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龙 | 并立的“文明论”与现代性反思中的现代文学研究 ——读耿传明《扣问与触摸——百年中国文学的精神史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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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性 文明论 现代文学
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最初是通过与“传统”划界、对“传统”进行反叛的方式确立自身的。它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视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由此将“自身”确立为文明的唯一标准，建构起一种自我中心化的排他性叙事。这也就带来了现代性理论中“传统”与“现代”在评价上的巨大偏颇。在欧洲由于其深厚的宗教基础，现代性一出现即受到深刻的质疑和批判，可是在中国，它却因为其作为救亡图存的有效方式的巨大历史事实，而在历史的发展中，由手段（中体西用）逐渐上升为最高价值和目的（全盘西化）；而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则恰好被归给了“传统”。这就使得在人们对于“传统”和“现代”认识和评价的偏颇愈加的极端化：“传统”被整体性视为糟粕遭到不由分说的激烈摒弃，“现代（性）”则成为绝对化追求的最高目标，其本身的巨大缺陷则很少被认识。然而正如西方自始的现代性批判所揭露的那样，现代性本身实际上就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和危机，其灾难性的后果在20世纪世界包括中国的历史中普遍地暴露出来。这也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审视现代性的同时，重新思考传统，思考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现代性理论的这些局限同样也就深刻地制约了基于它而展开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和“现代”的两分，以及对文学中现代性质素的认识明显不足。这就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论范型。“文明论”的研究范型正适应了这一点。
新的“文明论”是21世纪中国知识界为重新阐释和理解“中国”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范式。不同于以往的中国论述，如民族—国家论、现代化论、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冷战论等，文明论则主要从“文明”的角度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和阐释。不过，这里的“文明”，不再是一个与“野蛮”相对的形容词，也不再是一个大写的普遍价值体，而是一种宏观且复数的人类构成体单位。也就是说，它不是与“野蛮”相对的“普遍主义文明论”中的“文明”，也不是与“文化”等义的“民族主义文明论”中的“文明”，而是一种“复数文明论”中的“文明”。在这种“文明论”视野中，“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形态之一。“中国社会被视为‘中华文明体’的当代延续，其国家形态是区别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独特政治体，而其文化认同则需要重新深植于古代传统的现代延长线上。”[1]这种“文明论”范式的提出，虽是人文社科研究界一个总的范式转型，但它所蕴含的基本理念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
“文明论”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在“文明”的意义上，强调文明历史的连续性；将“中国”视为一个连续的文明整体，在一个长时段视野中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在这个视野中，中国的“传统”和“现代”不再是分裂和对立的，而是连续的、平等的、互为主体的。并且这个连续性关系不仅是实践性的，也是“解释性”的。在其中，可以“用过去解释现在”，也可以“用现在解释过去”。[2]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这样就突破了此前现代性研究范型中根深蒂固的普遍主义文明论，而又不会坠入复古主义。这可以有效地解决此前现代性研究范型的局限。
耿传明教授的《扣问与触摸——百年中国文学的精神史探寻》正是在这种复数化并立的“文明论”基础上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作者较早走出了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理解“现代”与“传统”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现代性”所主导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价值观进行质疑和反思。在此基础上，他从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视角，即20世纪中国人心灵变革的角度，将外部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与人内心的波澜起伏贯通起来，加以衡量，呈现了外部看不见的人的内心的峡谷和断崖。诚如作者所述，“论文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文学、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古今之变’，而主要关注点则在于新旧转型过程中的人心之变与文学之变的关系。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考察置身于这段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荡中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绪的变化，也就是现代中国人体验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我看待文学的宽泛的‘精神史’或曰‘心灵史’的视角”[3]自序，1。这个视角给通过文学研究把握时代精神整体和深入人心之幽微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个宏阔又不失具体的视角下，“传统”与“现代”被平等地并置于客观审视之中，不但反叛传统的决绝，而且守护传统的眷恋都被纳入文明重建的视野之中，从而实现现代与传统在更高层面上的融合。而对这个时期的文学和主要思想家的研究，使得作者在20世纪中国人的现代性追求中发现了一种乌托邦文化心态和蕴含在此心态中的一种一元论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著者将这种乌托邦式的现代性追求称为“宗教性的现代性”[3]，它具有赋予有限之物以无限属性的形而上趋向，而作为其反对面的则是以世俗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进路，它代表的是一种终极价值虚无化的此岸主义的人生态度。而这两者看似冲突，可从深层来说却是相互依存、彼此支撑的。
这里最为重要的还不只是著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还在于其研究中所展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型。它首先就体现在作者对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追求所持的观察视角和隐含的评判上。不同于一般地站在民族—国家救亡和寻求解放立场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现代性的研究结果只是论证了这种追求的历史合理性，却很少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则早已经超脱了这一民族—国家救亡的现代性追求层面，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对现代性、对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进行了审视。这个更高的高度其实就是“文明论”立场。正是在“文明论”的立场上，作者避开了基于民族—国家救亡历史需求对“传统”和“现代”所做的预设性观察和评定，从文明论人文关怀出发，基于历史的客观分析而指出了中国现代性追求中的宗教性和世俗化的问题。而其进一步的深入，便触碰到了现代性的“自然人性论”的缺陷问题。作者由是提出其解决之道，即呼吁“道德人性论”的复归，要求在“一种整体性的、扩大了的人文视野”中，对“现代性单一的‘自然人性论’观念”进行超越，“将传统的‘道德人性论’也纳入对人性的理解和认识之中，形成一种能反映出人的多层次需要的完整的人性观念，从而避免对人的理解的削足适履倾向”。[3]自序，2这就透露出作者真正的关怀所在了。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悄然地进行着——“传统”实际上一直是作者思考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背景和参照；它褪去了它在民族—国家救亡的现代性追求视野中的负面形象，而呈现为一种足补现代性之不足的宏大存在。最终就可见作者的旨趣所在：“文明论”视角下的“现代”关切，“传统”则作为其构建未来的一种重要力量和资源而显现出其巨大的身影。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学文化流动变化的一个阶段，“传统”和“现代”其实都以各种方式有机地参与到了共同体的建构中，单一的现代性研究实不足以涵括其所有，不足以透视其深层次的问题所在。因此，在现代性已经受到诸多批判、其建构性能力逐渐衰微的时候，寻找一个更加完善，更具涵括力、阐释力、建构力的研究范型，就成为很有必要的事情。如此，由“文明论”范型取代“现代性”范型也就是必然而又自然的了。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文学研究领域这方面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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