岛年轻时去法国学习过绘画，在那里为达利的绘画艺术所震撼；他迷上了名画《蓝色面包》，从此醉心超现实艺术；“联系到他在战俘营里挑选鬼怪般的战俘拍照，这件事情就容易理解了”。[3]139如斯，产生自艺术所需距离的超脱，其残酷便格外鲜明。

如何破解文学和艺术直面人间惨剧时显现的那种残忍性征，而又不违背文艺天性要求的超脱？或许办法便在于扩大我们对于诗及诗性文学本质的期许。阿多诺的断言之所以成立，前提便是他认为，诗的本质是唯审美的。而一旦我们走出审美主义的迷雾，认识到文学也存在非审美的维度，那么“奥斯维辛之后”的困惑便不再是一个难题。“奥斯维辛之后”的真理性，建立在认为以审美态度对待人类的苦难和罪恶是非法的此一基础上。然而，“诗”是否必然只是审美的？学者余虹便认为，“‘诗’这一词眼所昭示的‘诗的本质’在其本真性上恰恰是非审美的，尤其对于‘奥斯维辛之后’人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4]370。“诗”的意义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得以显现，乃是因为“本真之诗将自身的本质展示为：真之显示（不是无知而是导入真知）和生存关怀（不是冷漠而是忧心）”[4]370。

如果注意到余虹的看法在逻辑和经验上双重的合理，那么，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断言，就显出了独断甚至荒谬。然而阿多诺的断言，在反面依然具有启发性，它启发我们重新反思审美生存的意义，同时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诗以及诗性文学的意义。毕竟，假如不能解决诗及诗性与苦难的共存问题，文学的尘世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幸而作家出于职业本能的知觉，往往先行于文学理论。在挖掘出“非审美”的正当性之前，《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然不避讳一种档案式的陈述方式。当战俘、辩护律师、国防部少将、情报司司长、贸易公司职员贡献出大量证词，为同一个人证明、同一件事廓清之时，事实未必就清晰，然而作家意图却清晰可判。邓一光是希望借细致（甚至到了繁芜程度）的讲述，在写出一个立体的郁漱石的同时，也写出许多个体的“人”——他也无法逃脱历史巨轮之中渺小个体身上发生的人性隐喻的诱惑。这一写作选择，多大程度上与作家的身世自省有关，是否存在某种自我“救赎”的驱动之力？我们不得而知。只就文字的呈现而言，由事件选择、行文节奏、颇具民国文学半文半白之雅趣的缀连处这诸多因素，传达出了哀婉悲悯的情愫。宕开一笔的萧红、陈寅恪、傅雷等人，又岂能称为闲笔？

自从近代西方将以“诗”称之的艺术纳入美学视野以来，但凡涉及情绪的感性活动，其评价与研究都不可脱离美学标准。如此一来，“艺术就被设定为感性活动且只具有审美价值而与真和善无关”，[4]371这一推论成立的话，艺术作为对残酷世界的冷漠一瞥，显然是野蛮的。作家的行为早于理论在反对这一点。郁漱石在集中营里，成为一位“冷静的”约伯式的人物。他因为成为日本心理学者冈崎的研究样本的缘故，短暂地得到了平常的食物，因此产生的心理是“因为那么快就把香喷喷的饭团吃掉而遗憾，紧张感很快就忘记了”；[3]200然而他又拷问自己。他一面以回忆涵养自身，一面一次次地骗过岗哨，去看望阁楼里被用以“慰安”的女学生，带给她食物，听她的故事，并且记下她的名字，甚至为之重新命名。郁漱石实际上，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成为执美善而求真的隐喻。他在感到美学与善行尽皆无力时拷问信仰，他与埃默里有相似的感受：“与非知识分子相比，在放弃最初的反抗后，知识分子依靠他所有的知识和思考都没法像知识分子那样去与毁灭者们对抗”，[2]35他转而直面自身以及他人的恐惧、软弱、自私和生欲，细觅在残酷情境下人尚存的恻隐之心。这一个人物的彻底之处，在经过了对其良善人性的铺陈之后，显现在他身处长期困境时的麻木与灵光乍现般的反思，也显现在他洗脱罪名之后突然间的死去。因为正像让·埃默里体验过的那样，经受过酷刑的人，“整个世界都是异乡”，酷刑之于心灵，较之身体更难磨灭。在经历过人间惨剧之后，美学和善行的标准再无法给人以被拯救的信心，郁漱石的选择似乎只剩下：为了见证而活着，像许多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知识分子一样，回应道德上的呼唤；或者在惨剧之中，就壮烈地死去，以身殒作为残酷的证明。而邓一光给予郁漱石的命运，是在陈述（一种见证的传达）之后死去，这意味着作者要完成的，是一个彻底的真正的悲剧。

真正而彻底的悲剧，必然脱离轻盈的审美愉悦，也必然脱离油滑的审丑冲击，它需在庄严之中写出美曾经为美而遭撕裂，善曾经是善而遭毁灭；它需追问困境和惨剧的渊源，痛惜人类的超越性价值沦为无用和无意义。然而它的最终旨趣，绝不是不惜一切地“活着”，而是“无法生存”之中的真，与残酷真相之中美与善的回光。

在这样非审美的维度之中，《人，或所有的士兵》成就自身为一部肃穆的作品。

2

悲剧书写的伦理之维

即使不言明，我们通过自身经验也能够感知得到，作家的写作行为实际背负着记忆的职能。作家与哲学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近似，他们都需要在叙事的同时阐释，只是作家更侧重叙事，而且他的叙事并非如哲学家一样需要类型化，甚至相反。如果作家的目的只在叙事快感的产生，那么他完全可以使用并不带有哲学目的的奇异见闻甚至想象。只是，哲学和文学仅凭这样的细节就判然可分了吗？或者说，它们需要如此“科学”区分吗？应当说，哲学和文学，可以视为不同风格的人间叙述，它们具备同样重要的价值。恰当的事例可以成为哲理的良好呈现，定义和概念可能成为深刻的叙事，二者并非仅仅是讲述和定义。

《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几乎所有的事例之中装入了隐喻，它让我们感到写作者意图超越他得到的档案资料、意图在一般性的家国情仇之上传递生存哲学的努力。它讲述人在俘虏营中的异化，令人想起卡夫卡；而写人在困境中的麻木沉沦，又令人想起托马斯·曼。只是，它最终还是与它们相异，这是因为它有着自身不能忘情的形上思考：当困境剥夺了人生存的本义，我们是否还应当、还能够记得生存？

战俘营的境况时刻在挑战超越性价值，在身体经受着饥饿、伤痛、困缚、死亡的同时，那在和平时期完全可以超然物外的形上之思，会以一种无价值然而更为凌厉的面貌出现。郁漱石固有的文学素养和个性，让他身处群俘之中而更敏感于存在的问题，在三年的努力适应和生存之后，他开始寻找“活过”的证明：

一千多名形容枯槁的战俘，他们是人类的乔木、灌木、藤木、草类、蕨类、藻类、苔藓和地衣，他们在D营停止了生长，以不同的方式死去，或者等待死去，证明他们还活着的只有他们的根、茎、叶、种子和孢子，那是他们的家人……

我找到了我的草籽和蝶尸！我指的是，战俘家人的名字。[3]612

郁漱石为邝嘉欣重新命名，收集各国战俘家人的名字，甚至试图模仿他们的家乡口音，他因为这样的行为而获得了短暂的生存兴奋，“我反复在心里默念人们的名字，从早晨一睁眼开始，直到太阳当顶”，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开始想念名字背后一个个活着的人”，“我开始想念自己的家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名字”[3]617。

当人的存在不能由自身来证明，邓一光似乎想说：那么他人的记忆，便代替自身行为成为存在的证明。“名字”在这个时候，成为连接两种空间的桥梁。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借助隐喻的力量，名字定义了人的本质。名字就像普鲁斯特笔下浸泡在茶水中的玛格丽特小蛋糕，它是接触到人唇颚之时唤起记忆的开关。在现代哲学之中，一个成熟的隐喻应当归属于弗洛伊德的牢狱，在人的潜意识的牢房里，看守监管着不安分的记忆。记忆远离意识，却未被摧毁，弗洛伊德的隐喻主题表达的是代表压抑的囚禁，而非遗忘所意味的消失。

被囚禁的记忆，究竟会对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当记忆不可能向着未来延伸，转而不得不依靠回忆，生存的意义从哪一方面才可以谈起？记住姓名，并不意味着只是“记住本人”。邓一光借“姓名”传达出的，并不止于困境中的生存焦虑，它实际上是一种质疑存在本身的痛苦；因为这痛苦的存在，造成痛苦的“困境”，无论背后存在着个体、群体、族群、国家还是体制的力量，都值得质疑其为加害的力量。这也是为何，诸如纳粹见证文学那样的文学形式，在“二战”之后屡屡掀起热潮：它们为当下的人提供了生存痛苦的极端形态，并引导人展开反观和追问，在历史时间的层面上，人在现代化当下的生存困境与他们之前的历史联结起来；在隐喻的层面上，它让我们发现人的生存痛苦本质如一。《人，或所有的士兵》之一书，虽然并非直接的见证，然而凭借作家的同理共情，它实际模仿出了一种见证；它于当代文学的启示意义，也可作如是观。

那么，既然记忆于生存而言如此重要，是否存在记忆的伦理？在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观点中，伦理规定了人际间的浓厚关系，它与道德不同，道德规定的则是浅谈的关系，深厚与浅谈的分界在于关爱之心的浓淡。[5]35-37因为伦理的缘故，我们将人视作纯粹的人，而非仅仅是在同情心的映照下看到的贫困的人、困境中的人。《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身处极端的生存困境之中，作者借郁漱石为他们哀悼与纪念，但那并非因为他们痛苦过，而是因为他们作为人存在过。邓一光或许并未意识到，但他实际站在了伦理的准线之上：他书写，或开始于他发现了战争暴行的事例与事例之间共通的特征，或出于难以抑制的公义之心，然而他对在历史档案中极可能无名的战士与平民的念念不忘，已然昭示他与其人物之间发生了基于浓厚关系的忠诚，甚至获得了共同创伤经历，他对他们发生了非工具性的关爱——而这一种关爱，正是他的“记忆”揳入的地方。

作者的关爱使得他笔下的人成为纯粹的人，因而即使论及阵营与敌我，人物的复杂性也构成小说的闪光点：郁漱石身上坚韧与沉落共存，冈崎小姬拥有世家身世与被视为战斗英雄的未婚夫，饭岛的艺术性格与他的参战经历，甚至美国大兵表现出的与战俘营不协的乐观、被俘女生邝嘉欣的温顺与柔情，都令此书成为一本意在人，而非客观表现战争的书。书中一条隐线也在昭示这一点：冈崎小姬作为郁漱石的对照，与之共同讲述着人对人的观照。冈崎的观照服务于战争与学术，具有明显的工具性质，然而她的目的在于了解和记录极端困境下的人，这与郁漱石又何其相似！只是冈崎，即使作者通过姓氏，暗示了她与郁漱石的对照关系，她也因为缺乏关爱之心，终归会受到伦理的责难。郁漱石最后发出的呼声，似乎寓示冈崎心中闪现了关爱之心的微光，但其作用也在昭示困境，而无法开脱冈崎的罪责。

学术和艺术，在“奥斯维辛”面前显现出野蛮与残忍，皆因其超脱的本性。冈崎这个人物的事迹，在文本之内与我们的文本外之思形成对应，引导人思索包括向美向善在内的形而上的思绪，以及那些在和平时代可以自矜的学术理性，在人类悲剧面前应当取怎样的视角和姿态，才有可能在贴合苦难与惨景的同时又避免滑入一般化的抒情。实际上，记忆的伦理与此接近，它是一种纪念和讲述的驱动力，要求的是记忆者身处与被纪念者相近的创伤之中，以“幸存”而关爱的心情，讲出后者存在的证据，和他们可能未尝思索过的如此这般生存的形上之义。郁漱石的生存见证藏于父母兄姐、爱人、同学、同事的记忆之中，俘虏营中的无名之辈们藏于郁漱石的记忆之中，而郁漱石以及不见于档案的氓氓众生，则藏于作者的在大量战争资料面前的克难尝试之中，也藏于读者的共情之中。当人物、作者、读者之间基于感受和关爱的闭环产生，艺术也就因此有可能超越它冷漠的审美之维，进入对艺术伦理的实践之中。

3

以何入诗

如果以历史真相作为价值标准，那么在“真实性”面前，所有“反映战争”的艺术作品，都不能与亲历者口述抗衡。瑞士人本雅明·科米尔斯基撰写了一部回忆录，内容关于他作为一个犹太小孩所经历的纳粹恐怖。这部回忆录以《碎片》为题发表之后，获得了评论高度赞许。然而，在经历了调查之后，这部作品却被发现真实性上的问题，也就是说：科米尔斯基本人的真实经历与他回忆录中所述是不符的。

然而，有过集中营体验的研究者古德曼却持有中论，他认为科米尔斯基并非伪造者，他阴暗的童年生存经历是他想象纳粹恐怖的素材，“他是一个把他的灵魂深深植入其故事生活的人。痛苦是真实的”，“科米尔斯基写的是他深刻理解的故事，这才是真实的。所以，即使他不是犹太人，他被大屠杀深刻影响的事实才是最为重要的。”[5]162

《碎片》所得的评价发生了逆转。然而，引发舆论倒退的只是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吗？假如科米尔斯基从一开始就不自称这是一部回忆录，也不坚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借此身份号召回忆历史，那么这也许只是一个真实性的问题。科米尔斯基得到的最重要的质疑，在于他伪造了历史的见证人身份，即使他通过悲悯的语言，经历了与历史惨剧之间的精神吻合，但他依然缺乏个人遭际，这使他无法成为见证人。

书写战争的作家们，将要面临的质问可以说，正是由科米尔斯基的困境衍生出来：缺乏真实遭际的写作者们，凭借什么重建历史，甚至发出道德方面的号召？《人，或所有的士兵》尝试回答了前者，但对后者的答案，邓一光似乎并不确定。小说虚构了郁漱石在日在港的经历，借大量细节传达价值见解，其中还花费了不短的篇幅，虚构了郁漱石与寓居日本和香港的张廼莹的相见。某次见面，作者借“张姐姐”之口，评价李叔同：

“尿性男人就靠得住，该着世人稀罕？”张姐姐睚眦着眼看我，抽冷子诘问，冰冷的口气中夹带着明显的不悦。“好个‘长亭外，古道边’，有太太孩子的男人，倒是做得敞亮，和妓女李萍香诗酒唱和……两个太太一双孩儿丢在尘世不管，五迷三道去庙里做和尚，出溜女人孩子一生，叫个什么大我？”[3]102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郁漱石的审美之维在萧红的道德之维面前发生了惭愧的感觉。如果将此看作一个隐喻，那寓意之中也可以包含着作者的反身体认：他作为一位文学家，既无切身的经验，如何说服自己相信他基于美与善而重建的历史之中具备某种正当性？文学往往以正当的虚构为自己辩护，然而一旦文学重建的对象是人类惨剧，而非日常生活，那么这样的重建必然因为假设和经历的难度而面对真实性的诘问，甚至面对伦理与道德双重的诘问。文学家不能将自己假设为见证者，因为这样，便失却了见证以维护真实的意义，那么，文学家凭借什么，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无愧地写诗？

《人，或所有的士兵》并非没有给出这样问题的答案。小说塑造了群像一般的人物，而其中不少人都被赋予易感善思的特征，而且大多言辞恳切，行动真诚，未有遮掩。这未必是真实的寻常人的特点，但它产生了一种语言效果：作者摒弃了讽刺，反讽的使用也被他降到最低，因此小说中的修辞语势中显出一种几乎“全然的”真诚。

这种修辞之诚的重要性于《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种“重建”文学而言不言而喻。小说虚构了一群历史见证人，他们因为同时共存，既享有共同记忆，也因各自的独特体验而贡献出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就文学作品内部而言，这种结构显然是圆满自足的，它在想象的世界中完成了记忆体的建设，讲出了作者间接体验到的真实，或者说，一种精神上对消极生存的理解和同情。作家凭此，走向了“入诗”的第一步。因为在“奥斯维辛”惨剧面前，文学的任务不应再是轻盈的审美，而应让位于非审美维度的求真与记忆伦理，所以在“入诗”面前，“奥斯维辛”题材对语言创制的要求，甚至应该让步于它的情感召唤。好的“诗”之中总是徘徊着两种记忆情感：一种表达着表达的对象，另一种则进入对过去情感的再体验，也即追忆之中。

一位文学家可能会在对过去情感的冷静沉思和热切再现之间选择第三条路，即华兹华斯一般地在平静中沉思过去，直到产生一种新的自然流动的情感，与沉思的主题一脉相连。《人，或所有的士兵》虽然是沉痛的，但通过它极有铺排秩序的修辞，我们不难相信作者书写时的冷静，和他书写前的深思。因此，与在文中建构记忆体的同时，小说也在有序地建构它的情感。文本中属于“积极情感”的诸如爱，对其纯粹性的正面表达并不多见，这反而令我们相信作者的冷静。甚至郁漱石与昔日日本恋人阿国加代子的重逢，虽为哀情所笼罩，但这次重逢背后的“研究”安排，其背后的冷漠和反人性的特征却几乎消解了相见本身的哀情。邓一光更重视表达的，是对屈辱的想象，对“消极的”向死之情的再现。

“屈辱”在《人，或所有的士兵》这一部小说之中，其意义远不止于如日常生活中可以体验到的人际间的窘迫关系，它带给作者和读者的，都是一种构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作者或是读者，都在充分的氛围之中，找到了一个“感同身受”地将自己认为是失败者的方法。“屈辱攻击了我们的人性，但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成为认识我们是谁的建构性工具。”[5]121这样的文学实践背后的观念，恰与华兹华斯认为的，快乐赋予和增强了人的尊严的观念背道而驰。然而诗、文学、艺术与情感的关系，我们作为读者和写作者，也曾有过它们因为屈辱情感而增强的体验。如果将一部文学作品的本质判定为“诗”的话，那么“入诗”的内容，并非只能如华兹华斯认为的一般是宁馨的。

尤其在面对“奥斯维辛”题材的时候，悲剧在本质上是反审美的，包括屈辱再现在内的消极体验和消极情感却与人本主义直接相连。精神创伤比肉体创伤更为持久，侮辱和耻辱的影响力较之身体的疼痛持续得更久，这尽管只是一个普遍性的认识，但是正因其普遍性，我们认可了书写精神创伤，对人类未来而言的有效性。《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屈辱之外，更书写了大量消极的情感，如恐惧、隔离、疏远、嫌隙，如此种种足以瓦解共享的屈辱，甚至消解共享的记忆；当本来包含人与人之间休戚与共内涵的共享记忆消解，人际间所谓的命运的共同体也将不复存在。小说中俘虏内部的国共对立，美国俘虏有办法获得远丰盛于中国俘虏的食物，李明渊在修道院嬷嬷的保护下在停尸房中苟活，围绕菜园班的俘虏之间和管理层之间的思虑谋划，凡此种种事件，皆揭示了极端困境中的人与“团结”和“命运共同体”无缘。《人，或所有的士兵》并不选择纯净的美，而是颇似波德莱尔地以“恶之华”入诗，因此它肃穆地写出了一个鬼魅的世界。

“鬼魅”难道不正是“奥斯维辛”的本质吗？在一个常规的世界中，想象他人非为难事，所谓的共情也是大体只需同情心就可以完成。然而在“奥斯维辛”的世界中，秩序不复常规，人的生存准则退回本能，形上的救赎力量消泯于真实的残暴，我们要透过怎样的棱镜，才能向之投以正确的一瞥？人本主义主张，人是伦理和道德正当性的唯一渊源，但人是否是这类正当性的充分渊源呢？显然后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人类，我们需要拿出证据，才能支撑行为和观念之中蕴含的正当性。《人，或所有的士兵》给出的正当性，是它对人性碎片的省悟和反思。大量消极的政治图景，填满了该小说的叙事空间，它其实发出了一个严厉的问题：比较起强调通过制度推动人的尊严和幸福，是否我们还应该考虑如何制止和避免对人的侮辱与伤害？阅读档案，重建历史，再写“奥斯维辛”，它尽管面向过去，其目的实际向往着未来。文学和艺术面对悲剧给出的洞见，实际是再体验之后的一种“记忆”，这一“记忆”显然是留给未来的，它并非日常记忆，而是蕴含了求真之思和神圣关怀的“苦难记忆”。能够对《人，或所有的士兵》之一书留下的最深思索做出回应，我们在阅读和写作之时方才有资格自称：我赞赏自己能想象他人之为人。

注释

[1]汪剑钊.写，或者不写，都应该被允许[N].文学报，2020-2-19.

[2][奥地利]让·埃默里.罪与罚的彼岸[M].杨小刚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8.

[3]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4]余虹.奥斯维辛之后：审美与入诗[A].艺术与精神[C].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M].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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