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 | 拉康“研究”在中国：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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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书评人专栏
【导读】雅克·拉康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文知识界已经不再陌生，但因为一些人为和非人为因素的影响，“拉康在中国”和“拉康研究在中国”远不及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这样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来得通畅，近10年有关拉康读物的出版，一方面证明了“拉康”这个名字的市场号召力，另一方面则凸显了本土研究的策略性“后撤”。
【关键词】精神分析 “三界” 再来一次
今年（2021）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诞辰120周年、逝世40周年。虽然只是两个平常的数字，但对于精神分析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对知识英雄“死亡时刻”的不断召回总是可以为幻象“圣化”提供最充沛的滋养。眼下的这个文字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纪念”，更不是给亡者涂抹香膏的仪式，它更像一次简短的“讲述”：讲述拉康的“幽灵学”，讲述拉康在我们这里的“徘徊”和“挫败”。
拉康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学术刊物或著作里是什么时候，我没有做过考据，但他最初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这个时间是比较确定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是生活世界的人生观大讨论，另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界的现代派争论，使得“自我表现”成为中国现代性旗帜上的一枚徽章，而当时用来涂写徽章的两个主导话语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以，80年代中期前后，国内掀起了弗洛伊德作品“出版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一本研究性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金初高译）。这其实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有一篇用很小的篇幅介绍了拉康。接着1988年，东方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一本苏联学者的著作：《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李亚卿译），其中有一章是对拉康的介绍。这两本书的重点都是精神分析学，涉及拉康的部分理论性都比较强，且翻译很不规范，在当时的语境下几乎无法理解。
实际上，拉康真正引起中国学界注意，是得益于同时期的另一本书：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伊格尔顿的这本书于1983年出版，1986年首次被译成中文，并且很快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译本。书中“精神分析学”一章对拉康的“镜像阶段”“菲勒斯”“俄狄浦斯情结”、欲望的“隐喻”和“转喻”等基本概念做了清晰浅显的介绍，并尝试在文学及文化批评的语境中对它们进行延伸性的运用。要知道，1986年前后，国内批评界正在追求方法论革新，伊格尔顿介绍的几种方法——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当时大都水土不服，唯有精神分析学似乎还可以找到对接的空间，尤其伊格尔顿对拉康理论的延伸运用，对国内的文学艺术批评发挥了近乎启蒙的作用。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非戴锦华莫属。
1989年，孟悦、戴锦华在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已经开始借用拉康式的概念；到1993年的《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中，戴锦华已经能够自觉且自如地运用拉康理论讨论第四、五代电影导演，其中就可以看到她在伊格尔顿版的基础上对拉康的“隐迹书写”。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真正的拉康研究启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戴锦华版的拉康，这不是因为她使用了拉康的术语，而是因为她在拉康理论和时代书写之间所做的某种“缝合”。例如，她在“镜像”“弑父”“子代”“他者”这类概念中叠入的代际、性别、“第三世界”等议题，既是所论文本的问题，更是20世纪90年代正在全球化的门槛上前后张望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语境，戴锦华以其特有的“缝合术”让她的历史写作成为历史构层的一部分，这使得她的写作带有极强的症候性。
相较之下，国内的拉康研究起步要晚得多，直到21世纪初才有著作和论文出现。但发展势头也很迅猛，从2000—2011年的10多年时间里，就有近10部专著问世。总体上，21世纪最初10年的拉康热有两个特别的语境。
一是齐泽克热的推动。通常我们把齐泽克视作左翼理论家，实际上他是很另类的左翼，例如，你在他那里可以看到“事件”但看不到“历史”，可以看到“概念”但看不到“理论”，可以看到在各种社会文本、文化文本和理论文本之间天马行空的“穿行”但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批判”。拉康是齐泽克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垫脚石，但后者对拉康理论剪裁式的阐发、挪用和嫁接，在激发读者阅读震惊之余，让人感到垫脚石同时也是绊脚石。因此，当阅读齐泽克成为大学里的一种时尚时，回头去系统地阅读和理解拉康就成为一个必修课程。
另一个是文化研究尤其是视觉文化研究的流行。与美式泡沫学术“后现代主义”叶公好龙式的理论挪用不同，20世纪末21世纪初引入国内的“视觉文化研究”有着更为鲜明的学术底色，虽则国内现有的视觉文化研究经常充斥着一种奇怪的“传播学”热情。视觉文化研究，不论是历史研究，还是问题研究或具体的文本研究，都讲究严谨的“方法论操作”。这当中，包括拉康在内的当代法国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以外最重要的方法论武库。
当然，如此强调语境的在场，指的是本土的拉康接受的氛围，这并不等于说本土的拉康研究是为回应此种语境而展开的，相反，现有的拉康研究的成果基本都是“纯理论”研究。再者，在此刻意回避精神分析实践的语境，也不是否认国内的“分析师”团体在推动拉康热的过程中的作用，那只是因为拉康研究和拉康派的实践目前还缺乏对接的契机，也许这两个团体之间需要一次真正的“精神分析行动”来处理他们各自的“移情”设置——不是分析师躺椅上的移情和反移情，而是因为对拉康的不同“使用”方式造成的两个团体之间浅薄的抵牾。确切地说，两个团体的欲望铺陈导致了一个拉康意义上的“斑点”，使得相互鄙夷的双方都忘记了：拉康才是他们共同的“躺椅”。
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国内拉康研究的具体成果。一个令人困惑的现状是：最近10年，本土的拉康研究进入了冷却期，问世的新成果数量甚少。但另一方面，“拉康热”或公众对拉康的兴趣仍在延续，在引进版权迟迟无法解决的背景下，在直接阅读拉康对大多数人还存在巨大障碍的情况下，引入国外的拉康研究就成为理想的替代方案，它至少可以让我们在享用拉康理论的“剩余”或“残渣”中获得“替代性的满足”。
检视一下近几年翻译出版的有关拉康的成果，可以看到四种基本的“文类”：传记、导读、导论和词典。简单地说，它们都是写给公众的“指南”。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是活跃在当代法国思想圈的一位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她曾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女疯癫者，她还编写过一本规模浩大的《精神分析学词典》。但她真正重要的写作是早年的一部两卷本巨制：《百年大战：法国精神分析学史》（以下简称《百年大战》）（1986），其中第一卷围绕弗洛伊德与法国的纠缠回顾精神分析学在法国的早期传播，第二卷则以拉康为中心叙述了法国精神分析团体的建制冲突。1993年，卢迪内斯库又出版了她的《拉康传》，按她自己的说法，这本传记算是前两卷著作的续集。2020年，她的《拉康传》在中国翻译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王晨阳译）。
实际上，相较于《百年大战》中更为立体的拉康肖像，这本传记要逊色许多。在《百年大战》中，卢迪内斯库以争吵和分裂为叙事线索，呈现了拉康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法国精神分析团体的纠葛和斗争，也对拉康派内部的一系列冲突进行了揭示。以建制冲突而不是核心人物为焦点来展现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这种叙述方法在整个精神分析史的写作中都是少见的，因为精神分析圈子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写自传以来，盛行的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偶像化写作传统，卢迪内斯库则通过聚焦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建制的运动，凸显了精神分析“组织心灵”的暗黑一面。也是因此，她的写作在巴黎拉康派自封正统的圈子颇受非议。但从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运动的角度说，这不乏是一种理想的路径，可让我们接触到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组织化、建制化的运动的创伤性内核。这个创伤性的内核，自弗洛伊德创立协会的那一天开始，就表现为因权威和服从的结构性关系而引发的种种集体症状。拉康自己也一度被这个症状所捕获，他也曾渴望赢得协会的认同，但一系列对他而言具有创伤性的场景使他最终走出了象征性认同的幻觉。他放弃了为赢得认同而上演的种种自我拟态，用“你究竟想要我怎么样”来质疑那个大他的欲望，用“实在界”的狡黠把大他放逐到空无的荒野，然后通过欲望在大他或父法（比如，协会有关分析程序的种种建制化设计）之边界的不断僭越，直接击穿大他拼死护卫的所谓分析伦理的伪善。在这个意义上，拉康无疑是精神分析世界里继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英雄，因此，卢迪内斯库的历史写作看似是对英雄“暗黑”一面的过度暴露，实际上是调用“反英雄”作为英雄书写的策略。
与《百年大战》以建制冲突为叙述主线不同，在《拉康传》中，卢迪内斯库回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拉康的学习、生活和交际，拉康与时代知识英雄的互动（巴塔耶、阿尔都塞、德里达），拉康对历史和时代的各种思想、思潮（从黑格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从结构主义到拓扑学）的借用和改写，是她完成/建构拉康“生平”的基本素材。在这里，拉康的形象不再是跟建制作战的“斗士”，而是和各种伟大的思想密切互动的“时代之子”，而这恰恰也是喜欢颠覆正统的拉康为精神分析学确立的将技术理论化的“另一面”，是拉康用来革新精神分析学的利器，尽管卢迪内斯库对拉康思想的激进性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拉康传》主要还是一本人物传记，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传记，其中对拉康理论的介绍比较简略。并且作者主要集中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拉康，而拉康理论的“谜团”恰恰大量集中在他生平的最后10来年，对于擅长历史写作的卢迪内斯库来说，可能难以驾驭。
所以，相较于对拉康生平的了解，我们可能更需要一本通俗的理论导论。在西方世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拉康的这种导论式写作一直存在，但水平参差不齐，成功之作甚少，肖恩·霍默的《雅克·拉康》不是其中写得最好的，却算得上是最受普通读者欢迎的。2014年，重庆大学出版社以“导读拉康”为题将这本书翻译出版（李新雨译）。
对于拉康，考虑到其理论论说形式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一部成功的理论导论应该顾及几方面的关系：阐释框架和理论内容的关系；以1968年为界，五六十年代的拉康和70年代的拉康之间的关系；1966年出版的《文集》和这之前的研讨班之间的关系；分析家的言说、哲学式的言说和数学化或形式化的言说之间的关系。要在一部导论作品中同时照顾到所有这些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所以，西方世界采取了几条“投机取巧”的路线：或则以某一个或几个概念为中心；或则以某一个文本为中心；还有最流行的以“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这个三元组为中心。霍默的拉康导论大体属于第三条路线，他以“三界”为基本的概念框架，先是厘定每个概念得以提出的理论语境或思想来源，接着分析拉康对它们的使用，最后还以例证的方式讨论它们在文学艺术批评中的运用。整个写作条分缕析，行文流畅，读起来比较轻松。但即便如此，霍默的导论还是难以担当“导论”的重任。且不说研讨班文献的缺失和许多核心概念的遗漏，单就“三界”本身而言，霍默对“三界”拓扑学的省略是很大的缺憾。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三界”其实并非拉康理论的“内容”，它是一个阐释框架，拉康几乎所有的概念都可以或者说都需要置于这个框架中来理解。拉康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主体的认同；欲望的辩证法；快感的经济学；驱力或“基本幻象”的运作等。这些内容是相互交叉的，但各自切入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尤其是，它们的展开都需要“三界”的阐释框架，需要在“三界”本身的相互运作中完成。就此而言，单单以“三界”为框架的写作很容易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误导，西方世界就在这个误导中徘徊了很久。
与导论式的理论梳理相匹配，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拉康还需要一种读物：词典。的确，不论你是阅读拉康还是研究拉康，打开他的书，几乎每一页都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概念”：有的是精神分析专业领域的，有的是他自创的，有的看似是日常用语，但也被拉康概念化了。所以一本有关拉康概念的词典是十分必要的。迪伦·埃文斯1995年为拉康精神分析学写的“入门性”词典就是这样一本工具书，在拉康的读者和研究者那里被广泛使用。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将在2021年上半年问世（李新雨译）。
就像埃文斯自己在“前言”中说的，一方面，词典作为一个共时性的系统具有“封闭的、自我指涉的结构”，另一方面，其意义又不呈现在任何地方，而总是在连续的换喻中被延宕。埃文斯的这个先行意识是准确的，但问题在于：作为一本词典，该如何确切呈现那个换喻的过程呢？或者说，面对拉康在理论言说中的连续换喻和意义的无限延宕，他的术语可以被词典化吗？
比如，我们都知道，拉康最有名的口号就是“回到弗洛伊德”，这个口号至少在前十期研讨班（1953—1963）是得到了比较认真的落实，但是，自1964年研讨班移到巴黎高师以后，拉康就进入了另一个“返回”：“回到拉康”。不断地回到拉康的“曾经”或“已经”，不断地用新的技术手段来重新阐释他的“曾经”，最终使一切的“曾经”都变成了“未来”，使一切的“未来”都变成了曾经的“已然”，这就是拉康的“先行到来”。这种不断的自我返回就是拉康的无意识重复，它实际上是拉康对自身理论想象性的“回溯式”重构，这使得我们对他的所有概念的理论化努力都变得异常艰难。在这个意义上说，一部理想的拉康词典，其重点应当不是去厘定他的术语的确切含义，而是为术语出现的不同语境提供完备的索引。埃文斯的词典出版于20世纪末，那时候拉康研讨班的文本还只有很少的部分被整理出版。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埃文斯的梳理。
当然，让拉康研究真正取得突破的关键还是对拉康文本的阅读，基于版权方面的原因，国内目前只出版了拉康《文集》的中译本（另外还有一个小册子《父亲的姓名》的译本）。《文集》当然是拉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该译本刚刚出了新版，但译文问题使得这个译本对拉康研究几乎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拉康是十分重要的当代理论家，那拉康研究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未竟之业。在现有情况下，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也许仍需要去做：具体文本的导读。这实际上也是国外拉康研究十分重视的一个环节，早年就已经出现了多种围绕《文集》中的单篇论文进行的导读写作，到21世纪的时候，研讨班的分期导读也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青睐。在国内，目前翻译出版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作品，是菲利普·拉古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合作对《文集》中的一篇演讲“无意识中字符的作用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的阅读，中译标题为“文字的凭据：对拉康的一个解读”（张洋译）。
我们知道菲利普·拉古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都是德里达的信徒，也是海德格尔的信徒。两人对拉康文本的选择是高度策略性的，因为拉康那个演讲的主题是语言和真理的关系，演讲共有三个部分，分别叠入了三个角色：索绪尔、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这三者恰好也是德里达早年处理过的对象。拉巴特和南希的阅读集中在语言学的方面，看似是“逐字逐句”读拉康，实际上处处绵里藏刀，直指拉康“能指的科学”，指认那里隐含着一个无有终止的“内在目的论”，亦即拉康的“文字学”最终也未能摆脱德里达“批判的”文字学极力想要颠覆的东西。因此这一阅读也被拉康做了一个“政治性”的回读，在1973年这本书刚刚上市的时候，拉康就在他的研讨班上指责两位作者不过是“爪牙”。
一定程度上，近几年的这些移译工作更像是国内拉康研究的策略性“后撤”，相比而言，我国台湾学者沈志中2019年出版的《永夜微光：拉冈与未竟之精神分析革命》显示出更值得尊重的学术姿态，我们也许需要对拉康“再来一次”。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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